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洁篪——没有正式学历的外交部长

中国外交的低劣可能同中国外交部长的低质有关。昨天，杨洁篪先生就任中国外交部长。

杨先生没有正式学历。这在世界各国的外交部长中极为罕见。

在“文化革命”期间，作为一个电表厂的工人，他被“选拔”到中国外交部的“出国学习集训班”。这种“培养”外交人员的“革命方式”同毛泽东的极左政策是高度吻合的。这个短期“集训班”只有五个月，除了集训外语，更要集训“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样的“集训”内容是令人失望的。

五个月的突击“集训”结束后，他被中国外交部“选派”到英国学习。这一学习持续了不到两年半。这种学习属于“进修”性质。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融入现代文明，而是为了运用所学的英语和国际关系知识更有效地抵御西方的“反共反华”。从1975年6 月起，他开始在中国外交部做职员。此时“文化革命”仍然没有结束，外交部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的积极执行者，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正在努力追随毛泽东的夫人江青的极左的政治立场。杨先生的“外交生涯”的起点是令人沮丧的。

像杨先生这种文化背景和工作背景的职员，在中国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似乎不应该得到重用。然而，实际情形正相反。中国的外交部一直是左倾思想的橱窗，一直是培植保守分子的苗圃。杨先生在外交部的官僚阶梯上迅速上升，1998年成为外交部副部长，2000年底至2004年底还担任过最重要的驻外使节－驻美国大使，后来再次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人们在这些高级职位上仅仅看到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外交从业人员，完全看不到任何创见、任何新意、任何业绩、任何现代外交风采。

现在，杨洁篪先生成为了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这使人深切地怀疑中国外交的品质。这样一种唯唯诺诺的职员型的外交部长，只可能跟从中共领导层的错误的对外方向：继续掩护北朝鲜（NorthKorea）的核武器开发，继续暗中帮助伊朗（Iran）寻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及其运载工具，继续偏袒苏丹（Sudan）政权的反人道主义罪责，继续支持缅甸（Burma）军人独裁政府，继续联合俄罗斯（Russia）争夺全球战略利益，继续伙同古巴（Cuba）、委内瑞拉（Venezuela）、白俄罗斯（Belarus）抗拒世界的自由民主潮流。

世界各大国的外交部长，或者是一个战略家，或者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是一个政党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大国的外交部长是从最低层的外交职员升迁上来的。因为大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战略性的职务，是一个政治性的职务，是一个有世界性影响的职务，而不是一个职员性的职务，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职务，不是一个官僚性的职务。然而，将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外交部长都是从最低层的外交职员升迁上来的：1988年至1998年的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是这样升迁的，1998年至2003年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是这样升迁的，2003年至 2007年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是这样升迁的，如今杨洁篪先生还是这样升迁的。他们在本质上只是拘谨而暗淡的外交办事人员。

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是：中国领导层内有没有人懂得外交？答案不是令人欣慰的。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四十岁以前，一直工作在边远而闭塞的甘肃省的水利部门和建筑部门，那里与外交无缘。他后来所从事的团的工作和党务工作，也离外交甚远。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四十岁以前，则一直工作在甘肃省的艰苦的地质部门，他后来主要从事行政工作和经济工作，都不涉及外交领域。当他们六十岁时终于走上了主要领导职位后，开始学习外交已经为时过晚了。一个自称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主要领导人却不熟悉外交事务，对冷战后的国际形势缺乏全面的准确的认识，无疑是重大的缺憾。而这些领导人一再起用外交职员充当外交部长，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这一缺憾。

三年前，中共领导层煞有介事地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后来的情况表明，中共的执政能力不是在“加强”，而是在衰减：中共的高级官员不但存在着明显的劣质化趋向－大量的保守分子、大量的腐败分子、大量的违法乱纪分子不断充斥其间，而且存在着明显的低质化趋向－大量的文化低下者、大量的平庸无能者、大量的帮派活动者不断登上高级职位。杨洁篪先生能够担任外交部长就是中共的执政能力衰减的最新标志，也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低质化的最新象征。

在中共顽固地坚持僵化的一党专制的条件下，在中共狭隘地排斥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政府领导人和由民选议会决定政府组成人员的条件下，在中共自私地拒绝政权向大众开放和引进高级公职的党外竞争的条件下，中共的执政能力还将衰减下去，中国高级官员的劣质化和低质化还将持续下去。这样一种破败的执政状态得不到人民的认同，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首肯。

200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