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门血案18周年(三):推动中国民主 民运与维权殊途同归

八九民运已然迈入第十九个年头,当前的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改革却停滞不前,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不义的现象严重,大陆民间兴起的维权运动俨然成为现阶段另一种型态的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和维权努力是殊途同归吗?两者能否结合,共同致力于推展中国的民主法治?各界高度关注这两项运动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

◎ 选择留下 推动民主选举

1989年中国大陆大学生发起的争民主自由运动,惨遭中共当局的武力镇压,当年参与抗争的人士或为理想而失去宝贵生命,或锒铛入狱、饱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或流亡海外、备尝离乡背井的艰辛。但「六四」精神永存世人心中,大多数的民运人士不改初衷,继续推动中国大陆迈向民主法治。

拥有「中国民运三朝元老」称号的大陆资深民运人士陈子明,被北京当局扣上「八九民运幕后黑手」的帽子,判处13年有期徒刑,直到去年10月初,才回复完整的公民身份。

陈子明表示,他准备继续过去的事业,包括推动民主选举和成立民间智库,以发展中国大陆的公民社会,推进中国大陆的民主法治:『在80年代初,我们就发起了北京市各大学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通过选举的方式,把拥护民主的人选上去,参加到人民代表权力的机构中去,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台湾民主运动所揭示的那样,那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其他当然还有很多种种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在80年代,还搞一个民办的智库(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也很有规模,(而)到现在,也还没有类似于我们当时这样规模的一个民间智库出现,那么,我们当然还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智库再办起来。』

◎ 流亡海外 借镜他山之石

相对于陈子明留在中国大陆,尝试从体制内推动改革,流亡海外的大陆民运人士则是透过亲身感受,汲取外国民主转型的珍贵经验。许多民运人士,例如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张伦以及资深民运人士王军涛等人,到了海外,都继续读书深造,为日后回到中国大陆推动民主化进程预作准备,而他们也都已经学有所成。

王军涛和陈子明过去是并肩合作的夥伴,「六四」之后,也有相同的境遇;但是,王军涛在1994年被送往美国,开始流亡生涯。王军涛认为,在中共严密监控下,民运人士在国内并没有太多的着力点,在海外却能够实地学习及全面思考问题。王军涛说:『在海外,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够看到别的国家的经验教训,这样在将来中国的转型机会再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因为,我们不仅仅有我们自己的切身的、迫切的要求,进行民主转型,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二、三百年来这种民主政治转型的经验和教训。』

◎ 传达大陆民运人士心声 敦促国际关注中国问题

多年来,海外民运人士一方面充实自己,一方面关注中国大陆情势发展,从事和民主运动有关的活动。王丹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王丹表示,民运人士在海外扮演了重要的桥梁角色:『今天在西方的眼光里,大家看到的普遍的仅仅是经济发展这个层面,其实,这个层面,我们认为,完全不能代表中国的真实面貌,那么,如何把中国政治上的,退一步,包括对人权的迫害以及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向世界展现,希望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这是首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点,国内的民主运动是真正的主战场,我们在海外如何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为他们提供辅助,或者说帮助他们,把他们的声音传到国际社会,这是我们第二个能做的工作。第三点就是,未来的中国变化,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今天我们生活在西方社会,可以近身的接触很多老牌民主国家的经验,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去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去做一些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 主动维护合法权益 维权属广义民运

八九民运之后,中国大陆不曾出现有组织、具规模的民主运动,但是近年来,大陆民间兴起维权运动,不论件数和规模都迅速升高。维权运动从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出发,民主运动以政治诉求为主;两者表面上看似不同,实质上却都反映了中国大陆民众的公民意识正在提升。

