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在中国生活是不是会感受到政府专断的一面。我的回答是，从没感觉到──除非我遇到了。也许有人认为这个回答太兜圈子了，那么我就多说两句吧。
在中国生活的大多数老外平日里几乎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有什么“冒犯”。你可以随便出入各种酒吧和餐馆，在那儿不仅能邂逅俊男美女，还能欣赏美妙的音乐，当然，那里的酒水价格也不低。置身于此，你根本不会想到那些字眼。
事实上你完全有可能基本不与国家机器发生接触，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待上好些年，就像是在林荫大道上无拘无束地漫步。但如果你想越过界限去马路那边看看，就会有人使劲拉住你，这时你要么赶紧退回来，要么就请做好自食苦果的准备吧：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可能会失去某些机会、丢掉一笔生意或者最糟糕的──乖乖地打道回府。而如果这样的事落到当地人头上，情况或许更糟。
这里的老外只要不是闭目塞听，就会意识到这个现实，虽然他们不见得会承认这一点。偶尔也会发生某件事让你停下来，想想自己所处的境遇，想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而让你对这一现实有更深刻理解的恐怕是这样一个事实：很少有人愿意谈论这些事，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没人愿意和麻烦扯上关系，这样做只有坏处。于是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直到下一个小插曲出现，如此日复一日。
就在这周的头两天，纽约著名艺术摇滚乐队Sonic Youth来到北京演出，中国新秀乐队Carsick Cars原定做暖场演出。就在他们调好响准备演奏的时候，有官方的人出来通知他们不能演出。
这也许算不了什么大事，但这个小插曲──以及之后似乎本该发生的事实际并未发生这样一个事实──却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现实生活核心的一点。对于取消演出的原因，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支乐队没有申请演出许可，但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乐队都不申请。Carsick Cars的音乐无关政治，而且最近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还刊登过介绍他们的文章。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无法最后证实，而且说实在的大家都不希望有人去追究，因为盘根问底会让某些人惹火上身，而且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演出取消后，在场的人里最气愤的可能要数艾里克丝•夏皮罗(Alex Schapiro)和她的中国男友了。今年22岁的夏皮罗来自巴尔的摩，到北京已有一年多。他们是当时唯一要求退票的人，而且最终也拿回了自己的钱。夏皮罗说，当我们意识到乐队被禁演后便开始嚷嚷，希望这样能激起其他观众的不满或者作出其他某种反应，但我们白嚷嚷了。我觉得再呆在那里我要受不了了。我觉得我的行动无济于事，很不现实。现场有很多老外，但他们毫无反应，他们已经忘记他们是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作何反应的。
在我看来，夏皮罗基本是对的，但也有点幼稚。很多旅居中国的老外也许正变得越来越消极，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老百姓更懂得如何在这个缺乏透明度的制度下生活。通过理性地分析其中的得与失，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演出期间和演出结束后那么愤慨，但到了第二天再也没人愿意谈论此事。
毕竟，出现这种情况又能怎样呢？这对乐队成员没什么，除了突然不能到处演出。这也没什么，他们毕竟都只是二十一、二岁的大学生，还有光明的未来；对演出组织者也没什么，他们会希望继续组织；对乐队的那位朋友也没什么，他只是把禁演的消息告诉大家，他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果Sonic Yout想重回中国演出的话，他们还得像其他人一样申请签证。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无可厚非，但最终结果──对此我已见多不怪──就是真相被掩盖起来。
几个星期以前，我的邻居向我讲述了发生在他们朋友身上的一件事。这家外国人如今正面临失去房子的危险。四年前他们相中了某小区里的一套房子，随后以现金将它买下，可是如今原来的房主却想索回这套房屋。由于小区属违规建设，因此没有正式手续，这让那家外国人十分犯难。
简短截说，双方闹上了法庭，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法院最终裁决：由于小区属违规建筑，因此转让契约无效，他们将退回房屋。而至于约20万美元的房款是否能索回则需另案解决。这家外国人担心，如果按照法院的要求搬走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一分钱也要不回来。
这对夫妇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还给我看了有关文件和材料，但男主人随后告诉我，他的律师建议他们不要公开姓名，这样太危险。这位男主人是位多年前移居国外的华裔，他认为，最终的判决结果将取决于这位律师的关系而不是法律的公正原则。他的外国妻子显得有些激动，她说，人们都认为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实根本没变。
而她的丈夫却坚持认为事情还是有所改变的。他说至少比他小时候好多了，只是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改进。
如今，虽然早已过了法院限令搬出的时间，但他们还住在那儿。尽管如此，他们却时时担心自己会受到骚扰，原房主就曾经带着几个人找上门来要他们搬走。不过他们还是得知了一条好消息：执行庭裁定前房主返还房款，这让他们感到又惊又喜。房东同意五天之内退款，而他们也答应两周内搬走。眼下这家人正在重新找房，但他们对房东能否履行诺言仍然心存顾虑。
