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叫盖叫天

在汉口搭班唱戏的时候，我母亲打河北老家来到上海。母子几年不见，我听说母亲来了，就急着赶回上海。回到上海，我大哥的病还没有好，闲在家里督促我练功学戏。我每天半夜三点起身，到山东会馆附近去练功，那时这一带还很荒凉，都是小河和坟堆。天墨黑的，一夜大雪，地上的雪积了尺把厚，路上只有半夜去上工的湖丝阿姐，坐着独轮小车吱吱呀呀地走过。没有路灯，本来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却借着闪烁的雪光才能看见迎面走来的人。到了山东会馆，用脚把雪一阵扒踢，扫出一块空地，脱了衣服就翻起筋斗来。一路上四肢已经冻木了，这时候摔在地上也不知道痛。等到天亮，行人渐渐多起来，这才歇了功回家，到家还不敢就进门，待在门外慢慢活动一会，然后才敢进屋。因为家里等着我去生炉子煮饭，在外面冻了半夜，耳朵鼻子都冻硬了，乍碰着热，一冷一热，不小心会生病。

　　除了练功，大哥还先后给我请了两位老先生教戏，一位是杨文玉老先生，一位是薛桐寿老先生。薛老先生是唱老旦的，曾在太平天国军中的一个科班里坐科，我的《滑油山》《钓金龟》《断后龙袍》这些戏就是跟他学的。他因为在军中生活过，所以又会操法，无论排兵布阵、交锋对垒他都精通，这些学问对我以后在戏中设计两军对阵的开打和各种队形的变化有很大帮助。他又会上墙，一丈多高的墙，他踩着人的肩膀一纵身就上去了。他的这身本领叫我着迷，跟着他我学会了不少东西。大哥久病在家，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依仗，这时我跟着二位老先生已经学了有十几出戏，不能老在家里待着，没办法，只好跟蟋蟀似的出去咬吧，不咬没小米吃。杭州、苏州是大地方，北京来的角儿除上海外，大多要去这两个地方演唱。为了挣钱养家，我只好去杭州搭班。

　　那时杭州城里市面冷落，城外拱宸桥一带是英租界和日本租界，商业市面都集中在那里。杭州一共有四个戏馆：天仙、荣华、阳春、福仙，我最初就是搭的天仙戏馆的班子。

　　本来我的艺名叫“金豆子”，是天津隆庆和科班的老齐先生起的。他瞅我长得精神抖擞，挺有斗性，又演的是武戏，才给起的这名字。这会儿我十三岁，人站在那儿，像个画眉鸟似的挺精神的。可是唱文戏用这名儿便不怎么合适，所以到了杭州大伙儿给我合计着另外起个艺名，研究来研究去有说叫“小菊仙”，我不喜欢。那会儿谭鑫培叫“小叫天”，我说我就叫“小小叫天’’吧，我的意思是借着他的名儿，弄点小米吃。不料在座有一个人瞧不起我，在一旁冷笑说：“哼，你也配叫这名儿!”这一下把我说火了，我年少气盛，和他当场顶起嘴来。为什么我不能用这名字?能把人看死了吗?不光是继承前辈的艺术，我还要自成一家、“盖”过叫天，独树一帜呢。就这样，我意气用事地用上了“盖叫天”这三个字。

　　在杭州，我头一天的打炮戏是《天水关》，我饰孔明。二一天的《翠屏山》，因为我有《昊天关》和《赵家楼》的武戏底子，所以戏里石秀耍的一路六合刀，很受欢迎。第三天的戏是《断后龙袍》。头一二天是老和尚的帽子——平平塌塌。第三天唱下来就有好评了。到第四天，我演的是《十八扯》，戏中兄妹二人在磨房中，一面磨粉，一面唱各种曲调消遣，我饰妹妹一角，踩着跷，挺讨人喜欢的。十三岁的小武生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而且不问老生、老旦、武生、花旦都能唱，所以几天打炮戏唱下来，立刻就“红”了。戏馆给我七十元一月的包银，这在当时已不少了。我娘在家等我挣钱买米下锅，大哥等我挣钱治病，打这时候起，我就背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了。

