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力证中国共产党假抗日、真卖国

现在还有多少中国人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假抗日、真卖国”，我没有作过社会调查，不敢乱说。但我可以肯定：大名鼎鼎的刘亚洲将军大约已经明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所谓的“人民解放军”真的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了。

刘亚洲同志二OO五年二月给空军部队昆明基地营以上干部做了个叫做《信念与道德》的报告，刘亚洲到底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信念与道德”？实在说不上来。有的恐怕也只是对得势者的肉麻吹捧、对失势者的落井下石的跟屁虫本色吧。不过他倒说了个很重要的事实。他说：

一九三九年，我爸爸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它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请可亲又可敬的读者先生或小姐阁下注意：刘亚洲同志的令尊翁等七个青年农民是在抗战爆发后的一九三九年一起参加八路军的；八路军，据说是打日本人的；然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年间，在据说是“与日本侵略者作浴血战的、殊死搏斗的、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八路军”中，这七个人居然安然无恙，全身而退，“一个也不能少地”活下来了。而被攻击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军，在这期间却有三百八十万人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原来，“打着抗日旗号，在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游而不击、专搞摩擦、不打日本、专抢地盘”，就是中共在抗战的八年间能够把一万多名残兵疲卒发展、扩张成三百多万人的(一百万正规军、二百多万地方武装)的奥妙所在。

抗战八年，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坐山观虎斗、养精蓄锐的八年。在日本投降后，中共才开始下山摘桃，抢夺抗战胜利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把八年中积攒的老本用到了打倒国民政府、推翻民国政权的内战中，与国军大打消耗战。仅孟良崮一役，这七个人就拚死了六个。

所谓孟良崮战役，是指一九四七年三月国共两军在山东的一场大厮杀。据说是蒋介石先调集了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七十二师、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等二十四个整编师，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一指挥，进攻盘据山东的中共华东野战军。 这当然都是共产党的一面之词，实际上是中共为了要建立听命于莫斯科的独裁政权而存心挑动内战罢了。黄克诚在他的《黄克诚自述》中，有着极精彩的丑表功。

中共为了诱敌深入，主力后撤到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让国军放胆前进，然后以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的十六个师共二十万人，在遍布国军内部之共谍配合下，于孟良崮地区以不惜一切代价的人海战术，中央突破，分割包围，仅用三昼夜便全歼整编第七十四师及整编第八十三师一个团共三万二千多人；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抗日名将张灵甫阵亡。蒋介石调徃增援的十个整编师，遭中共阻援部队的阻击，最近时虽距整编第七十四师只有五公里却不能前进一步。(《 中国网》)

中共視日寇如虎，而殺中國人便這麼高明！多麼勇敢、多麼顽强、多麼机智、多麼辉煌呀，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可有过这样的战例、这样的战绩吗？

淮海战役更惨烈，刘亚洲同志说：“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一般为一百二十人的一个连队，死剩六个，百分九十五都当了炮灰，可真舍得下本钱呀！刘将军，您能举出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也曾下过这么大本钱的战例吗？

没有吧！相反的，在“保存实力、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的借口下，避战、逃跑的例子，却不胜枚举。先举刘亚洲自己讲的例子：“迟浩田副主席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极深。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根据地，七、八个鬼子扛着太阳旗来扫荡，三四万根据地军民在‘跑反’。狼撵羊嘛。”请注意，这“军”就是八路军，即后来的华东野战军。这些“羊”，两三年以后变成了真正的狼，一口咬死三万二千多人。劉亚洲說的“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正是可耻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所谓“人民解放军”的真实写照。是刘亚洲力证中国共产党“假抗日、真卖国”的第二个有力证据。

再举河北省定县的“北疃惨案”。“北疃惨案”，就是由于八路军“大部队”即战斗主力为了溜掉，为了溜得快、溜得利索，把非战斗人员当作包袱甩给当地老百姓“掩蔽保存”而引起的。惨案中被杀害的群众、游击队员，有尸体证明的达八百多人，至于死在地道里找不到尸体的尚不知有多少。整个村子二百户人家，被杀绝的有二三十户，三十五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大量财物粮食被一抢而空。北疃惨案幸存者、七十八岁的李庆祥一家八口中有四人死于这次惨案。(《新华社》记者王文化)

刘亚洲同志的奶奶给他的爸做的一双布鞋。他爸舍不得穿，背了十年，打日本人的七年里没用，不是刘亚洲的令尊不想用，而是共产党、毛泽东视日本人为亲人，不让打，用不上。

这有毛泽东的话为证：“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李锐：《卢山会会实录》)

有刘少奇的话为证：“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去帮国民党抵抗。”(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还有《许世友上将回忆录》、王首道《忆南征》等许多将帅回忆录、传记为证。

到了打中国人的一九四八年，刘亚洲的爸把这双鞋拿出来穿了，因为这回是玩真格的了。

刘亚洲同志听了其令尊的话“感到心酸”，心酸什么？“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然而，我却感到愤怒！我愤怒像张灵甫这样没有死在抗日战场的抗日英雄，却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

我愤怒的正是由他“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军队，太好欺骗、太容易上当，才成了毛泽东打天下的炮灰，才成了邓小平屠杀学生和市民的刽子手，才成了一小撮中共权贵集团的党卫军。“多少先烈”的血白流了，今天的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普通战士、退复转军人，比六七十年前的他们前辈，过着更加悲惨、更加贫穷、更加没有自由、更加没有尊敬的、连牛马猪狗也不如的非人生活。

还是刘亚洲自己讲的：一个连指导员死在中越战场上，她老婆只“拿到”了五分钱。刘亚洲也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刘亚洲也觉得“真是让人难受”。然而他又觉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

他谴责“中国宗教把老百姓变成了羊”，然而他又歌颂“潜伏的一百多个战士没有一个跃起来。原来他们全部被冻死了。至死他们仍保持着战斗队形。”他为“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等血洗天安门的所谓“烈士”大唱赞歌。士兵，以及学生、市民，在他眼里仍然是“一堆数字”。他仍然把邓小平、江泽民这一类独夫民贼捧上伟大教主的地位，让人们崇拜。

刘亚洲大谈民主的美妙，然而又说：“我国周围的国家纷纷改变社会制度，变成所谓的‘民主’国家，俄罗斯、蒙古变了，哈萨克斯坦变了。再加上原先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再加上台湾。这种威胁对我国而言比军事威胁更厉害。”民主----还要加上引号，是为了与他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划清界线吧----对于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无产阶级贵族的刘亚洲当然有“更厉害”的威胁，真的龙来，叶公只好钻到桌子底下去。

但是，刘亚洲终于说了几句真话，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总要好事。这几句话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消极抗日、积极卖国，食言自肥、残民以逞，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的不法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