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被“党中央”宣布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那会，我正当少年。在我心目中，林彪这个冒牌货“自我爆炸”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这下当然要数周总理了。他们俩，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总理，都是带领中国人民干革命的响当当的领袖人物，再也不可能找不到比他们更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的战友了！这种想法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党”多年的宣传教育给我和我们那一代人留下的印象。
1976年1月，身患绝症的周去世了，全国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当时，全国人民都盼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亲自参加周的追悼会，也都以为他老人家一定会去参加这个追悼会——并肩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走了，毛主席最后怎么可能不去送他呢。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毛竟然没去！我们失望，不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没出席自己老战友的追悼会呢？没有人告诉我们原因。我想，也许是他老人家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亲密战友太过悲伤了吧。
没多久，毛也走了。很快，“文革”也落幕了。
邓小平上台后，官方舆论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批评毛的声音，但对毛的颂扬依然是主旋律——“党”说毛虽然犯了大错，但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对毛的颂扬相比，“文革”后对周的宣扬更多，他成了十年浩劫中与林彪、“四人帮”做斗争的一面旗子。这些且不去说它，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对毛周二人的颂扬声中，有不少是歌颂他们之间的 “战友情” 、“同志情”或“革命友谊”的。比如有篇我印象很深的文章中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伟人互相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走进晚年，老人的悲怜晚情，揪人心肺，催人泪下。”大凡此类文章，说者动情，听者动容。不用说，这与我和我们那代人从小到大受党的宣传教育而形成的印象当然是完全一致的。当时的我从未对此起过疑心，也不可能产生疑心，因为我们所知晓的全都是“党”告诉我们的，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直到最近，看完了大陆周恩来研究权威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之后，我才吃惊地得知，当年毛不但拒绝去参加周的追悼会，而且在周死后的第一个春节在自己的住地大放炮竹以示庆贺——庆贺周死在了自己的前面！据说，仅鞭炮屑第二天就拉走了一车。
那一会，我突然感到自己完全被耍了，不只是我，而是我们好几代人都被耍了。原来，“党”所颂扬的毛与周的“战友情” 、“同志情” 或“革命友谊”，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一个天大的讽刺！
随着大量以往不为人知的资料的披露于世，显露在我们视线中的毛周关系与中共的官方宣传可谓大相迳庭。
一九二六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第一次见面，当时周是毛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解除了毛泽东的职务。此后许多年，周一直都是毛的上司，并多次整过毛，特别是1932年10月周主持的宁都会议，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决定由周取代毛担任红军总政委。这段经历让毛一直念念不忘，记恨了一辈子。因此，毛当上中共 “一把手”后，虽然不得不用周，但又总要不时地拿捏教训整治一下周，以解心中之恨，对周可以说毫无尊重和关爱可言。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毛猜忌周在党内外声望大起，担心他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竟不顾周重病在身，多次整治周，可谓残忍至极。而周对毛，虽有几分愚忠，更多的则是诚惶诚恐的惧怕。面对毛的淫威，他不但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志，甚至连起码的自尊都谈不上。在毛成为中共的“党皇帝”后，周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和地位，始终唯毛的马首是瞻，隐忍周旋，低声下气小心翼翼地伺候了毛大半生，惟恐一不小心得罪了他而遭不测。毛与周的关系，是典型的主奴关系。而最能够体现这种关系的莫过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到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来辞世这十年。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对这段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书中写道：“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藉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暍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乎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 ’。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的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分别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读到这极尽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忏悔信，实在无法令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中国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光辉照人的周恩来之手，更何况当时周恩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国家总理！
