香港 --- 在中国，假货无处不在，因此有句话说“任何东西都可以伪造”。当然，假货并不仅限于商品，就是在社会和法律领域，假的东西也比比皆是。近年来，假离婚个案频频见诸报端，呈不断上升趋势。假离婚背后的原因或藉口林林总总，但归根到底都跟钱有关。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离婚十分稀奇罕见（要离婚既复杂又困难，其中一个规定是，离婚要获得单位领导的批准）。2003年10月开始生效的新婚姻法，大大简化了离婚程序，离婚率因此激增。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从1985年到1995年，离婚率至少上升了一倍；2005年更增至三倍，每千人当中就有1.37人离婚。在2005年，劳燕分飞的夫妻达到179万对，不过喜结连理的也多达823对。
至去年，离婚夫妻更突破190万对，比前一年增加了12.8万或7%；全国民政部门登记离婚129.1万对，比上年增长9%，法院办理离婚62.2万对。去年的离婚率为千分之1.46，比前一年的1.37为高。
和经济实力一样，中国的离婚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千分之3.7。不过，中国离婚率上升速度之快，却令许多“发达”国家也感到惊讶。要知道，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一直强调“莫教人分妻”。
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向来倍受质疑，那么离婚数字呢？咋看之下，似乎应该没什么水分的，因为离婚数据统计起来并不难，简直就像1加1等于2那么简单。可是，如果说有些离婚是假的，这些数据就难免失真了。事实上，中国媒体报道过的“为利离婚”个案还真不少。
例如，北京的《法制日报》曾报道，在四川省宜宾县革坪村，去年初仅三个月内就有86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包括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夫老妻，下至20岁出头的小两口。小小一个革坪村为何突然刮起“离婚潮”？
刘方载（化名）和马秀云（化名）离婚25天后，两人又在婚姻登记处兴高采烈地办理了复婚手续。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呢？和其他人一样，促使他们离婚的是当地颁发的一纸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离婚后，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和补偿。
今年3月，四川宜宾县国土局发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4月19日，该方案经宜宾县政府同意后开始实施。革坪村等3个村民组属于征地拆迁范围。据悉，按照该补偿安置方案，征地拆迁后的房屋安置以户为单位，在享受每人20平方米的还房面积基础上，符合分户条件的每户增加20平方米。为了多获得这20平方米的面积，感情很好、还有一个孩子的刘方载和马秀云才想到了“离婚”，“等合同签了再复婚”的计划。
当地的官员都很清楚“闪电式离婚再复婚”是怎么回事，但也无可奈何。一位干部说：“村民要离婚是合法的事，我们总不能拦着不让离。只要他们是走法律程序离的婚，我们也没理由不给离婚证书。”
这场被媒体戏称为“集体离婚”的闹剧，绝非唯一的中国式假离婚例子，也绝非只在农村地区才会上演这样的戏目。去年7月，上海浦东也有十余对夫妻突然“闹离婚”，原因是他们所住的那块地被征用，为了以后能多分到房子，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假离婚。
为吃“低保”（最低生活保障），也是假离婚的一个原因。为了纾缓失业、残障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北京推出了一个低保计划。按照该计划，低保领取金额并非根据家庭人口计算，而是以户为单位发放。因此，人数越少的家庭，按人头领取的低保自然比人数多的家庭多。这种发放方式合情合理，因为家庭日常开支的增加，同人口增加是不成比例的。这就给那些企图多领低保的家庭以可乘之机。通过假离婚，一些家庭就由一户变两户，领取的低保也就多了一份。
北京西城区福绥境街道有关部门，曾对该街区的30户低保户做过一份调查，有23对夫妻离婚后申请领取低保。其中20对夫妻离婚后已经领到了低保，3对离婚后申请低保待批；有20对夫妻离婚后既领取了低保，又生活在一起；有2对夫妻在离婚后领取到低保，但来往还非常密切。
为了获得工作机会，也是中国人选择假离婚的动机。近年来国企改革革掉了很多职工的岗位，当中不少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夫妻。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要安排下岗工人重新就业，但由于下岗工人实在太多，一些地方只得规定只给下岗夫妻的其中一个安排工作。规定一出，很多下岗夫妻火速离婚。
被公诸于众的假离婚个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在官方公布的2006年190万对劳燕分飞的夫妻当中，又有多少是为了一个“钱”字暂时分道扬镳的呢？相关数据无从查证，问题的答案人们大可以自由发挥。
一些中国学者声言谴责假离婚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种亵渎法律的行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这种“大面积”的离婚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首先会对政府公信力、法律的威严产生影响，并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
尽管假离婚行为遭到口诛笔伐，可是，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继续肆无忌惮地利用现有体制为利离婚。这就像中国的制造业，只要有利可图，假货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对于该如何遏制“集体离婚”？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副教授李娟建议道：“事实上，婚姻制度和其他的一些制度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的拆迁政策、用工制度以及劳动保障制度。把这些制度完善起来，比如细化条文、界定‘户’、‘人’的关系等等，把离婚带来的漏洞堵死，才是亟须之举。”
