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忍辱负重需要钢铁般的意志

打开电脑浏览“农民为讨6万欠款请法官吃饭，奔波14年倒贴7万”的新闻，发现网友和媒体评论员的愤怒前所未有，看来此案挑战了中国民众的容忍底线，也让很多人对中国司法公正彻底绝望。

山西曲沃农民张志祥为了讨要一笔6万元的执行款，先后支付了5610元诉讼费、8000元律师费(由于时间长，一名律师病故，换了第二名律师)、1500元申请执行费、宴请法官的上百顿饭费2.9万元、为主管执行的法院副院长安国廉购买彩电的2500元、44趟寻找被执行人司万仓的路费1万元、几次前往河南寻找被执行人司万仓的债务人娄成山的费用数千元等，各项费用共计7万多元!

除了经济上的损失以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前后数十次到法院请求法官执行；44趟寻找被执行人，行程近万公里，花费近万元；债务以三角债的形式转移到被执行人的债务人后，他又多次到外省寻找；多次强作笑颜请法官吃饭，在一旁添水倒酒；为了让法官依法办案，便遵照法官安国廉的吩咐，为安家买烟、酒，还为安国廉的儿子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法院要求张志祥自己去找被执行人，1995年底，张志祥总算“抓”到了司万仓，满怀希望来到了翼城县人民法院，才发现6万多执行款早就被人分了。1996年的一个早晨，张志祥来到翼城法院门前，准备自杀。老伴闻讯赶来，告诉他“还是让我碰死算了”，一番争抢，夫妻俩在法院门前抱头痛哭。

案件到今日才见诸媒体，直到翼城县人民法院告申庭庭长、在张案中独任审判员的安国廉去年去世。张志祥说：“咱们的诚心，铁树都该开花了吧?”，这样的结局，也让任何有铁石心肠的人为之动容。

在为所欲为的法官面前，张志祥的绝望、屈辱、气愤，奈何不了法官的无耻、贪婪。这样的老百姓，如果不是具备能够忍辱负重的钢铁般的意志，早就会自杀；这样的法官，缺乏基本的人性，贪赃枉法，没有丝毫国家法纪观念，更遑论天理、良心，期待这样的法官和法院为民作主，远远比不上找大多数黑社会。

“立党为公、司法为民”、“三禁令”、“九卡死”、“红包公示”、“婚姻变动要报告”，这几年，我们出台了多少口号，在翼城县，那个农民张志祥信吗；看了张志祥的遭遇，中国的老百姓信吗？因为在这些口号的背后，还有潜规则将其抵消：中国自上到下的官员接受吃请和烟酒实际上不会被查的大背景下，针对法官的内部禁令又能起 何作用？除了社会假话成风、道德沦丧的大背景外，法院改革的方向更值得我们深思。

人民法院现已实行了两个五年改革纲要，第一个纲要七条措施，只有第六条为“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监督机制，保障司法公正廉洁”，第二个纲要共八条，只有第七条是“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内部监督与接受外部监督的制度”，都放在倒数第二的位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总结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司法权力地方化、审判活动行政化、法官职业大众化，这三大问题中，前两者是认为法官难以独立，后者是认为法官业务素质不高。这种对于“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的评估，存在方向性错误，我认为，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司法不受制约。

在任何法治国家，法官确实需要独立、中立，冷静、理性，但这都是首先解决了司法制约问题的前提下实施的。因为没有制约的司法独立，只会让独立成为腐败和徇私枉法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意味着拒绝监督；中立意味着拖延、推诿；理性意味着冷漠和良心缺失。同样，法官业务素质的提高几乎与道德素质和法律良知没有关系，高水平的博士法官的腐败前有原长沙市中院副院长，后有深圳法院副院长，这是不用论证的基本道理。

如何监督法官，实现司法制约？对此，法治国家已经有一套成功的经验：审判和执行分离，法院不承担执行职能；法官通过社区民意遴选；允许媒体旁听和评论；法官时刻接受社区民间的考评，发现法官不良行为，法官必须被开除。而现在我国法院体制的现状是：法官由官方任命，媒体报道受到多种限制，民间考评机制不存在。更重要的是，民众反映的法官问题难以受到查处，在众多的上访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法院裁判不公和法官不良行为的，但是法官被查处的很少，而民众被截访和打击报复的却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来谈什么独立和法官业务素质，岂不是舍本逐末？这样的司法改革，难道不应当进行方向上的调整？

司法受制之后才谈司法独立，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而在制约机制的问题上，少谈口号，加强事前制约和事后惩处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对法官进行“司法为民”、“三个代表”的教育，远远比不上一个案件的严历惩处。张志祥的一次“割肉午宴”设在翼城县委旁边的一家饭店里，赴宴法官除了 “老朋友”安国廉，还有一位副院长及几位庭长，这些人也许有很多已经早已升迁了，如果有决心将他们全部清除出法官队伍，我们的法院和司法就开始有希望；也只有建立起严格的法官制约机制，司法公正才有希望；也只有司法公正了，象张志祥一样的老百姓才有生存的希望。

2007.5.22，湘潭大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