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往事

读完“九评”,想起许多往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员,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祖母早亡,祖父从祖辈上继承田产一份,大陆“土改”时,被定为地主。

母亲早年毕业于一所女子师范,吹得一手漂亮的笛子,会讲许多好听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和弟弟挤在一张大床上,听着母亲讲故事时,进入梦乡。没有想到,突然间祸从天降。1953年,大陆第一次“普选”时,母亲被“ 补划”为地主份子。理由是:母亲“解放”前三年没有参加工作,且祖父是地主。父亲认为:祖父的田产和收租,均是祖父掌管,父母亲均未参与;我家的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资维持,没有剥削。因此,根据当时的政策,代表母亲向有关部门申述,请求复查。哪知,这封申述信被转回母亲户口所在地,成了她“翻案”的证据。不但问题没有解决,母亲反由“地主份子”升级为“想翻案的地主分子”,从此堕入苦难的深坑。

居委会宣布,给母亲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由群众监督改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外出要请假;并规定她负责打扫一段大街和两个公共厕所,负责清理一段下水道(当然,全是无偿的)。另外,勒令她在群众大会上检讨,交待“翻案”的动机,并动员大家发言,对她进行批斗。完全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

母亲在委屈、惊吓、羞辱的精神压力下,大病一场,虽捡回一条命,却从此落下“心气痛”的病根,这个病根后来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去世。

家里就像塌了天,从此罩上了一片阴云。没有了笛声,没有了故事,没有了欢笑;只有愁眉苦脸,只有眼泪和叹息。无忧无虑的日子已不属于我们。

严酷的环境,使孩子们一下子懂事了许多。我们都明白,自己在同龄孩子中,是另类;在学校中,不能与任何人争高低,只要不摊上当面羞辱和苛责就是满足了。记得上小学时,我是最后几个被批准戴上“红领巾”的孩子之一,尽管我学习不差又听话。

父母的爱莫能助,使我们都学会了忍气吞声,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是一群被打入另册的孩子。在学校中,如果能碰上有点人情味的老师,就是莫大的幸福;如果摊上革命化的老师,那就日子难过。弟弟上中学时,就曾被班主任弄到台上去“示众”,要他向全体学生交待:“怎样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 弟弟也是一个学习好又听话的孩子。他无力反抗,又深感委屈。老家解放时,他才4岁。多年后,弟弟想起这些经历,仍心有余痛。

在那个年代,人情比纸薄。人际之间冷若冰霜,至亲好友都不敢与我们来往,因为怕受株连。在学校中,出身好的同学不愿与我们往来,怕影响入党入团;出身不好的同学也不敢与我们往来,怕近墨者更黑;街坊邻居之间,也失去了起码的人道关怀,只剩下监视和提防。母亲因为极度忧郁,身体很差。头昏眼花,经常“心口痛”,曾数次晕倒。最终一病不起。她带着对未成年孩子的牵挂,睁着眼睛辞世。

记得姨母(母亲的胞妹)在听到母亲的死讯时,竟不能自持,当着晚辈们的面,大放悲声。我知道,姨母的哭声,是痛惜胞姐的真情流露;是对自己疏远亲情的自责和悔恨;当然,还有对当时恶劣社会环境的强烈控诉和无奈。母亲辞世,对父亲打击很大,他是另一个哭得最伤心的人,对母亲的辞世他深感自责和内疚。

在为母亲送行时,父亲已哭不出声,只掉着伤心泪前行。双腿发抖已不能走路,是在子女们的驾扶下,送完母亲最后一程。

很长时间,父亲拒绝搬离母亲生前居住过的屋子,据他说,在那里可以在梦中与母亲相见。他常说在梦中见到母亲买菜归来,还在梦中亲切的谈论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父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回老家后在一所中学教书。一个偶然的机会集体参加国民党,仅此而已。解放后,这个历史问题使他吃尽苦头。历次政治运动均是审查对象,总想把他往“历史反革命”的档次上靠,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却因总抓不住把柄而不了了之。又由于有“帮地主老婆翻案”的经历,在各种会上检查交代、深挖思想根源已是家常便饭;多年中、一直提心吊胆过日子,逆来顺受,不知道哪一天,厄运会降临头上。

由于有“翻案”的教训;父亲根本不相信中共政府“言者无罪”的宣传,用坚决闭嘴不提意见的方式,躲过了57年反右派的灾难;但在后来59年-60年的反右倾运动中,终于难逃罗网。当时,他在一所重点中专教书,以“没有政治热情、在政治学习会议上不发言”的罪名,扣上“白专”的帽子,取消教课的资格,收回家属宿舍,发配到工厂劳动。61年又被下放到距老家几百里路远的一家建筑公司当钢筋工(用细铁丝把钢筋骨架捆住的工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教师岗位。“文革”开始,父亲再次因历史问题被关进“牛棚”,他那间8平米的小屋也被别人趁机强行占去。后来放出“牛棚”时,他已无处存身,只好栖居在公司的工棚里,直到退休回到老家,才住进兄姐们的家里。

父亲是一个儒生,他为人正直、善良、宽厚。艰难的岁月和坎坷的人生,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痕。他怕谈往事,却又经常回忆起往事;晚年时,曾经常守着母亲的遗像独自垂泪。 没有人敢去劝慰他,也没有人能够劝慰他;因为那是心灵上无法愈合的隐痛。

母亲辞世二十年后,父亲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去找寻已在“那边”等候多时的母亲去了。兄妹们再次聚在一起,商议为父母合墓。由于青少年时代的压抑生涯,我们都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每个人心中都有千言万语,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大家相顾无言,泪如雨下。也许,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想起了父母的悲凉人生;也想起了自己在“那个年代”切身经历的屈辱和辛酸,还有那在内心深处隐隐作痛的伤痕…..

总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了。

200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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