同难以杜绝的制造假货现象一样，假离婚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商业社会，诚实守信等倍受西方社会推崇、被商业世界奉为金科玉律的普世价值，却似乎还没有深入人心。在当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假货还是假离婚，一切假的东西，背后的动机不外乎就是为了钱。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离婚十分稀奇罕见（要离婚既复杂又困难，其中一个规定是，离婚要获得单位领导的批准）。2003年10月开始生效的新婚姻法，大大简化了离婚程序，离婚率因此激增。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从1985年到1995年，离婚率至少上升了一倍；2005年更增至三倍，每千人当中就有1.37人离婚。在2005年，劳燕分飞的夫妻达到179万对，不过喜结连理的也多达823对。
至去年，离婚夫妻更突破190万对，比前一年增加了12.8万或7%；全国民政部门登记离婚129.1万对，比上年增长9%，法院办理离婚62.2万对。去年的离婚率为千分之1.46，比前一年的1.37为高。
和经济实力一样，中国的离婚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的千分之3.7。不过，中国离婚率上升速度之快，却令许多“发达”国家也感到惊讶。要知道，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一直强调“莫教人分妻”。
中国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向来倍受质疑，那么离婚数字呢？咋看之下，似乎应该没什么水分的，因为离婚数据统计起来并不难，简直就像1加1等于2那么简单。可是，如果说有些离婚是假的，这些数据就难免失真了。事实上，中国媒体报道过的“为利离婚”个案还真不少。
例如，北京的《法制日报》曾报道，在四川省宜宾县革坪村，去年初仅三个月内就有86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包括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夫老妻，下至20岁出头的小两口。小小一个革坪村为何突然刮起“离婚潮”？
刘方载（化名）和马秀云（化名）离婚25天后，两人又在婚姻登记处兴高采烈地办理了复婚手续。他们为什么要“离婚”呢？和其他人一样，促使他们离婚的是当地颁发的一纸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离婚后，他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和补偿。
今年3月，四川宜宾县国土局发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4月19日，该方案经宜宾县政府同意后开始实施。革坪村等3个村民组属于征地拆迁范围。据悉，按照该补偿安置方案，征地拆迁后的房屋安置以户为单位，在享受每人20平方米的还房面积基础上，符合分户条件的每户增加20平方米。为了多获得这20平方米的面积，感情很好、还有一个孩子的刘方载和马秀云才想到了“离婚”，“等合同签了再复婚”的计划。
当地的官员都很清楚“闪电式离婚再复婚”是怎么回事，但也无可奈何。一位干部说：“村民要离婚是合法的事，我们总不能拦着不让离。只要他们是走法律程序离的婚，我们也没理由不给离婚证书。”
这场被媒体戏称为“集体离婚”的闹剧，绝非唯一的中国式假离婚例子，也绝非只在农村地区才会上演这样的戏目。去年7月，上海浦东也有十余对夫妻突然“闹离婚”，原因是他们所住的那块地被征用，为了以后能多分到房子，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假离婚。
为吃“低保”（最低生活保障），也是假离婚的一个原因。为了纾缓失业、残障等弱势群体的生活压力，北京推出了一个低保计划。按照该计划，低保领取金额并非根据家庭人口计算，而是以户为单位发放。因此，人数越少的家庭，按人头领取的低保自然比人数多的家庭多。这种发放方式合情合理，因为家庭日常开支的增加，同人口增加是不成比例的。这就给那些企图多领低保的家庭以可乘之机。通过假离婚，一些家庭就由一户变两户，领取的低保也就多了一份。
北京西城区福绥境街道有关部门，曾对该街区的30户低保户做过一份调查，有23对夫妻离婚后申请领取低保。其中20对夫妻离婚后已经领到了低保，3对离婚后申请低保待批；有20对夫妻离婚后既领取了低保，又生活在一起；有2对夫妻在离婚后领取到低保，但来往还非常密切。
为了获得工作机会，也是中国人选择假离婚的动机。近年来国企改革革掉了很多职工的岗位，当中不少是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夫妻。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要安排下岗工人重新就业，但由于下岗工人实在太多，一些地方只得规定只给下岗夫妻的其中一个安排工作。规定一出，很多下岗夫妻火速离婚。
被公诸于众的假离婚个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在官方公布的2006年190万对劳燕分飞的夫妻当中，又有多少是为了一个“钱”字暂时分道扬镳的呢？相关数据无从查证，问题的答案人们大可以自由发挥。
一些中国学者声言谴责假离婚现象。“实际上，这是一种亵渎法律的行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这种“大面积”的离婚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首先会对政府公信力、法律的威严产生影响，并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
尽管假离婚行为遭到口诛笔伐，可是，只要有利可图，就会有人继续肆无忌惮地利用现有体制为利离婚。这就像中国的制造业，只要有利可图，假货还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对于该如何遏制“集体离婚”？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副教授李娟建议道：“事实上，婚姻制度和其他的一些制度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的拆迁政策、用工制度以及劳动保障制度。把这些制度完善起来，比如细化条文、界定‘户’、‘人’的关系等等，把离婚带来的漏洞堵死，才是亟须之举。”
同难以杜绝的制造假货现象一样，假离婚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中国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商业社会，诚实守信等倍受西方社会推崇、被商业世界奉为金科玉律的普世价值，却似乎还没有深入人心。在当今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无论是假货还是假离婚，一切假的东西，背后的动机不外乎就是为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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