1975 年7月23日，毛泽东成功地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眼睛复明使他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就搞了一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
9 月20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共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去催促，但周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之后，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
这次手术没能挽救周的生命。周去世后，嫉恨了周一辈子的毛仍不能释怀。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小平，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 1974年6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不敢把周逼很了，唯一泄愤的方法就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1976年1月，身患绝症的周去世了，全国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当时，全国人民都盼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能亲自参加周的追悼会，也都以为他老人家一定会去参加这个追悼会——并肩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走了，毛主席最后怎么可能不去送他呢。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毛竟然没去！我们失望，不解，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没出席自己老战友的追悼会呢？没有人告诉我们原因。我想，也许是他老人家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亲密战友太过悲伤了吧。
没多久，毛也走了。很快，“文革”也落幕了。
邓小平上台后，官方舆论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批评毛的声音，但对毛的颂扬依然是主旋律——“党”说毛虽然犯了大错，但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对毛的颂扬相比，“文革”后对周的宣扬更多，他成了十年浩劫中与林彪、“四人帮”做斗争的一面旗子。这些且不去说它，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在对毛周二人的颂扬声中，有不少是歌颂他们之间的 “战友情” 、“同志情”或“革命友谊”的。比如有篇我印象很深的文章中说，“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位伟人互相爱护和关心，真可谓入丝入毫，点滴不漏。走进晚年，老人的悲怜晚情，揪人心肺，催人泪下。”大凡此类文章，说者动情，听者动容。不用说，这与我和我们那代人从小到大受党的宣传教育而形成的印象当然是完全一致的。当时的我从未对此起过疑心，也不可能产生疑心，因为我们所知晓的全都是“党”告诉我们的，除此之外，别无它途。
直到最近，看完了大陆周恩来研究权威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之后，我才吃惊地得知，当年毛不但拒绝去参加周的追悼会，而且在周死后的第一个春节在自己的住地大放炮竹以示庆贺——庆贺周死在了自己的前面！据说，仅鞭炮屑第二天就拉走了一车。
那一会，我突然感到自己完全被耍了，不只是我，而是我们好几代人都被耍了。原来，“党”所颂扬的毛与周的“战友情” 、“同志情” 或“革命友谊”，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一个天大的讽刺！
随着大量以往不为人知的资料的披露于世，显露在我们视线中的毛周关系与中共的官方宣传可谓大相迳庭。
一九二六年初，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广州第一次见面，当时周是毛的领导，并代表中共中央解除了毛泽东的职务。此后许多年，周一直都是毛的上司，并多次整过毛，特别是1932年10月周主持的宁都会议，一举拿掉了毛的军权，决定由周取代毛担任红军总政委。这段经历让毛一直念念不忘，记恨了一辈子。因此，毛当上中共 “一把手”后，虽然不得不用周，但又总要不时地拿捏教训整治一下周，以解心中之恨，对周可以说毫无尊重和关爱可言。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毛猜忌周在党内外声望大起，担心他在自己身后翻“文革”的案，竟不顾周重病在身，多次整治周，可谓残忍至极。而周对毛，虽有几分愚忠，更多的则是诚惶诚恐的惧怕。面对毛的淫威，他不但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意志，甚至连起码的自尊都谈不上。在毛成为中共的“党皇帝”后，周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和地位，始终唯毛的马首是瞻，隐忍周旋，低声下气小心翼翼地伺候了毛大半生，惟恐一不小心得罪了他而遭不测。毛与周的关系，是典型的主奴关系。而最能够体现这种关系的莫过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到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来辞世这十年。
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对这段历史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书中写道：“尼克松访华后不久的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例行尿检发现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政治局委员什么时候可以治病、如何治病，得由毛来决定。医生们要求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强调说癌症尚在早期，周本人还没有任何症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