王丹认为,维权运动本身就是民主运动:『其实今天在大陆积极从事维权运动的人士,我想,基本上也都是原来参与过民主运动的人士,从人员上、从诉求上讲,基本上是重合在一起的,只是说,今天的维权运动表现得可能更沉稳、更成熟一些,而不是说,像过去民主运动那样,仅仅提出一些像三权分立等等这些比较高的理论诉求而已,实际上,我觉得二者是一个。』

陈子明也有相同看法,他认为,维权运动属于广义民主运动的一部分。陈子明说:『维权并不直接指向政权的更替,或者指向政治制度的改变,它还是维护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或者某个阶层的具体的权益;但是,这种以自己个人和小团体的方式来争取权益,而不是等待共产党去赐予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共产党体制的一种动摇,所以,这也是一个广义的民主运动。』

◎ 民运与维权殊途同归

正在大陆民间如火如荼进行的维权运动,主要是循法律途径来争取或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民主运动则是走革命路线,从体制外推动政治改革,两者方法虽然不同,目标都是促进中国大陆成为民主法治社会。有人认为,维权和民运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两者可以相辅相成。

王军涛表示,中国正在转型,中国共产党希望妥善治理国家,却又顾虑自身的政治利益,未能放手根本解决弊端;原本打算从体制内来解决问题的维权律师,终将意识到,现行体制无法解决当前的一些问题,唯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王军涛说:『我觉得,所谓的殊途同归,就是他们最后会意识到,他们得要接受反对运动的政治诉求,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也就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诉求都会被接受,因为,反对运动中也有主张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改变现行体制,也有人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我想,很多维权律师不会接受后一种的方式,但是,会跟前一种的反对运动,跟这种和平理性的要求结合起来。』

◎ 维权增进信心 民主前景可期

从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9年西单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到现在的维权运动,中国大陆公民社会出现明显进展,中国的民主化前景似乎值得期待。

王丹表示,社会力量如果超越国家力量,民主化的实践就指日可待,他觉得,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力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国家力量的增长,而维权运动是最主要的信心来源。王丹说:『维权运动代表著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雏型,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它不仅仅是去追求一些理论上的诉求或者说一些启蒙性的东西,它是把对民主的理念和老百姓的具体权益结合在一起,它从过去的理论启蒙,发展到今天的利益伸张,这个代表著中国公民社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知道,如何利用当局的一些法律空隙,能为自己的权益扩张出更大的空间,这个方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可以预见到中国公民自身的成长会越来越成熟和强大,那么,这个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王军涛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民主前景。他表示,如果以经典的民主革命观点来看,中国的民主空间不是很大;但如果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中国存在相当大的民主空间。王军涛表示:『当中国的各种利益集团发现,他们谁也吃不掉谁,需要引进一些新的规则来规范他们争权夺利过程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民主、法治等等这些都是不可少;这就是说,在现在的统治集团和菁英中间,他们虽然一方面在旧的体制中发了一些政治财和商业财,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制度的规范,他们的安全也会受到很大威胁;其实民主化和其他的政体规则一样,它也是个争权夺利的规则,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主化在现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利益基础,不光有它的理念基础了,所以,这个空间还是挺大的。』

◎ 台港经验 值得师法

成熟稳健的公民社会,是国家发展民主法治的基石,而公民社会的发展,主要仰赖内在力量的推进,如能再师法其他国家,必定可以事半功倍。

有鉴于此,王丹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台湾和香港,能够和中国大陆分享经验:『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下,其实,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还需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其他华人的地区,包括像台湾、香港这样的地区的大力的帮助,因为,毕竟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是个比较新的现象,而在其他的国家、尤其像在台湾这样的地方,是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么,如何把这些经验传达给中国内部的公民社会,我觉得,这是国际社会和华人地区应该更积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在经济繁荣发展的支撑下,中国正在国际间快速崛起,为了安抚一些国家的疑虑,北京方面强调和平崛起;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中国领导人如果能够顺应民意,推行政治改革,施行法治,促使中国大陆社会正常发展,「中国威胁论」自然会消弭于无形。(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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