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查中国经济史册，从史料零碎的远古，一直到发生“改革”的20年前，我还从没有发现一个时代，像今天的景象这样，“假冒伪劣”的商品四处泛滥、无处不在，几乎覆盖了一切经济领域。不仅有大量内容丰富的假商品，而且还大量出现假钞票、假发票、假文凭、假红头文件，居然还有假警察、假教授、假官员、假股市、假银行……老实说，单是“假”，也还罢了。更要命的是一个“劣”字，假而必劣，“劣”把那些不会造假的老百姓无情地淹没在痛苦的冰水之中。如果忠厚老实的人们总也不能滑进“假劣”队伍里，就得难受一辈子。
在中国，“假冒伪劣”经济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使人颇感纳闷。
可见，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新越好。
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是经济体制太“传统”了？是人们太穷了？是思想太不解放了？是人们改革的胆子太小了？还是人们还没有摆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阴影？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还没有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善于分析一切的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告诉我们：“假冒伪劣”的根源到底在哪？冥冥之中，到底是什么在神差鬼使，竟能使“伪劣”二字纵横天下？
如果我们民族的神经尚还接近正常，我想，怕不会有人公开为“假冒伪劣”大声叫好。当然，造假售假的人们和那些在黑暗中支持他们的某些“各级官员”的手，可能力量很大，但是由于他们太阴暗，仍只能划进“看不见的手”之类，不会“明目张胆”的。而那些发言权十足的“资深经济学家”们，虽然钟情于“经济自由化”，认为只要是“市场”就是万能的、只要中国经济一“转轨”，那就势必坐进了高级豪华的经贸高速列车。但是，请放心，他们也不会为“假冒伪劣”本身公然喝彩的。
我实在不明白，既然没有人公开鼓噪，为什么“假冒伪劣”在中国会出现这样大的规模和深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所不可避免的吗？“初级阶段”好象也应包括1949-1978年吧？那也是30年间长长的时光，又是“大跃进”，又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弄了个人仰马翻，但却没有“假冒伪劣”几个字同时来折磨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原因何在？“文革”中尽管许多人举止狂暴无礼， “文革”前尽管众多人群生活简单甚至艰难，但从没出现专事生产“假冒伪劣”的商品制造者群体，因此，也无须乎开展“放心肉”工程和“百城万店无假货”之类活动。在万恶的旧社会，虽有青红帮、红枪会、座山雕之类盗匪作恶多端，似乎也从没出现生产假冒伪劣的悠久“民族传统”。缺点甚多的、名声也不好的“计划经济”并不是“假冒伪劣”经济，这点也不能冤枉它。中国的经济学家奇异地把1949-1978年称为“传统经济”，但其实，这段时间的经济在中华民族史上一点儿也不“传统”。经济学者的文字游戏，真令人莫解。事实是，不管是50-60年代的“传统”，还是2-3千年来的“传统”，都没有发生生产“假冒伪劣” 的传统特色。翻翻历史，类似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好像自秦汉以来2千多年，只有两汉间王莽新朝的“经济改革”出现过类似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取向。例如类似“土地改革”的重新分配土地，类似“统购统销”的盐铁专卖制度，由政府控制物价、建立贷款制度、征收所得税等。但王莽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形成“传统”，它们很快就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失败了，也消失了。王莽的改革前后共10几年，在中国历史上只能叫做“一瞬间”。而在2000几百年里，中国古代经济主要内容是与“假冒伪劣”无缘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皇帝老子之外，官僚贵族地主与庶族地主、商人地主构成主要统治阶级。古时候没有工业，只有手工业和商业。古时的商业活动，虽早在司马迁时代就被形容为“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却一直没有关于“假冒伪劣”横行的记载。经隋唐至宋朝，商品经济从指定的城外集市走向城市内的大街小巷，并日益繁荣昌盛，但仍然既没出现20世纪50年代的“传统”模式，也没有“假冒伪劣”经济大量冲进市民经济生活的记载。所以，中国本没有“假冒伪劣”的传统。如果现今的“假冒伪劣”经济命长，若能够今后千百年地延续下去，那我们这一代就算开了一次民族的千年风气之先。
