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山雨欲来
一九九九年初，有国内媒体报导法轮功的炼功人已经达到了一亿。《转法轮》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到世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不少西方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就是希望能像中国法轮功学员一样能够读懂《转法轮》的中文原著。
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心里可乐开了花儿，心想这么多人既可以少受病痛之苦，国家又可以省下大笔医疗开支，而且人人都修心向善，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当第一次听到有人不敢学时，我是一万个的不解。
这人是我原来的同事，她得了子宫肌瘤，吃药不管用，又不想做手术，于是我就推荐她炼法轮功。炼后效果很好，小腹不疼了，她很高兴。一个周末我带她到附近的首都体育馆前去参加大型集体炼功，那时海淀区的学员每个月都会有一天在首体前集体炼功，有时人多到整个广场上都站不下。广场四周悬挂着“法轮大法义务教功” 的醒目条幅，几千人一起炼功，气势恢弘。
我本以为她看到这么多“同道者”会很高兴。没想到她大惊失色：“天哪，这么多人炼啊？我要回家去，不炼了。”我愣住了：“你说什么？”她喃喃道：“这么多人炼，共产党不会允许呵！”说完就匆匆离去了。我当时觉的她的想法太奇怪了，法轮功这么好，越来越多的人来学来炼，她却逆其道而行之，因为炼功人太多而不炼了。甚至心想：她该不会精神有毛病吧？后来，听说她不炼功后病痛又回来了，最后还是去医院做了手术，在家里躺了很久，才有所恢复。
我也跟学法小组的其他学员交流过这件事，大家也都觉着她因为这样的理由而错过这么好的功法很可惜，只是炼不炼功是她个人的意愿，就算我们觉着再好，也不能勉强她，或者代替她。
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六，我们像平时一样下午学法、交流，差不多到要离开的时候，来了一位同修阿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前一天（四月二十三日）天津警察殴打了去某杂志社编辑部讲明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抓了四十多人。天津公安称是执行上级命令，让学员到北京上访解决问题。
这样我们就面临去还是不去的选择。大家商量了几句，有几个人说明天有事去不了，剩下的都说那就去吧，既然天津警察都建议去北京上访，那我们北京的学员更是责无旁贷了。
就这样，四月二十五日一早，我们就去了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当时我们只是觉的有问题需要向政府反映，大家一起去了，也是很正常的事。决没想到这件事不仅在中国大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南海“四二五” 和平上访事件。
记得当天去了很多人，大家都整整齐齐的站在路边上，还留出了行人走路的地方，所以交通一直很顺畅。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大多数学员既没有喝水，也没有吃东西，是因为那时北京的公共厕所还不是很方便，如果这么多人都去上厕所，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使用厕所。等了一白天，都没有动静，东伟和我因为第二天一早要上班，所以离开的早些。傍晚时分，传出消息说情况反映上去了，朱镕基总理已经要求天津放人，并且答应考虑学员代表提出的保证正常修炼环境的要求，大家都很高兴，就陆续离开了。听说晚上最后一拨学员离开时把地上的垃圾拣的干干净净，地上连一片废纸也没有。
这件事让中央高层某些人很震惊，觉的法轮功组织性、纪律性很高。其实对于修炼者来说，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 是同化“真、善、忍”要求的自觉行为，并不需要特别的组织纪律。
星期一早上一进办公室，大家竟然都在议论“四二五”上访这件事，听他们的口气好像事儿还很大。我跟他们说昨天我也去了，同事们都很吃惊：“啊，你也去了？！以后最好别参与这些事。”我乐了：“我们就是去反映了下情况，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一个同事意味深长的看着我说：“你太天真了！以后你就知道，在中国，有些区域是永远不能碰的，否则倒霉的是自己。”
但任凭他们怎么大惊小怪，我还是不以为意。在我头脑里，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去哪个政府反映个情况不都是正常的吗？何况方式那么和平。可是年长的同事亲身经历过很多共产党发起的运动，对共产党依靠暴力和谎言统治中国人民的方式已经有了一些体验，多年积累的政治嗅觉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些危险的前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明显增加的紧张气氛。首先，紫竹院公园的炼功点上来了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带着墨镜站在旁边，自自始至终的看着我们炼功。有教功的阿姨上去问他们要不要学，他们摇头，也并不离开。甚至有一天炼到一半下雨了，我们不走，他们也冒雨继续“观看”。
