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读到铁流先生的文章《和谐社会岂能黑办我们老右？》，说的是他的老朋友李昌玉先生，突然禁声禁笔的事。昌玉先生在电话中说：老铁呀！你我都是共产党的基本教义派，五十年前就为几句话和一篇文章埋葬了大半生，到今天工资不补一分，道歉话没有一句，能想得通吗？现在他们不直接找我麻烦，却找到我儿子、妹妹、弟弟身上去了，说我是签名的组织策划者，右派索赔的联系煽动人，已经走到了危险边缘，要立即悬崖勒马，否则将影响我们怎样怎样……昌玉先生一家，不得不从秦皇岛、北京、上海，赶回济南向其苦谏：请乃父乃兄，看在我们吃饭为上，快快金盆洗手吧！他决心金盆洗手退出右派签名行列，不仅不再发声向中共追讨所欠下的二十多年当右派的未补工资，还准备不再在网上写带有情绪化的文章，当然更不敢和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发生联系，于是真地一下就消失了。
读到这里我是百感交集，我读过昌玉先生的文章，他是一个快手，喜欢直来直去。无非是整了人家，趁没有进棺材之前吐一吐心中怨气；把人家整狠了，在蹬腿时能够咬你两口算两口，气出了，口咬了，不是更有利于共建和谐社会吗？然而普通人跟炮制《严令媒体不准报道右派问题》的人，总是不能尿到一壶。我想，普通人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比如我，在没有咽气前，想做的事情，就是帮忙冤死了的人说几句话，因为冤枉的人太多说不了，只能捡冤死的说。再说，死了的人不会说话，活着的人为他们说话，也是一种义务。刚好手头有一些没有人给他们说话的死者，但让谁来开张，思之再三，还是让一个被活活饿死的县委书记来开张吧！
这个县委书记叫毛光书，四十年代初期的老地下党员，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南方一个叫蒙自的边僻小县任职。我查看这个县的县志，其人某年某月入党，某年某月参加革命，某年某月为党和人民干了什么什么，诸如此类，惟独他的死语焉不详。既然为尊者讳，只能去稗官野史中找。大跃进高潮迭起，全中国各行各业争相大放“卫星”。《人民日报》每天以套红大字标题报导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粮食丰收放出的高产“卫星”，刊登毛主席亲临视察的大幅照片。中国科学院院长诗人郭沫若赋诗作词，为湖北麻城和安徽繁昌的粮食高产“卫星”祝贺。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鲜事物不许怀疑。上级要求蒙自县一个月内实现滚珠轴承化，毛光书说根本做不到。派他去贵州某县参观亩产一万多斤粮食的高产田，他回来后不传达不宣传。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假的，上级要求蒙自实现水利化，他也说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反正凡是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盲目冒进他都不信、不干。于是，他就被认定为反对大跃进的反党右派分子。
毛光书进了劳教队，一下子从行政十四级干部跌到阶下囚。他是长者，劳动力不强，但为人稳健持重，从不谈论犯忌的话，表现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样子。每天劳动10—12 小时，再加上每月要向地委写出书面检查，既劳力，又劳心，消耗大，而摄入的营养严重不足。不久就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这种病说也奇怪，其特征就是食欲特别旺盛，饥饿感特别强烈。那时，物资特别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品。他只好托人买来面酱一吃就是一公斤，这种东西是盐配制的，特别咸，愈吃口愈渴，愈想喝水，水肿也就愈厉害，难友们为他担心。果然，毛光书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全身出现水肿。他私下对难友说，他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 。难友们暗自为他落泪，经常劝慰他不要这么悲观，说他做过县委书记，说不定什么时候，组织上会给一定关照。难友们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家里每月节衣缩食送来的干粮，匀出一小部分给他。饿急了他把省委赠给的一套粗毛呢藏青色的制服，向老乡换了一斤蜂蜜当众吃掉，大伙儿事前为他惋惜地说：“老毛，最好忍一忍，还是不换的好，做个革命的纪念吧，等于刘皇叔赠关云长的那件绿袍一样。”话音未落他越发生气地说：“莫提了，眼不见心不烦。”
毛光书的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水肿已蔓延至腹部，下不了床，更说不上出工劳动。病情恶化时，引起了劳教所领导的重视，他被送进劳教所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后上级通知把他送往红河州医院治疗，他终于得到了一般劳教人员得不到的“关照”。劳教所让原是蒙自专署财政科科长的右派赵沛去告诉毛光书，并派赵沛送他到蒙自。毛光书听后，不相信，说：“我什么地方也不去，就死在这里。让我去住院医病，我不信，不要来骗我，我被骗得太多啦，说死我也不去。”赵沛耐心地说：“他们派我送你去，路途上我会招呼你。”毛光书还是不信。赵沛反复劝说后，毛光书才勉强随赵沛乘火车到蒙自。毛光书到蒙自下了火车，已经无法行走，只能一点一点地爬行，整整在街上爬行了两个小时，才到医院。一路上，不少人驻足观看。怎么原来的县委书记成了这副样子，有人要去扶他，被他拒绝。有人为他悲叹，有人为他摇头。有人不解地问：“这到底为什么?他错在哪里？……” 然而，毕竟关照得实在太晚了，已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入院不久后，他就瞌然长逝。
