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因口号喊错，中共酷刑处决6千多追随者

2007-04-21 00:25 一、只因会上错呼口号，团政委等17人被诬为“社民党”受到处决

1931年大年前夕的闽西，气候尚有几分清冷。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坪上，中共红军第12军，正在召开一个多数官兵闻所未闻、新鲜而又生疏的纪念大 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头头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大会由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寄(这)个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台下的官兵们对这两个事不相关外国人，听得半懂不懂，只知道这个卢森堡还是一个女性，如果活到今天正好60岁。

李主任的报告结束了，台下的几千官兵，按照时兴的与会规矩，鼓起了掌。出于激情，第100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声领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跟着吴拙哉呼喊口号的只有几十个人，因为这是两句平时不曾听过的口号。对于大多官兵们来说，这事就像风吹行云那样过去了。

第100团的团部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却坐不住了，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政委吓了一跳，马上郑重地向对方说：“你不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但保卫干事依旧坚持：“他们不是社民党分子，为什么呼喊社民党万岁?”林梅汀劝说道：“你乱说这些呼口号的人是‘社民党’，那可不得了，要脑壳掉地的!”

保卫干事走了后，林梅汀坐下来，心里被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紧紧地攫住。他的不安，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这时的闽西苏区，正处在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前夜。

首先是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一再发来电令和文件，强调“加紧反对改组派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欺骗政策”。中央在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指出：“在谭平山的第三党破产后，邓演达的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发现了，社民党所提出的纲领，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根据这种理论，把持中央的李立三，以其左倾的目光，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中国革命然险的敌人。

来自中央的政策，恰合时宜地成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闽西特委在党内开展肃反运动，以扭转局势的意念。特委对于前一段时间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各方面受到的严重挫折，不是从身身的原因去总结教训，而是队左倾观念出发，判断党内、军内混进了“改组派、社民党”，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另一方面，与之毗邻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地打AB团，前不久爆发了惊震党内、军内的“富田事变”，很多人都知道，赣西南那边已经杀了很多的人……

林梅汀想到这些，再也坐不住了，到外面去找保卫于事。可是，他向很多人打听，都说没有看见。林梅汀这下有些发慌了，然而又侥幸地想：“事情不至于有那么严重吧。”只读过3年师塾的林梅汀，错过了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这不但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还由此引发了六七千人罹难其中的旷世冤案!

再说那个年轻的团部保卫干事，因反映的情况未得到团政委的重视，不觉心里有气，又找到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

毕业于福建集美师范学校的林一株，任过中共龙岩县委秘书、宣传部长。1930年2月，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他担任秘书长、文化部长，同年11月改任裁判部长，12月兼任肃委主席。当他听完保卫干事的讲述后，眼睛瞪得溜圆，神情变得紧张起来，决断地说：“这是严重的情况，马上开会研究!你也参加肃委的会议。”

在临时召集的肃委紧急会议上，林一株的讲话像鼓点一样敲在人们的心上：“我们正要抓‘社党’分子，现在他们自动跳出来了，还等什么呢，我们要以决然的手段，勇敢地扑灭这些反革命!”

与会者的心情紧张起来。近几个月，特委一直为闽西到底有没有社会民主党所困惑，感到这场运动无从下手，而现在“社党”分子突然冒出来了，会议在几近一边倒的情形下作出了立即在第100团肃反的决定。

2月10日，离春节只有7天。林一株亲率调来的一个连，在第100团驻地，首先逮捕了林梅汀。当被棕绳锁住喉咙的林政委，又看见吴拙哉等60多个官兵俱被五花大绑押走时，觉得身子就像掉进冰窟，万分后悔当初没有把保卫干事追回来……

传统的春节喜庆，不能迟缓肃“社党”分子的步履。正月初三，中共闽西特委、闽西苏维埃政府，同时发出两个通告。第一号通告强调了肃“社民党”的重要性，指出：“各地立即根据闽西政府最近颁布的关于社会民主党的罪恶与事实，严密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第二号通告着重对下一步的清肃斗争作出布置：“对‘社党’的主要首领，应连同其口供押解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成员由各县肃委会处理。对其重要首领，应当严办，一般成员在公布其行为后，令其自首。”通告特别地强调。“千万不能轻易地处理!”

