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左派们也应该争取自由民主

在今日中国,左派的处境固然不是最艰难,但无疑是最尴尬。我这里说的左派,是指那些在经济上反对现行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在政治上维护一党专政的人士,和国际上通行的左派右派的定义不是一回事。

例如不久前联名上书反对《物权法》的那3,000多人就属于我所说的左派。在这3,000多人中,有退休副部级以上官员近30人,退役解放军将领十余人,中共党校教员50余人。联名信发起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声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特别是国有资产被非法大规模侵吞,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员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这一切,现在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要强行通过的这个《物权法》上。”然而,左派们的联名信并没有获准在官方媒体上发表,也没有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展开充分讨论。大会在最高当局的强力主导下以所谓高票通过了物权法。左派遭到严重挫败。

事实上,左派的挫败并非自今日始。过去20多年来,左派一直在走下坡路。“6.4”前就不必说了,意味深长的是,“6.4”后左派的命运也没有得到好转,甚而每况愈下。特别是在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邓小平提出要加速经济改革,不问姓社姓资,还说要不争论。这里所说的不争论,其实主要是针对左派的。因为在当时,自由派(当然不包括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已经被打入另册,其言论空间极度萎缩;左派们的地位则未受波及,其言论又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当局既没法镇压,也没法驳斥,只有高挂免战牌,一方面封锁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力我行我素。再凭借组织系统把左派们不动声色地排挤出权力中心。于是,左派的势力便日渐边缘化。

应该说,左派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因为左派坚持一党专制,坚决反对自由化、民主化,因此,一旦他们被逐出权力中心,他们就失去立足之地。有左王之称的邓力群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初邓力群大权在握,打压自由化民主化不遗余力,邓力群极力反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处处打着“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旗号压制不同政见。殊不知到后来自己被赶出权力中心,自己的主张也和党中央不一致了,结果就连想讲几句话也无处可讲了。邓力群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在大陆不准公开出版,只好在香港出版,最高当局怪罪下来,邓力群无言以对,只好推托说他也不知道书怎么会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不敢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辩护,因为他正是靠否定这些自由权利起家的。如果他现在又主张这些自由权利了,岂不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岂不是和他一直反对的自由化分子站到一起去了?邓力群的遭遇正是典型的作法自毙,自作自受,毫无悲剧性,只是滑稽而已。

再回到这次反对《物权法》的联名信上来。平心而论,联名信的观点绝非一无是处。围绕着《物权法》的各种不同意见之所以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是因为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物权法》能够强行通过,足以证明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本不能真正的代表人民,因为它的代表并不是经由人民真正的选举产生。试问联名信的参与者们,《物权法》已经强行通过了,按照你们的观点,最危险的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接下来你们该怎么办呢?时至今日,难道你们还不能醒悟到自由民主之可贵之必须吗?《物权法》的通过标志着左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业已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左派阵营将发生重大分化,有的左派将从此销声匿迹,甚至干脆和他们反对的腐败集团同流合污,真正的左派则会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的行列,和我们一道推动政治改革。

这再一次证明,在今日中国,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谁是改革派谁是保守派,其实都并没有多少意义。最重要的分别始终是:谁是站在自由民主一边,谁是站在一党专制一边?(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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