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毛泽东 第3集-毛怎样在第一个红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中共建立的第一个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和毛泽东是怎样压榨农民,实行红色恐怖的。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九章“第一个红色中国 ”。张戎女士采访了同毛泽东打过交道的各国政要人士,以及中国大陆和台湾与毛泽东、与这段历史有关系的数百人,花了十二年才写成了这本书。国中之国的首都瑞金位于江西省南边陲,坐落在三面环山的红土盆地里。这里属亚热带气候,农产品丰富,到处是杉、松、枫、樟、砾,桩树华盖如云。政治环境也很理想:国民党手中的省会南昌远在三百公里以外,无大路 可通。红区内有繁华的都市汀州,只与外界通航。
红色政府设在瑞金城外一座有五百年历史的祠堂里。 领导人的住宅曾属于当地最富有的人家,位于祠堂的斜前方。毛挑了套宽敞的房间,面对祠堂的那面墙上没有窗户,从前的屋主出于对祠堂的尊重,不让在那里造窗。但毛为了采光,新开了一扇窗户。
毛这个"主席"还有个顶头上司:周恩来。周十二月从上海来到瑞金,做苏区中央局书记,换下了毛(毛当时是代理书记)。在共产党制度里,党的书记是头号人物。
在莫斯科的指点下,擅长组织的周恩来把国中之国建成一个斯大林模式的极权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十个名称各异的委员会,如"扩大红军委员会"、"上地委员会 "、"没收委员会"、"户口委员会"、"赤色戒严委员会",等等。人们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六岁参加儿童团,十五岁参加少先队,青壮年参加赤卫军。
毛泽东观察到这一切,赞许说这是一张无所不包的"网"。从前他管辖的红区还有点土匪习气,对老百姓还没有组织得这么严密。夺取政权后,毛把这一套极权机制完善到滴水不漏,对社会的严密控制远超过瑞金,甚至超过斯大林的苏联。他用周恩来作总理,直用到周的最后一口气。
周是中共克格勃(此时叫政治保卫局)的创始人。他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
周刚到瑞金时,感觉毛打AB团等"肃反"方式大有问题。他说毛"专凭犯人口供,依靠肉刑","在群众中造成恐怖"。他实行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宣布"过去肃反完全错误",AB团"都可自新自首不杀了"。
这样一来,人们开始大胆反对共产党统治,用周手下政保人员的话说,"发现反动标语","反革命企图抬头","大造谣言",拒绝使用工农银行的纸票"。周恩来看出不杀人中共统治就有危机,几个月不到就改变政策,又开始"加紧肃反","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原红色江西领袖李文林就是在这时被杀的。
为了打仗,为了维持政权,中共用各种名目榨取农民。其中之一是逼着农民买"革命战争公债"。为此中共政府"号召"妇女剪头发,把头上的银发簪,献出来,终身积累的首饰银器也一步步被拿走。买了公债后又发动"退还公债运动,要农民把所购的公债无条件退还给中共政府。
粮食也是一样。虽说农民分了田,不必缴租,但得交公粮,还得“借"粮给政府。一九三三年三月,毛泽东发布训令,要农民"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 "。但"借出的从来没还过。 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红军,或征去做劳工。共产党统治三年下来,乡村里十几岁到五十岁的男人所剩无几。
妇女成了主要劳动力。依传统她们只干轻活,但现在大部分农活落在她们肩上,还要为红军做各种杂事,像挑担子、照顾伤员、洗衣补衣、无休止地做军鞋--布料还得自己负担□毛泽东年轻时就认为女子能跟男人干一样重的体力活,现在更是说:"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计划之内。有的地方,老百姓连休息的日子也没有,代替假日的是开会。毛说:"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
健康水准没有提高。红区里最好的医院原来在汀州,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为一般老百姓看病。毛在那里住过,很喜欢它,回瑞金时就把它搬来了,变成为共产党服务的"中央医院"。
毛通过斯诺向外界宣告,红色政权下的"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内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事实上,从前的中学大多关了门,成为办公场所。
教育仅限于小学,名为"列宁学校",教学生识字,达到看宣传品的程度。孩子们被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还成立"耻笑队",去羞辱那些不愿参加红军或当逃兵的人。十几岁的孩子有时也被鼓励向"阶级敌人"挥刀行刑。
毛泽东对这个政权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搞了一场制造"阶级敌人"的"查田运动"。由于按共产党的理论,只有地主富农才能被剥夺,毛要基层干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农",逼他们交出"罚款"和"捐款",把他们送进劳役队当苦力。毛的命令是:"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要没收一个干净","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共产党统治已经几年了,地富早已被挖干净了,为了凑数,干部不得不乱整人。
毛的运动制造了数万苦役工,却挤不出多少钱和粮食。从当时的统计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个县中,只有两个县交出了"罚款和捐款"离毛定下的任务目标天差地远。农民早已被榨干了。红军军官龚楚回忆起运动中的一桩见闻。一天他经过瑞金附近的龚坊,"因为天气炎热,到村里去找一间民房休息。这个龚坊,居住的是姓龚的居民,我进入休息的是一栋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但等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凄凉与萧条,因为屋子里的家具部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长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人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看见我带着四个携有手枪的特务员进来,非常惊恐,小孩更吓得哭了起来。"
这时他们听到龚楚的姓,知道是同宗。于是一家六口跪在他面前,求他救他们的命□老太婆哭着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
我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的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逼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人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就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了眼,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地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龚楚答应替他们想办法,但最终什么也没做。他明白帮忙反会害了他们。曾有个医生因为交不起捐款求他,他转告了当地政府,但"十多天后,当我由闽西再回到瑞金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寡妇孤儿已流为乞丐了。"正是这一系列的悲剧,促使龚楚逃离红军。
"查田运动"也为中共吓唬出不少士兵。张闻天夫人刘英"扩红"扩不到足够的人数,毛就叫她 "三天找出反革命",人们害怕,只好参军。另一个女干部回忆道,她所在区的军事部长蔡墩松被认为不积极征兵,毛叫她把蔡抓起来,押送到他那里。经过一天的拷问,蔡墩松"在毛泽东同志面前坦白交代了他们组织"反共团"的罪行,供认他是反共团的团长,并把该反革命组织的全部成员名单都交出来了。
随后是照例的群众大会,毛"在会上宣布了蔡墩松等人的反革命罪行",蔡等被当众处死。会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 (龚楚的回忆录于一九五四年在香港出版)。毛死后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作为瑞金时代的见证人,在小范围内承认龚楚的回忆录的真实性。
这个国中之国就像监狱,每个村子都二十四小时放哨,离开村子得有路条。有个管钱的管理员曾试图想跑,"挪用"了两百四十六块七毛钱,买了张路条。逃亡没成功,在大会上示众后杀掉。据过来人说,甚至"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
毛的亲信杨岳彬也受不了,千方百计逃跑了。他投向国民党,把中共要人的住地告诉他们,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毛等只得全部搬家。在红色政权最后的日子里,当国民党军队逼近时,成村的人挥舞着大刀长矛袭击退却的红军。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干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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