毛光书冤案平反后，有关部门的干部提着糖果、糕点带着抚恤金去慰问他一直在农村的妻子，他妻子在极度悲愤中，将糖果、糕点和钱，全部砸出门外，哭喊着：“我不要东西，不要钱，我要人。还我的人来!”这种场景，去慰问的人也哭了。
毛光书死得很悲惨，但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好样的。毛光书死前已经彻底认清了，他曾经追求和献身的这个党的欺骗本质；他的妻子不但不承认“母亲打孩子”的反动逻辑，还坚决拒绝“三呼皇恩浩荡”。这不仅值得右派王国里的子民们学习，更值得记入这个县的县志，但只有放在这个县的县志重修那一天了。
读到这里我是百感交集，我读过昌玉先生的文章，他是一个快手，喜欢直来直去。无非是整了人家，趁没有进棺材之前吐一吐心中怨气；把人家整狠了，在蹬腿时能够咬你两口算两口，气出了，口咬了，不是更有利于共建和谐社会吗？然而普通人跟炮制《严令媒体不准报道右派问题》的人，总是不能尿到一壶。我想，普通人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比如我，在没有咽气前，想做的事情，就是帮忙冤死了的人说几句话，因为冤枉的人太多说不了，只能捡冤死的说。再说，死了的人不会说话，活着的人为他们说话，也是一种义务。刚好手头有一些没有人给他们说话的死者，但让谁来开张，思之再三，还是让一个被活活饿死的县委书记来开张吧！
这个县委书记叫毛光书，四十年代初期的老地下党员，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南方一个叫蒙自的边僻小县任职。我查看这个县的县志，其人某年某月入党，某年某月参加革命，某年某月为党和人民干了什么什么，诸如此类，惟独他的死语焉不详。既然为尊者讳，只能去稗官野史中找。大跃进高潮迭起，全中国各行各业争相大放“卫星”。《人民日报》每天以套红大字标题报导全国各地大炼钢铁、粮食丰收放出的高产“卫星”，刊登毛主席亲临视察的大幅照片。中国科学院院长诗人郭沫若赋诗作词，为湖北麻城和安徽繁昌的粮食高产“卫星”祝贺。报纸上登出来的新鲜事物不许怀疑。上级要求蒙自县一个月内实现滚珠轴承化，毛光书说根本做不到。派他去贵州某县参观亩产一万多斤粮食的高产田，他回来后不传达不宣传。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假的，上级要求蒙自实现水利化，他也说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实现的。反正凡是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盲目冒进他都不信、不干。于是，他就被认定为反对大跃进的反党右派分子。
毛光书进了劳教队，一下子从行政十四级干部跌到阶下囚。他是长者，劳动力不强，但为人稳健持重，从不谈论犯忌的话，表现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的样子。每天劳动10—12 小时，再加上每月要向地委写出书面检查，既劳力，又劳心，消耗大，而摄入的营养严重不足。不久就得了营养不良性水肿。这种病说也奇怪，其特征就是食欲特别旺盛，饥饿感特别强烈。那时，物资特别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品。他只好托人买来面酱一吃就是一公斤，这种东西是盐配制的，特别咸，愈吃口愈渴，愈想喝水，水肿也就愈厉害，难友们为他担心。果然，毛光书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全身出现水肿。他私下对难友说，他生还的希望非常渺茫 。难友们暗自为他落泪，经常劝慰他不要这么悲观，说他做过县委书记，说不定什么时候，组织上会给一定关照。难友们同时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把家里每月节衣缩食送来的干粮，匀出一小部分给他。饿急了他把省委赠给的一套粗毛呢藏青色的制服，向老乡换了一斤蜂蜜当众吃掉，大伙儿事前为他惋惜地说：“老毛，最好忍一忍，还是不换的好，做个革命的纪念吧，等于刘皇叔赠关云长的那件绿袍一样。”话音未落他越发生气地说：“莫提了，眼不见心不烦。”
毛光书的的身体已经完全垮了，水肿已蔓延至腹部，下不了床，更说不上出工劳动。病情恶化时，引起了劳教所领导的重视，他被送进劳教所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后上级通知把他送往红河州医院治疗，他终于得到了一般劳教人员得不到的“关照”。劳教所让原是蒙自专署财政科科长的右派赵沛去告诉毛光书，并派赵沛送他到蒙自。毛光书听后，不相信，说：“我什么地方也不去，就死在这里。让我去住院医病，我不信，不要来骗我，我被骗得太多啦，说死我也不去。”赵沛耐心地说：“他们派我送你去，路途上我会招呼你。”毛光书还是不信。赵沛反复劝说后，毛光书才勉强随赵沛乘火车到蒙自。毛光书到蒙自下了火车，已经无法行走，只能一点一点地爬行，整整在街上爬行了两个小时，才到医院。一路上，不少人驻足观看。怎么原来的县委书记成了这副样子，有人要去扶他，被他拒绝。有人为他悲叹，有人为他摇头。有人不解地问：“这到底为什么?他错在哪里？……” 然而，毕竟关照得实在太晚了，已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入院不久后，他就瞌然长逝。
毛光书冤案平反后，有关部门的干部提着糖果、糕点带着抚恤金去慰问他一直在农村的妻子，他妻子在极度悲愤中，将糖果、糕点和钱，全部砸出门外，哭喊着：“我不要东西，不要钱，我要人。还我的人来!”这种场景，去慰问的人也哭了。
毛光书死得很悲惨，但他和他的妻子都是好样的。毛光书死前已经彻底认清了，他曾经追求和献身的这个党的欺骗本质；他的妻子不但不承认“母亲打孩子”的反动逻辑，还坚决拒绝“三呼皇恩浩荡”。这不仅值得右派王国里的子民们学习，更值得记入这个县的县志，但只有放在这个县的县志重修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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