我和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位朋友说起过这事儿，他证实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他问我为什么对此事感兴趣，“你不是要把它写出来吧？”他问道，声音有点紧张，“如果写的话，千万别提我们小区的名字啊。”
在中国生活的大多数老外平日里几乎感觉不到政府对他们有什么“冒犯”。你可以随便出入各种酒吧和餐馆，在那儿不仅能邂逅俊男美女，还能欣赏美妙的音乐，当然，那里的酒水价格也不低。置身于此，你根本不会想到那些字眼。
事实上你完全有可能基本不与国家机器发生接触，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待上好些年，就像是在林荫大道上无拘无束地漫步。但如果你想越过界限去马路那边看看，就会有人使劲拉住你，这时你要么赶紧退回来，要么就请做好自食苦果的准备吧：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可能会失去某些机会、丢掉一笔生意或者最糟糕的──乖乖地打道回府。而如果这样的事落到当地人头上，情况或许更糟。
这里的老外只要不是闭目塞听，就会意识到这个现实，虽然他们不见得会承认这一点。偶尔也会发生某件事让你停下来，想想自己所处的境遇，想想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而让你对这一现实有更深刻理解的恐怕是这样一个事实：很少有人愿意谈论这些事，至少在公开场合如此。没人愿意和麻烦扯上关系，这样做只有坏处。于是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直到下一个小插曲出现，如此日复一日。
就在这周的头两天，纽约著名艺术摇滚乐队Sonic Youth来到北京演出，中国新秀乐队Carsick Cars原定做暖场演出。就在他们调好响准备演奏的时候，有官方的人出来通知他们不能演出。
这也许算不了什么大事，但这个小插曲──以及之后似乎本该发生的事实际并未发生这样一个事实──却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现实生活核心的一点。对于取消演出的原因，官方给出的解释是这支乐队没有申请演出许可，但这种情况很常见，很多乐队都不申请。Carsick Cars的音乐无关政治，而且最近官方媒体《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还刊登过介绍他们的文章。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无法最后证实，而且说实在的大家都不希望有人去追究，因为盘根问底会让某些人惹火上身，而且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演出取消后，在场的人里最气愤的可能要数艾里克丝•夏皮罗(Alex Schapiro)和她的中国男友了。今年22岁的夏皮罗来自巴尔的摩，到北京已有一年多。他们是当时唯一要求退票的人，而且最终也拿回了自己的钱。夏皮罗说，当我们意识到乐队被禁演后便开始嚷嚷，希望这样能激起其他观众的不满或者作出其他某种反应，但我们白嚷嚷了。我觉得再呆在那里我要受不了了。我觉得我的行动无济于事，很不现实。现场有很多老外，但他们毫无反应，他们已经忘记他们是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作何反应的。
在我看来，夏皮罗基本是对的，但也有点幼稚。很多旅居中国的老外也许正变得越来越消极，不过，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老百姓更懂得如何在这个缺乏透明度的制度下生活。通过理性地分析其中的得与失，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演出期间和演出结束后那么愤慨，但到了第二天再也没人愿意谈论此事。
毕竟，出现这种情况又能怎样呢？这对乐队成员没什么，除了突然不能到处演出。这也没什么，他们毕竟都只是二十一、二岁的大学生，还有光明的未来；对演出组织者也没什么，他们会希望继续组织；对乐队的那位朋友也没什么，他只是把禁演的消息告诉大家，他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果Sonic Yout想重回中国演出的话，他们还得像其他人一样申请签证。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无可厚非，但最终结果──对此我已见多不怪──就是真相被掩盖起来。
几个星期以前，我的邻居向我讲述了发生在他们朋友身上的一件事。这家外国人如今正面临失去房子的危险。四年前他们相中了某小区里的一套房子，随后以现金将它买下，可是如今原来的房主却想索回这套房屋。由于小区属违规建设，因此没有正式手续，这让那家外国人十分犯难。
简短截说，双方闹上了法庭，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法院最终裁决：由于小区属违规建筑，因此转让契约无效，他们将退回房屋。而至于约20万美元的房款是否能索回则需另案解决。这家外国人担心，如果按照法院的要求搬走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一分钱也要不回来。
这对夫妇向我讲述了事情的大致经过，还给我看了有关文件和材料，但男主人随后告诉我，他的律师建议他们不要公开姓名，这样太危险。这位男主人是位多年前移居国外的华裔，他认为，最终的判决结果将取决于这位律师的关系而不是法律的公正原则。他的外国妻子显得有些激动，她说，人们都认为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实根本没变。
而她的丈夫却坚持认为事情还是有所改变的。他说至少比他小时候好多了，只是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改进。
如今，虽然早已过了法院限令搬出的时间，但他们还住在那儿。尽管如此，他们却时时担心自己会受到骚扰，原房主就曾经带着几个人找上门来要他们搬走。不过他们还是得知了一条好消息：执行庭裁定前房主返还房款，这让他们感到又惊又喜。房东同意五天之内退款，而他们也答应两周内搬走。眼下这家人正在重新找房，但他们对房东能否履行诺言仍然心存顾虑。
我和住在这个小区的另一位朋友说起过这事儿，他证实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他问我为什么对此事感兴趣，“你不是要把它写出来吧？”他问道，声音有点紧张，“如果写的话，千万别提我们小区的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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