　　在天仙唱了有八个多月，阳春戏馆约我过班，加了我十块钱包银。在阳春唱了五个月，又回到天仙唱三个月，前后在杭州唱有一年半，然后又去苏州。第一次到苏州演出的戏码我记得是：《翠屏山》《定军山》《白水滩》《搜孤救孤》和《桑园寄子》这些戏。同样受到苏州观众的欢迎。

　　这时候，随唱随学，除了登台演出外，保持一天两遍功，练二出戏，早上喊嗓子。我在苏州演唱的时候，我的观众中有一位镖局里的镖师交名叫刘四，他非常爱看我的戏。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早上我们一处练六合刀、三节棍。当时会三节棍的只有郑法祥的父亲老赛活猴、张德禄的父亲张顺来，还有高福安、姜立成和我这么几个人。现在都老的老了，死的死了，会耍的人越来越少了。

　　杭、苏两地我来回唱了二次，第二次由苏回杭，我就累病倒了，害的是伤寒，发高烧。杭州有一个张大仙庙，我在烧得人事不知的时候，昏昏迷迷的像是被请到了庙里去唱戏，第一出是《伐子都》，唱完了不行，又让唱了一出《白水滩》，二出戏唱完，人累啊，浑身的汗就像水淋的一般，喘着气我醒了过来，原来我还睡在床上。母亲迷信说这是张大仙保佑的，要我寄在张大仙名下做个义子。其实那病是打唱戏累出来的，人在病里还惦念着戏，神志昏迷也会演起戏来，倒是这一身汗把病减轻了许多。等病好了头发也全秃了。

　　那年我父亲去世，买地安葬少不得花了一些钱，加上我的病，家里生活只得靠典当行头度日。

　　病后休养几个月，没有完全复原，腿还发软，为了生活，赶鸭子上架，不得不再去登台。有一天——不是初一，便是十五，大家都去灵隐寺烧香，我也跟着去了。那天晚上我的戏码是《花蝴蝶》，戏里要翻三张台子，我跟大哥不等天黑就提早回来了。路过九里松，走累了，二人坐在一座茅亭里歇足。那时我身上穿着铁巾纱的大褂，里面是生丝挂衬，脚上着一双云头厚底鞋，头上梳着根油光大辫子，手里拿一把玉带雕毛扇，两头黑中间白，有尺把多长。坐在亭子里看着来来往往烧香的行人，有推车的小伙子，有挑担子的姑娘，有拄拐棍背香袋的老太太，有骑着马、坐着绿呢大轿的官员……他们都兴高采烈的有说有笑。可是我心里地担着心事：想到晚上翻这三张台子，两腿没有劲，翻不了能摔死在台上，心里就别别跳个不停，可是不翻又没有小米吃……坐在那儿，看外表倒是挺精神的，可有谁知心里这个苦。正愁着，猛抬头看见亭里挂着一幅横匾，上面写着三个斗大的字：“学到老”。我对着这匾细细揣摩这话的意思，心里暗暗地许着心愿：“要是今晚不摔死，能太太平平下得台来，今后我一定天天练功学习，一天不断，直学到老。”——日后我时刻记着这句话，还特地请黄宾虹老先生给我写了个横幅，挂在家里作为督促自己的座右铭。

　　晚上，我鼓足勇气从三张台子上翻下来，万幸没有摔着。可是使足了劲，落地时上下牙用力一碰把舌头砸破了。幸好脸冲着台里没人看见，忍着痛把血吞下去，然后才像没事似的转过身来继续唱。

　　杭州唱了一个时期，我回到上海参加玉仙茶园的班子，这时我只有十四岁。玉仙茶园开在四马路孟渊旅社附近，班主是老三麻子，他自己也登台演出，同台的还有赵如泉、谢月庭。记得我头四天的戏码是：第一天《翠屏山》，第二天《白水滩》《搜孤救孤》，第三天《十八扯》，第四天《溪皇庄》《虫八蜡庙》。这是我第一次用“盖叫天”的艺名和上海的观众见面：跟在杭州、苏州一样，演出后受到观众的欢迎，观众时时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