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辖市京津沪高官频传贪污：涉及某政治局常委

在中国，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因涉及经济问题，接受中纪委问话调查后自杀身亡。这是继北京市前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后，十三年来自杀身亡的最高级中共干部。在近期查处的高干贪污案中，有一个现象颇值得深思：发生特大的贪污案北京、天津和上海，都是直辖市。

除了自杀身亡的宋平顺，天津市的贪污案还涉及“被双规”的检察长李宝金，而且外界相信，应该有更多、更高级别的干部或其家属涉案，这两人只是暂时浮出水面的“替死鬼”。此外，上海社保基金案，虽然已有前市委书记陈良宇涉案而中箭下马，并有超过五十名干部及商官接受调查，但若非为了上海官场的稳定，相信同样会有更多高干涉案受查。 (博讯 boxun.com)

至于北京市，过去十多年来，集团式贪污更是屡禁不止。先是前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贪污案，不但有陈的亲信王宝森自杀身亡，陈希同自己也被判监十六年。近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海淀区区长周良洛因经济问题而被双规，而一般相信，北京这个腐败大案，背后还有更大的保护伞，甚至涉及某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京津沪三地的官场特别腐败吗？非也，正所谓“十官九贪”，各地贪污一样严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中纪委无暇兼顾或鞭长莫及而已。相对其他省市，京津沪的贪污案有两大特点。第一，涉案官员级别特别高；第二，涉案人数特别多，甚至是集团式犯罪。当然，其他省市也有同类的贪污集团，例如沈阳的“马向东案”、福建的“远华走私案”，不过，其他地区“四大班子”（党、政府、人大、政协）的“一把手”，很少被查处。为什么？

第一，反腐败是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正如上文所说，“十官九贪”之下，中纪委只能选择性地出击，查谁不查谁，并没客观标准，更不是因为证据掌握多少，而是政治上有没有需要。当年查处陈希同，是因为他过于跋扈，不把新总书江泽民放在眼里，江以反腐之名，行整肃“北京帮”、巩固权力之实；月前陈良宇被 “双规”，也是因为他过于嚣张，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着干，胡、温借反贪之名打击“上海帮”。

而且，一直以来，京津沪都是各方角力的重要场所。这三个直辖市与中央领导层有千丝万缕关系，其主要领导背后都至少有一名政治局常委撑腰。结果，每逢最高领导层出现激烈政治斗争时，京津沪就首当其冲，成为对付某位中央领导人的突破口。当年江泽民对付权倾朝野的李鹏，就是以陈希同作为突破口；今日胡锦涛要对付江泽民，也是以陈良宇作为切入点。

因此，只要有政治上的需要，中纪委便会千方百计调查这三个地方的腐败案，直至那位领导人被击倒为止。相对来说，其他省市与中央领导层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被用作打击政敌的机会也就大减了（不是绝对没有，只是机会较低而已）。

第二，这些地方的干部自恃朝中有人，其贪污行迳过于明目张胆。这是典型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过去二十年，每届政治局常委中，都有成员与京津沪有深厚渊源，令三地成为某位领导人的“政治属地”或“地盘”。例如，上海是江泽民的权力基础，他主政中南海时时，大量上海干部进入中央策层；李瑞环长期在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市长，不少天津干部都是他的旧部或亲信；北京以前是李鹏的势力范围，九十年代中贾庆林入主北京市，现时不少北京市干部是贾庆林提拔的。

由于三大直辖市的干部，多是中央领导人的心腹爱将，他们以为，只要中南海有“老板”在掌权，即使自己真的出事，“老板”也会出面力保，这不仅事关 “老板”的面子，他也自保，否则不断向上蔓延，早晚会烧到“老板”身上。结果，这三地的干部，贪污愈来愈张狂，民间积存的怨气也愈来愈大，中央不得不正视这些地方的贪污问题。当中南海的“老板”退休或失势之后，就是中央整治这些地方的时候！

事实上，只要某个地方成为某位中央领导人的地盘，当他失势或退休后，当地就一定会被揭发大量的贪污丑闻，与京津沪三地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