五月三十一日，毛批示了：‘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最后第四条不是治病，而是：‘加强营养和护理’。
不许给周治病，毛的藉口是周‘年纪大了’，‘心脏不好’，‘开刀没用’。可是毛本人七十八岁了，比周大四岁，心脏病严重得多，他的医疗组里却有准备手术的外科医生和麻醉师。
毛不让周治疗的原因之一是，他要周一天二十四小时地为他工作，接待尼克松访华后川流不息前来觐见的外国政要。从四十年代初，周就是毛离不开的外交总管。抗战中，他多年住在蒋介石的陪都重庆，以他特有的魅力、才干和事必躬亲，在西方人里为中共争取了不少同情者。日本投降国共内战初起时，他把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迷惑得晕头转向，使马歇尔无意中为毛征服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掌权后，外交政策都是毛制定，周执行。一九七一年，跟周见了三天面，基辛格就情不自禁地给尼克松呈上这么一首对周的赞美诗：
我跟周的广泛交谈好似一席丰盛的中国大宴，色香味一应俱全，花样繁多，余香满口。这是数千年文化传统的结晶，由经历丰富的老手烹饪，享用的环境又不事雕琢，恰到好处。这一席有许多道菜，有的甜，有的酸……〔等等，等等〕席终时，就像所有中国美餐完毕一样，心满意足，而又意犹未竟。
周恩来这颗在西方人面前璀璨的明星，一到毛泽东身边便收敛光彩，低声下气。基辛格注意到他如何马上‘矮了一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归来后说：‘在毛面前，周完全不起眼。’
几十年来，周为毛服务是如履薄冰，鞠躬尽瘁。毛生了病，他像孝子般的关心，甚至先尝给毛用的药，先试验毛的眼药水，说是，‘看对眼睛有没有刺激’。但如今，周得了癌症，毛却不准他治。毛要的不仅是周马不停蹄地为他服务，更重要的，他要比他小四岁的周死在他前面。
医生们奉命不得透露实情，但周从频繁验尿和医生躲躲闪闪的表情中猜到了。他嘴上不说，心里着急，自己查阅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毛选择这个时候，要周对三百多名高层干部详细检讨所谓过去犯的‘路线错误’，林彪摔死后，周成了第二号人物，党、政、军都归他管。毛要削弱周的地位，损害他的形象。
毛又把一九三二年伪造的周脱党的（伍豪启事）翻出来，向这些高级干部公布。周当年就因害怕这份启事而一再顺从毛的意志。文革中，毛曾把它抖出来，以吓唬周。现在毛更把这件本来只有极少数人听说的事，扩散到整个高层，还发给各省存档。
为写自我检讨，周恩来度过了辛苦的日日夜夜，每天胡子也不刮，饭也吃得很少，最后写得脸都浮肿了，两腿肿到膝盖以上，连鞋也穿不下。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到十二日，他一连讲了三个晚上，开口闭口‘补过赎罪’，损自己损得如此可怜，听众心里都为他感到痛苦。周说：‘你们了解我的历史上的错误后，就会破除迷信……你们有权利要求我改好，如果还改不好而错误犯的又大，你们有权要求中央讨论，轻则警告，重则撤职’。最后，他特别声明：‘我一直而且永远自认为，不能掌舵，只能当助手。’这是他在向毛保证，他没有取代毛的野心，请求毛放心。
这时的周过着一种现代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双重生活。公开场合里，他是个使世界政要眼花缭乱的外交高手，被不少人认为是平生所见的最富吸引力的政治人物。视线之外，他却是个低三下四的畏缩之辈。
一九七三年初，周的膀胱癌严重恶化，尿里出现大量肉眼看得见的血。只是此时毛的大总管汪东兴等人才正式把实情告诉周。当医生们请求全面检查治疗时，毛于二月七日透过汪东兴暍斥他们：‘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
到了二月中旬，基辛格来北京，周帮着毛唬弄他，毛对周的表演称心如意。三月二日，周乘势恳求毛让他治病。毛好歹点了头，又打了个主意拖延治疗，命令医生只检查，不治疗，检查治疗要分‘两步走’。
主治医生意识到：所谓分‘两步走’仅是一种说法，实际并没有第二步。他决心冒着惹怒毛的风险，在做膀胱镜检查时把癌症病灶灼掉。镜检前，周夫人邓颖超对医生说：‘你们知道吗，要分两步走。’主治医生说：‘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办，只是，大姐，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如果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是否还要留着，再用一次麻醉，留到第二步？”邓颖超同意‘顺便拿出来’。
三月十日，周恩来终于在癌症发现十个月后第一次做了膀胱镜检查，医生把‘小石头’也‘顺便’烧掉了。周醒来以后听说癌细胞‘烧掉了’，还装出毫不客气的样子，对医生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但大家都看得出他心里其实很欣慰。周高兴地请医疗组成员吃了一顿北京烤鸭。
医生们惴惴不安，不知毛会不会怪罪他们。不久，毛处打来电话，说：‘主席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生米煮成熟饭，毛乐得做好人，医生们也安了心。但这不是彻底的手术。
毛在对美关系上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六月二十二日，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当毛看到外交部的分析文章，说这表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时，他焦躁不已。尼克松访华曾激起他的幻想，用基辛格的话说，‘战后两极世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毛也成了一极。如今他发现，世界仍是两极，他费尽心力仍未能与美苏平坐乎起。而代价是他的反美形象一落千丈。毛对身边的王洪文、张春桥生气地说：‘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你奈何得了我吗？敝人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周恩来成了毛的出气筒。跟美国打交道，明明是毛在运筹帷幄，但世界舆论却把功劳算在周恩来身上（尼克松对基辛格也有类似的嫉妒）。毛七月四日对政治局发话说周‘搞修正主义’，周又再次卑躬屈膝地做检讨。
十一月，新任国务卿的基辛格再度访华，带来了更坏的消息。九个月前，基辛格曾许诺说：一九七四年期中选举后，华盛顿将着手与北京建交，可现在他说美国的‘国内局势’不允许美国马上同台湾断交。毛至死未能得到台湾，也未能看到美国承认他的政权。
对毛更大的打击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基辛格只提出给一个能预测苏联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还由美国人控制。周恩来说：‘我们得研究研究。’从此基辛格再也没听到结果。毛看出，美国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中方从此停止谈论与美国的联盟。”