不过，起码在我看来，这种“新生事物”不给人光荣感。
到底什么在拨弄中国人的神经，使许多人同时都爱上了“假冒伪劣”？我看，主要是人们“发财”的强烈欲望使然。当这个“欲望”通过学者和宣传家门的舌头，灌进了人们的心头，同时又非常缺乏有效的法制对“经济自由化”加以制约的时候，一旦“不顾一切发财”变成“群众性”的社会意识和实际行动，可怕的局面就出现了。所以说，极度的自私，疯狂的发财欲望，正是中国“伪劣经济”的思想源头。前面是原因，后面是结果。所以说，“伪劣经济”本身实际上是某种“果实”。现在，当我们翻开90年代的史册，特别是1999年“打假”材料和“打假”成就时，常常不由得首先被“伪劣”本身吓得心惊肉跳。
历史地说，假冒伪劣经济虽开始于80年代，但最终成了“大气候”，大概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80年代出现“晋江假药案”时，人们还气愤不已，当时确也进行了一些“打击”，10多年后，情况又怎样了呢？全国性的假药生产已发展成巨大的规模，变本加厉，而“晋江假药案”简直成了个“小小巫”了。现在查抄的假药，一次往往就数以多少吨计。而各种商品质劣情况之严重，在整个 90年代里，始终不让人松一口气。让我们来看看若干具体的、零星的材料吧。
1995年，南海市对11家燕窝厂突击质检时，发现9家厂子产品中根本没有燕窝；内贸部质检局对全国10类商品品质抽检，发现20种产品品质严重不合格；卫生部对北京熟肉制品抽检发现定型包装的合格率为40％，散装的合格率仅为20％，街头销售的散装肉食的合格率只有13％，细菌总数多得难以计数；上海技监局对53种电脑抽查后发现6成不合格，31种保险柜9成不合格；广深两市抽检速食面发现7成不合格；绍兴对黄酒抽检发现近4成不合格；国家技监局抽查纯果汁，合格率为55.7％，13省区玉米种子抽样合格率竟然仅有9％。
以后的年头里，情况似乎变得一发而不了收拾了。
1997年，年初发现茶叶抽样合格率仅为36％，但到1998年第三季度，却只有25.7％了；抽检小企业生产的家用煤气灶，31种有10种不合格，真可怕；京沪等9城市抽查了77种奶产品，合格率仅达59.7％，这对于我国千千万鲜嫩而弱小的宝贵婴儿们具有极大威胁。至1998年夏抽查47家乳品厂，却只见5家生产的奶粉合格，不少奶粉制品厂肮脏不堪。
1998 年，抽查电烤箱约5成不合格，火腿肠合格率也只有一半，眼镜合格率也如出一辙只有53.7％。数年前发现用“地沟油”炸油条，数十吨地批销“潲水油”，又有蔓延之势，如四川泸州即发现40余吨只能做肥皂的猪油流入餐馆、宾馆、学校工厂的食堂。在四川，开始只有少数小吃店用“潲水油”，得了便宜，赚了钱，后来逐渐地“不推而广”，以至在成都“潲水油”的生产渐成一门新的工业，“潲水油”一次批销，都是数以几10吨计，慢慢地“潲水油”就浸润和覆盖了大部分乃至全部小吃行业。“注水肉”的情况也如此，开始只少数肉店卖“注水肉”，后来发现这能够赚钱发财，于是你也赚，我也赚，大家都注水，以至如果不给肉“注水”就要落伍、沦为贫困。现在，好了，据报导，在有一亿之众的天府之国，已经很难找到不注水的肉了，果然是“后来治蜀要深思”。全省如此，全国还有多远？
1998 年在北京出售的面粉中发现掺杂有石膏和“观音土”，据估计，可能70％的面粉中都有。为了使面粉增白，有人竟然大量使用有毒的“二氧化苯甲醯”。在电视台 “焦点访谈”中，人们可以看到某地一些农民正用铁锹将面粉和石粉拌在一起，他们笑嘻嘻地努力“工作”着，他们心情愉快地对电视台记者说，他们自己从不吃这种“面粉”，因为他们和他们的“领导”都知道吃“石粉”对身体不好。
您看，他们的思考能力一点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没有良心。“不顾他人死活”，大家争着“害人利己”，已成了目前社会上特别流行的一种“时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10多年来，中国的一些“商人”已是丧尽天良！我为这样的 “人民”感到悲哀。……有些假冒伪劣，已经不是一般假冒伪劣，而是属于“假冒伪劣商品”帽子掩盖下的、严重的刑事犯罪，如用工业酒精兑酒、用工业硫酸兑醋、做假药、乡镇企业的先进县——江苏武进县的村民竟在肮脏不堪的地方“组装”旧针头而在1998年里“生产”了2000余万只注射器！而整个盐城地区已经找不到一只无菌的注射针头了，看谁还敢去那里打针和点滴！
在千年之末的1999年，“合格率”问题上传来的仍然不是好消息，甚至许多消息的标题就足以使人心里打颤。如《你买的是勾兑醋吗？》