接下来不断有亲朋好友打来电话提醒东伟和我：“有内部消息，听说中央要镇压法轮功了，你们要小心呀！”。我听了还是笑：“镇压？什么叫镇压呀？难道警察叔叔会把我们抓起来吗？嘻嘻！”
我原来一直管警察叫“警察叔叔”，原因是我这个人从小不辨方向，经常分不清东南西北，所以总要找警察问路。那时年纪小，当然要叫“叔叔”。后来养成了习惯，一张口就是“警察叔叔”，甚至有时碰到年轻警察也脱口而出“警察叔叔”。这个习惯直到后来经历过被警察用电棍戳我的头、用皮靴碾我的脸才改过来。
一个多月后，单位传达了一份中央文件《接待部份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炼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炼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炼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
看后我松了口气，对同事说：“你们看，没什么事吗？你们太多心了！”可同事们好像并不认同我的想法，还是劝我要小心点。我有一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朋友，谈及此事时，他更是对我的判断嗤之以鼻：“亏你还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点政治嗅觉都没有，这里面的潜台词你都听不出来啊？！” 我嘴上不服气：“哼，我又不是犬类，当然嗅觉不灵敏。”心里却想：“难道真的是我太天真了？”但对于会发生什么我还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七月流火，九九年的七月尤其闷热难当，当年我抵御炎热的方法主要是吃冰激凌。东伟每次看见我大块朵颐的时候，总是说：“小姑娘，努力吧，这辈子估计身高你是没希望赶上我了（我们俩相差十五公分），但体重还是有希望的！” 快乐的两人世界继续着。然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窗外已是风起云涌，一场狂风暴雨就要来临。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一九九九年初，有国内媒体报导法轮功的炼功人已经达到了一亿。《转法轮》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传到世界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不少西方人甚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文，就是希望能像中国法轮功学员一样能够读懂《转法轮》的中文原著。
学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心里可乐开了花儿，心想这么多人既可以少受病痛之苦，国家又可以省下大笔医疗开支，而且人人都修心向善，真是“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当第一次听到有人不敢学时，我是一万个的不解。
这人是我原来的同事，她得了子宫肌瘤，吃药不管用，又不想做手术，于是我就推荐她炼法轮功。炼后效果很好，小腹不疼了，她很高兴。一个周末我带她到附近的首都体育馆前去参加大型集体炼功，那时海淀区的学员每个月都会有一天在首体前集体炼功，有时人多到整个广场上都站不下。广场四周悬挂着“法轮大法义务教功” 的醒目条幅，几千人一起炼功，气势恢弘。
一九九九年初，已有上亿的人在炼法轮功。
我本以为她看到这么多“同道者”会很高兴。没想到她大惊失色：“天哪，这么多人炼啊？我要回家去，不炼了。”我愣住了：“你说什么？”她喃喃道：“这么多人炼，共产党不会允许呵！”说完就匆匆离去了。我当时觉的她的想法太奇怪了，法轮功这么好，越来越多的人来学来炼，她却逆其道而行之，因为炼功人太多而不炼了。甚至心想：她该不会精神有毛病吧？后来，听说她不炼功后病痛又回来了，最后还是去医院做了手术，在家里躺了很久，才有所恢复。
我也跟学法小组的其他学员交流过这件事，大家也都觉着她因为这样的理由而错过这么好的功法很可惜，只是炼不炼功是她个人的意愿，就算我们觉着再好，也不能勉强她，或者代替她。
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星期六，我们像平时一样下午学法、交流，差不多到要离开的时候，来了一位同修阿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前一天（四月二十三日）天津警察殴打了去某杂志社编辑部讲明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并抓了四十多人。天津公安称是执行上级命令，让学员到北京上访解决问题。
这样我们就面临去还是不去的选择。大家商量了几句，有几个人说明天有事去不了，剩下的都说那就去吧，既然天津警察都建议去北京上访，那我们北京的学员更是责无旁贷了。