“八月九日，尼克松因水门案被迫辞职。‘水门事件’不仅使美国总统丢了位子，也叫毛泽东死了心，他的军事大国梦只能是个梦了。毛整八十岁了，重病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终于无奈地承认了现实。”
“毛的失望和怒气主要发泄在周恩来身上。基辛格在那个分水岭式的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访问中，注意到周‘一反常态，似乎踌躇拘谨，往常的犀利和才智焕发不见了 ’。基辛格一走，政治局就批周，外交部跟周共事几十年的人，对他兴师问罪，说他在跟美国人打交道中‘犯了右倾错误’。这时周癌症复发，尿里又出现大量鲜血，在批他的会上，他时时还得离席去排血。周的惨状每天由外交部里两位与毛关系亲密的年轻女士描绘给毛听，一个是毛的侄女王海容，一个是毛的英文翻译唐闻生。毛批周的指示也由她们向政治局传达。
毛自然也用上了他的夫人。江青骂周‘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当周起而为自己辩解时，江青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这个人就是啰嗦！要谈实质性问题！’周说：‘我不知道什么实质性问题。’江要他交代：‘基辛格来访时有没有犯过卖国主义的错误！’
周一边挨整，一边照常工作。十二月九日，他陪同毛接见尼泊尔国王、王后。据目击者说，贵宾们走后，毛笑着对周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总理可怜啊，被这几个娘们整得好苦。’周离开后，那两个‘娘们’——王海容、唐闻生——抱怨毛把责任推到她们身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毛仍旧嘻嘻笑着说：‘就是嘛，就是你们整的嘛。’毛显然很开心。
从那次接见后发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周没坐通常坐的沙发，而是坐在一张为随从安排的椅子上。这样的设计不光是公开羞辱周。在共产党世界里，位子的排法预示领导人的升降。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见到周的随员时都躲着走了。
毛还要用周，发话说不要再整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在周的直接负责下，中国从南越当局手里夺取了西沙群岛，赶在越共‘战友’攻占南越之前，把这一片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岛抢到手上。
周病情越来越重，出血速度快过排血速度，血块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场痛苦的挣扎。周不得不又跳又蹦，又翻又滚，想把堵在尿道口的血块撞开。因为失血太多，周每星期要输两次血。有一次正输着血，周微微睡着了，房门下边塞进来一张纸条，要他去开政治局会议。医生请求给周二十分钟的时间，让他输完血。可几分钟以后，又一张纸条塞进来，这回是邓颖超写的，要医生“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周只略带不悦地说：‘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开会去！’后来医生们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非得周立刻出席不可。
医生们要求给周做手术。一九七四年五月九日，张春桥传达的圣旨是：‘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无奈的周找负责他医疗事宜的四位中共领导人，通过他们恳求毛。毛模棱两可地说：‘见完拉扎克（TunRazak）再说。’拉扎克是马来西亚总理，预计在五月底访华。周恩来在五月三十一日同他签订了中马建交公报，第二天，六月一日，住进了医院。在癌症发现两年之后，他第一次做了手术。这一延误使周死在毛泽东之前。”
1975年6月16日，周恩来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的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样两封分别给毛泽东和张玉凤的信“主席：问候主席，您好！（汇报病况）……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玉凤同志，您好！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读到这极尽低三下四之口吻、甚至用了“犯罪”字眼的忏悔信，实在无法令人想到这是出自于中国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心中光辉照人的周恩来之手，更何况当时周恩来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国国家总理！
1975 年7月23日，毛泽东成功地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眼睛复明使他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就搞了一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会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
9 月20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共领导人亦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去催促，但周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要求将这份报告“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发一份存档。”之后，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
这次手术没能挽救周的生命。周去世后，嫉恨了周一辈子的毛仍不能释怀。在大限将临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小平，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 1974年6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不敢把周逼很了，唯一泄愤的方法就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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