（1月消息，对人身体有害的“勾兑醋”在沈阳袋装醋市场上占8成）；《街头“麻辣烫”食不得》（其中发现大量粉尘、细菌）；《汽车制动液大多不合格》（2月间消息，我国汽车制动液合格率仅为41.7％）；《市场上竟无一种装潢材料姓“健康”》（上海每年用于装潢材料的总费用超过200亿元，无一种材料对人体完全无害）；《灯泡的品质太差了》（3月公布头年年尾广州抽检普通照明灯泡，合格率仅达14％）；《广东抽查商品房发现5成“缩水”》（3月间销售面积抽查合格率仅为20.9％）《劣质用品入侵校园》（6-9月山西抽查20个学校，各种用品平均抽样合格率仅28.1％）；《含农药的茶怎么喝》（6月初对京沪穗津沈济宁汉8城市专项抽查时，发现茶叶合格率仅为25.5％）；《汕头一公司居然搞假股市》；《劣质水泥包装袋何以滥市》（8月间对北京等十几个省市调查发现不符合新国标的无覆膜塑编袋竟占水泥袋总量的65％）；《长江大堤工程又发现劣质钢材》（7月里国家技监局在湖北某段检查发现只有54％的建筑钢材是合格的）；《黑木耳掺假触目惊心市场抽查几乎100％不合格》（8月，深圳只查到1个样品合格，中消协称去年对北京等30城市64家商场黑木耳检验，除2份东北产品外全不合格，黑心的商贩在黑木耳中掺有硫酸镁、卤水、尿素、烧碱、明矾、氨水、铁屑、沥青、水胶等物质）；《卫生部公布抽查情况85种食品不合格率为17.65％》（10月抽检的食品为面粉、茶叶、速食面、纯净水、冷饮等）；《如此果冻叫人怎敢心动》（3季度上海抽查21种果冻，合格的仅有6种）；《珠海肇庆：含毒食油放到208人》（10月初珠海查获一批掺假食用油8吨，9月间肇庆在各县区封存了18个销售点8000公斤导致中毒的掺假食用油）；《当心4种品牌食用油有毒》（北京发现“城乡仓储超市”的“奥胜”、“鲁花”、“美食王 “及双安商场的”福临门“等食用油过氧化物和酸价超标，可引起中毒）；《昆禄公路成了“豆腐渣工程”》（据11月报导，该公路72公里，属108国道，投资3.8亿元，试通车18天后中断了交通）；《卫生部公布今年特大食物中毒情况农药是第一杀手》（截至1999年10月底，全国21个省市共食物中毒 4638人，中毒致死86人，1998年为88人；在1-9月发生的78起中毒事件中，由于使用了国家明令禁止生产使用的氟乙醯氨、毒鼠强、一六O五、一 O五九等引起的中毒事件31起，中毒人数1108人，死亡59人，超过总死亡人数的70％）；《湛江发现含“甲醛”毒面》（2000年2月，湛江发现在 10个面制品品种中有6种牌子的甲醛即“福马林”超标，“标”是什么？不知道，据说其中大部分产品产自省外，说明问题有普遍性）……
又据报导，国家品质技术监督局于1999年的儿童节前夕对市场上的儿童含乳饮料抽检，不合格率竟高达71％。在外表繁荣的“小商品市场”上抽查的18种商品合格率仅只11.1％。浙江技术监督局9月在杭州抽查了20批次的藕粉、藕莼，合格率仅为50％，其余均以假充真，细菌丛生，超标6-8倍。
但是，还有更可怕的事情。
过去，80年代以前，每年有会有“一定比例”的食用畜禽得病，这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具有规律性的“比例”。对这些身上携带有非常有害物质的死病畜禽，必须经过处理并深埋，绝对不能让人食用。这曾经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规矩”，但是现在，千年不易的“规矩”被打破了。以往每年都要处理大量病、死家畜家禽，而现在就极少了。并不是病畜病禽没有了。它们都到哪儿去了呢？主要就是在我们的“市场经济”中被卖给消费者了，进入消费者娇嫩的胃壁里被消化了。据报导， 1999年12月，曾进行过举世震惊的“孟良崮战役”的山东省蒙阴县，一次就查抄了22个制售病死家禽家畜的窝点，获得死禽畜肉达35吨之多。此前，这些 “食品”早已四处蔓延。在全国，这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连首善之区北京也被罩在网中央，例如1998年北京宣武医院每月都要诊治“猪囊虫”病患者 150人次，病人的智力下降，重者还有生命危险，主要致病原因就直接与“私宰肉”（死病畜难以避免）带来的病菌有关。经过一番“放心肉工程”的操作之后，例如1999年广州市猪肉日消费量约8000头猪中仍然有2000余头是“私宰”的，来历不明，没有经过严格检疫。所以，中国目前经济学家特别喜爱的“私营经济”，有它令人恐惧的地方。
这一件事煞是奇怪，经济学家们总是歌颂私营企业，总是认为小企业这么好、那么好，但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对各种商品检查，那些倒楣的、名声总也不好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倒总是100％。这就是说，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全部假冒伪劣产品都是私小企生产的！这结论虽与经济学家们意见相左，或为经济学家们所不齿，但如果调查一下经济学家们家里，他们自己大概是不去享用小企业的伪劣产品的，那么经济学界招呼出这么许多“假冒伪劣”来是准备让什么人用的呢？是让穷苦老百姓来用的吗？目前，私企和乡镇小企，仍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希望所在。1998年，当经济界忧心忡忡地恐怕8％的年增长率完不成、会让不少人心里不舒服时，中国乡镇企业不顾自己的产品质劣、污染严重、能耗物耗高、没有规模效益等一系列“先天不足”，据说最终拿下了18％的超高增长率，当然是“非集约化”的高增长，但是它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不可少的贡献。而“假冒伪劣”就悄然埋藏在这 “贡献”中。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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