这两个通告的发布，等于宣布闽西不但有“社民党”，而且还有庞大的组织。

3月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的前一天，由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的“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民党分子大会”，在永定县的虎岗召开。

上午10时，在3000多双焦虑不安的目光中，荷枪实弹的战土押出了一长串绳捆索绑的“社党”分子，走在最前面的是林梅汀。仅仅20天时间，这个团政委已经脱形得让人难以辨认了，浑身?亏垢伤痕累累，昔日英姿不复存在。显然，他受到残酷的折磨。吴拙哉等人都受到了刑讯，有的被铬铁烫烂了胸脯，有的被木杠压断了双腿。

审讯大会开始，在人们屏息凝神的聆听中，担任大会主席的林一株，借助铁皮喇叭筒，发出震撼人心的声音。肃委主席宣布了部分“社党”分子的罪行和职务。

“原100团政委林梅汀，系社民党特委宣传部长；

“原100团长黄洪，系社民党特委组织部长；

“原100团参谋长江桂华，系社民党特委常委；

“原100团团部青年—1：事吴拙哉，系扑民党特委宣传部宣传科长……”

被宣布为社民党重要分子的名单，共有34个。更令与会军民们为之震惊的，是林一株宣布，立即将林梅汀、吴拙哉等17名“主犯”，执行枪决!

不仅人头攒动的会场上出现了不安的骚动，就是被武装看押的60多个“社党”分子，也炸了营，有的被吓得发出惊恐绝望的叫声，有的扭动着绳捆的身子发出愤慨已极的抗议。但他们的行动马上被战士们压下去了。林梅汀的双眼呆瞪瞪地朝前望着，喉咙里像哑巴一样吐不出字来，只是“啊、啊”地叫着，原来林的喉结已被一根细小的铁丝给勒住了，铁丝的两头扭捆在后颈上，一扭动就痛疼难忍，这是他无法呼喊的原因。

会场上的骚动被制止了。林一株接着宣布今后对“社党”分子的惩办原则，概括起来有三条，即三个杀字：一、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家庭出身不好的予以处决；二、在“社党”内部担任科长以上的负责者，判处死刑：三、隐藏在党、政、军领导机关内的“社党”分子，也予以最严厉的惩处——枪决。在全场人听得毛发悚然的气氛中，肃委会主席发出森冷庄严的号召：“各地的肃委机关，要继续努力地破获未被发现的‘社党’机关及其党羽。”

林一株的讲话一结束，林梅汀、江桂华、吴拙哉等17人，被行刑队押往刑场，执行处决。刑场设在虎岗3里外的荒山坳。一阵枪声响过，闽西苏区第一批破获的“社党首领”的灵魂连同躯壳，长留在行人罕至的荒岭上。行刑之前，林梅汀和吴拙哉等人喊起了“打倒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可悲的是，这些人直到死的时分，还不知道“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何怪物，而他们恰恰被诬为“社党首领”!

在这场红色恐怖中，约有6350余名中共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

时间到了1931年4月。4月4日，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从上海发来了《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根据特委刘肃“社党”的报告，作出了具体的指示：“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

邓发、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精神格外振奋。在这之前，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社党”分子、出兵讨伐傅柏翠，心里有些不安。现在，得到中央的首肯，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林一株尤其激动，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林一株喊出了“抓尽一切社党分子，杀尽一切社党头于”的口号。

会议结束的当晚，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在火把光的照耀下，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移牢”。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突然停下来，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为要节省子弹，没有开枪，一律用马刀砍，用梭镖刺，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临近午夜子时，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谢宪球等15名“社党”分子。

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不停地抓人杀人。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掀起了清肃“社党”的高潮。有的地方层层加码，以示斗争的坚决。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宜当彻底改造。”“应把反‘社党’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而在实际做法上，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就会被戴上“社党”分子的帽子，抓起来予以刑讯。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以求自保。一时间，肃“社党”成了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

运动铺开，各地抓捕的“社党”分子越来越多。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起初的半个月，各机关、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取得批准。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干脆下发了一个文件《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作出了新的规定：“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以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狂潮起处，人头纷纷落地。被处决的“社党”分子，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社党”机关，出现的名称由“社党”支部，上升到总部，直至各级“特委”。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有的正在主持会议，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锁住喉结，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中共龙岩县委，曾三次宣布破获“社党”地下县委；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也发现了“社党”组织。

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干部被打成“社党”分子，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抓来就审，以刑逼供，然后按口供再抓，越抓人越多。判定“社党”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一概可以视做“社党”分子。正如特委在“特字一六二号”文件中规定的那样：“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成员，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只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

中共永定县委，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由原县委常委、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社党”，就被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这些被破获的“社党永定县党部”成员们，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每个人“过堂”一次，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一个代理县委书记，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在“肃反中心”论指导下，当时政权混乱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社党”分子，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第三天上午，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社党杭武特委”的成员们。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革命法庭》记载，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最小的才1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