就这样，四月二十五日一早，我们就去了位于中南海西侧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当时我们只是觉的有问题需要向政府反映，大家一起去了，也是很正常的事。决没想到这件事不仅在中国大地掀起了巨大波澜，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南海“四二五” 和平上访事件。
我们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中南海“四二五” 和平上访事件
记得当天去了很多人，大家都整整齐齐的站在路边上，还留出了行人走路的地方，所以交通一直很顺畅。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大多数学员既没有喝水，也没有吃东西，是因为那时北京的公共厕所还不是很方便，如果这么多人都去上厕所，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使用厕所。等了一白天，都没有动静，东伟和我因为第二天一早要上班，所以离开的早些。傍晚时分，传出消息说情况反映上去了，朱镕基总理已经要求天津放人，并且答应考虑学员代表提出的保证正常修炼环境的要求，大家都很高兴，就陆续离开了。听说晚上最后一拨学员离开时把地上的垃圾拣的干干净净，地上连一片废纸也没有。
这件事让中央高层某些人很震惊，觉的法轮功组织性、纪律性很高。其实对于修炼者来说，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 是同化“真、善、忍”要求的自觉行为，并不需要特别的组织纪律。
星期一早上一进办公室，大家竟然都在议论“四二五”上访这件事，听他们的口气好像事儿还很大。我跟他们说昨天我也去了，同事们都很吃惊：“啊，你也去了？！以后最好别参与这些事。”我乐了：“我们就是去反映了下情况，没你们想的那么严重。”一个同事意味深长的看着我说：“你太天真了！以后你就知道，在中国，有些区域是永远不能碰的，否则倒霉的是自己。”
但任凭他们怎么大惊小怪，我还是不以为意。在我头脑里，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去哪个政府反映个情况不都是正常的吗？何况方式那么和平。可是年长的同事亲身经历过很多共产党发起的运动，对共产党依靠暴力和谎言统治中国人民的方式已经有了一些体验，多年积累的政治嗅觉让他们感受到了一些危险的前兆。
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明显增加的紧张气氛。首先，紫竹院公园的炼功点上来了一些很奇怪的人。他们带着墨镜站在旁边，自自始至终的看着我们炼功。有教功的阿姨上去问他们要不要学，他们摇头，也并不离开。甚至有一天炼到一半下雨了，我们不走，他们也冒雨继续“观看”。
接下来不断有亲朋好友打来电话提醒东伟和我：“有内部消息，听说中央要镇压法轮功了，你们要小心呀！”。我听了还是笑：“镇压？什么叫镇压呀？难道警察叔叔会把我们抓起来吗？嘻嘻！”
我原来一直管警察叫“警察叔叔”，原因是我这个人从小不辨方向，经常分不清东南西北，所以总要找警察问路。那时年纪小，当然要叫“叔叔”。后来养成了习惯，一张口就是“警察叔叔”，甚至有时碰到年轻警察也脱口而出“警察叔叔”。这个习惯直到后来经历过被警察用电棍戳我的头、用皮靴碾我的脸才改过来。
一个多月后，单位传达了一份中央文件《接待部份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什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炼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炼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炼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
看后我松了口气，对同事说：“你们看，没什么事吗？你们太多心了！”可同事们好像并不认同我的想法，还是劝我要小心点。我有一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朋友，谈及此事时，他更是对我的判断嗤之以鼻：“亏你还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一点政治嗅觉都没有，这里面的潜台词你都听不出来啊？！” 我嘴上不服气：“哼，我又不是犬类，当然嗅觉不灵敏。”心里却想：“难道真的是我太天真了？”但对于会发生什么我还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一场狂风暴雨就要来临。
七月流火，九九年的七月尤其闷热难当，当年我抵御炎热的方法主要是吃冰激凌。东伟每次看见我大块朵颐的时候，总是说：“小姑娘，努力吧，这辈子估计身高你是没希望赶上我了（我们俩相差十五公分），但体重还是有希望的！” 快乐的两人世界继续着。然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窗外已是风起云涌，一场狂风暴雨就要来临。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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