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时的革命和反革命

中学的概念对我一直模糊不清,夹在知与无知中间。原本想由无知变成知。可那时文化都已革命,知在一夜间变成无知,无知则变成知,孰知孰不知,孰知?

预备铃在那时完全被忽视,本是预备上课的信号,但无课可上,有什么好预备的?直到上课铃响了,我才四肢启用爬上一人高的墙,再翻过带刺的铁丝网,灵巧如同越过一百次狱的逃犯。猫一样轻轻落地,还是无法逃过红卫兵纠察队的小丽,她正好从墙下走过。小眼睛里竟然流露出兴奋,同谋般的将头朝侧面一点“快跑! ”

我命里注定永远出现在老师背后,老鼠一样侧身溜进教室。混入伤痕累累的桌椅板凳,满目坑坑洼洼,像碑石刻着一代代的无聊。成为手感很好的文化遗迹。墙壁斑驳多彩,残破不堪。俩人一桌,选择窗户还是走廊?我永远喜欢窗户,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随时可以出出进进。北方冬天的西北风从硕大的窗缝呼啸而入,夹着黄沙,在我的脸上左右开弓。

教室中间就是温暖的南方了。两个烧红的铁炉子,使旁边的人春暖花开,打心眼儿热爱生活。炉膛底谁扔在里面的马铃薯发出烘烤的味道,使所有人都想起为什么来上学:学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人民给我马铃薯,我扔入炉膛烘烤,然后挤着向温暖靠拢,剥马铃薯的皮,吃马铃薯的肉,并且牢记人民。

日复一日都是意料之中的话题,培养出挤在桌子后面的腻烦心理,邻国的异性总是挑衅的偷越三八线。四十五分钟端端正正地坐在无聊中,还被一次次侵略而束手无策。

男女同桌是最无远见的计策。原以为男女授受不亲可给十几平米的世界带来太平,何曾想男人女人的天下从没有太平。不知 “男女授受不亲”是在怎样一种心态下说出口的,举而不落还是阳萎?计划生育?人类长远规划?不孕症的权宜之计?诚实从授受不亲那天开始,在基因里大大地突变了,男人和女人在一尺之遥繁殖大量谎言。女人还假装笑不露齿。

我和邻国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建交那天,他把建交协议小心翼翼的从三八线送过来,我竟然湿了眼睛。我把协议小心翼翼地送回了三八线。他从此和我授受不亲。一旦建交就是好事作尽,剩下的只有绝交可做了。

忽然想到数学老师,小矮个,他惋惜自己的个头不能像“pi”一样无限延长。当年他高举一个圆锥体,问大家它的名字时,全班有脑子的无聊人都叫,“圆锥体!”他狡猾一笑,将那圆锥体倒了过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这是什么东西。不管有没有脑子。

无聊啊。于是就变出把戏,把戏就训练出猴子,这小矮个儿指着自己的胸口,痛心的问,“我是谁?”爱看戏的我们来了兴致,好像出人命的时候到了,全体扯起嗓子喊道,“陈老师!”训猴人冷不防来了一个头朝下脚朝天的倒立,大义凛然,脸憋得通红,下嘴唇盖着上嘴唇地喊道, “我是谁?”“陈老师!”群情激奋,一条条小腿们跪在桌上,小拳头挥在空中,小脸们红的像发情的猴屁股。圆锥体就这样家喻户晓了,填补了小脑袋的空白。从此后,无论你圆锥体以任何角度,摆任何姿势,带任何表情,在任何地方出现,我也能认出你丫来。

陈老师一生颠三倒四,该长个子的时候,他却去长脑子,他说宁愿自己是个傻大个。特别是当被大个子红卫兵拖到台上时。他就是不下跪,被一个傻大个从后背踢来,整个人栽倒在地。我们吓得小脸苍白,心想今后再不敢作坏事,决不能反对任何大人,做个最听话的孩子。我们扯着嗓子打倒陈老师,直到喉咙撕裂 。我们的泪水流在小小的苍白的愤怒的恐惧的脸上。我们害怕傻大个,害怕所有台上的大人。

陈老师说他宁愿我们这些小猴子批斗他。我们就把他要来,半夜教室里点着蜡烛,我们像傻大个一样腰间系着皮带,出出进进,每个教室都在轰轰烈烈干革命。陈老师坐在椅子上打盹儿,我们问他怎么犯了这么多罪,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问他啥时候开始学坏的,他说七八岁的时候。我们问他眼皮上的疤怎么来的,他说小时候看人家杀羊,人家把羊肉挂在他的眼皮上。我们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天快亮时,傻大个突然冲进来,飞起一脚把陈老师的椅子踢翻,大骂反革命还敢坐着挨批斗。并在腰间狠狠补了一脚,陈老师呻吟了一下,再没有动。

女生们开始互相埋怨,是谁让陈老师坐的?如果陈老师没坐,也不会挨这一脚。大家吵成一团,旧恨新仇翻了出来,你借了我的东西没还,你那天翻我白眼,你是富农我是中农。。。最后哭哭闹闹得不欢而散。陈老师一直躺在地上。

有那么一天老师都销声匿迹,换成排长,连长。持枪实弹还带着真的刺刀。我们在烈日下一队一队的齐步走,向后转,正步走,小跑转大跑,向右看齐,稍息,解散。那些日子刹爽英姿地整天在操场上拼刺刀,傍晚一边原地踏步一边唱打靶归来。我记忆中最可怕的是投手榴弹,绝对不是我的强项,导火环套在小手指上,心惊肉跳地挥动细细的胳膊,用吃奶的劲投出去才几米远,然后呆呆站在那里忘了卧倒,排长扑过来盖在我身上。我头上一点小伤,他进了医院。从此也销声匿迹。我在梦里见他几次,他的头上一直在流血,他说他很好,别惦记。

我每天清晨早请示的时候,总会想到我的排长。希望他很好。

整个上午大家都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走到讲台上,宣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接着小声地嗫嚅着今天早上迟到了几分钟的严重错误,留着眼泪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下午用来忆苦思甜,贫下中农们都不由得把身体转向我(旧官吏)和另一个女生(地主),控诉他们的祖父母怎样被我们剥削压迫,以至于最后莫名其妙地死去。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听力,没有视力。在周围立起一道防弹墙,躲在麻木中苟延。我本想恨我祖父,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在国民党里做官?可他是善良沉默的老教师,我想起他住的石头房子,夏天漫长的下午伏在桌上为我抄钢琴五线谱。他会包最精致的豆角馅山东饺子,清癯的面庞带着尊严,高高的鼻梁,瘦高的身体,我们祖孙俩每天下午到坡上的另一个老人的家里拿报纸,两个老右派默默地面对面坐着,一人抽着一个烟斗。吧嗒吧嗒的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我时而看看祖父,时而看看那个老人,心想怎么都在品烟?

一段时间全校都在烧砖,女生们赤脚在泥里搅和,碰到玻璃碴子,整个泥团都成了红色。五块砖的砖坯,端起来时咬着牙拱着腰,走出几米,扣在地上。晚上住在教室的桌子上,为了夜里照看砖窑,半夜下大雨,棉被都被拖出来盖在土坯上。我们湿淋淋地站在雨里,骄傲的心跳加快。出窑时整个窑口像个火山口,黑烟滚滚,任何东西掉下去就是一股浓烟。班里的体育委员,一个傻大个,端着撬砖的铁棍子,站在窑口的烟雾里威风凛凛,喊道,“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后跳了下去。那时他只有十三岁。懂什么呢?

仇恨,本来是无根的感觉,久而久之也会在心里找到土壤,扎下深深地根。人与人之间,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地主和贫农之间,中国和外国之间,挨斗和被挨斗之间,抄家和被抄家之间,面对面之间,肩并肩之间。。。,都在明里暗里的咬牙切齿。我那时不会恨,尤其不知怎样去恨陌生人。但我最恨的是填表。每天都填表,每个表都有家庭出身一栏。像一个脸上的疮疤,每天被人盯着看,无法躲开。我把填好的表折叠的很小很小,小得不能再小。等所有洋洋得意的交表人都离开,最后一个走过去把表递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作案现场,希望趁那人打开折了十八层的表之前,我已经没了踪迹。

当然,我们也学了很多革命道理。每天在日记本上写写写。星期六一个人站在椅子上,连写带画,把革命道理都写画在黑板报上,花花绿绿一大片。没人搞得清谁是在革命,谁是在被革命。直到复课闹革命以后,我才觉得自己开始真正的革命。以前都是被革命。当然很快就被找去谈话,说我有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并且在全班展开批判,领导批判的是我最尊敬的班主任 ,她说这是为了我好。我在革命与被革命,好与坏之间挣扎。头一点点没入水中。

宣传队员的身份有点像现在的高干。享有想上课就上,不想上就不上的特权。早上第二节课时才慢吞吞的走进教室,脸的边缘还留着一圈没洗干净的油彩。下午无论开会还是政治学习还是自习,一律不参加,聚在大厅里排练,压腿劈叉,空中大跳,倒踢紫金冠。我一直演主角,刚作为喜儿见过大春,马上加入了娘子军连和党代表打成一片。脱下足尖鞋,两只脚血淋淋的,亮着两个黑黑的淤血的大脚趾盖。当然,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那是个疯狂而模糊不清的岁月。甚至我的记忆也是疯狂而模糊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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