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支持中国民主化墨尔本成立大会后记
2007年3月31日，由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运墨尔本联盟、中国自由民主党、自由中国等多家民运与人权团体联合发起举办的，“澳大利亚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成立大会，在墨尔本凯悦酒店举行。除四位海外资深民主人士之外，包括澳大利亚政要及学术界权威人士在内的七位西方人士，主持了本次大会，就中国的人权现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揭示。这是海外民运第一次与西方民主力量共同走到台前，携手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也是以八九六四移民为主的旅澳的中国民运人士，再一次走进主流社会的视线。当天与会的约两百名听众之中，中西人士各占一半，说明即使在民间，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也已超出了海内外华人的层面，而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会议前后，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多家澳洲英文媒体对大会进行了消息发布及采访报导，其中澳洲唯一的全国性大报《澳洲人报》(Australia)发表了澳州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事务分析家 Greg.Sheridan与大会相关的评论文章《Agents of change see a free China》。
不少与会人士嘉许，本次大会从外部的联合上展示了开阔的国际视野，从内部的协调上，体现了整体和谐、高效的风貌，给海外民运带来一派清新气象。
梁友灿：海外民运走进西方主流社会
大会筹备组联络事务负责人，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墨尔本民运联盟核心人物之一，梁友灿先生说，本次大会，最大的收获就是在澳洲主流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说：“前不久，澳大利亚联邦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出台了一份澳中关系报告，参议院组织了许多专家学者进行听证，从听证会中我们发现不少人对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都比较关注，因此我们有了搭建一个讨论中国问题的平台的意向，应该说，我们是看准了这个天时。
从地缘上说，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最大，最成熟，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国家之一，相比欧美，澳大利亚和中国较近，它也认为有这个义务从价值观上来推动中国民主进程，一个民主中国符合中国的利益、澳洲的利益甚至全世界的利益。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我们向所有联邦和州议员进行了信息发布；开会前一周，我们在堪培拉与参众两院共同组成的联合委员会一起，举行了中国民主问题听证会；在筹备过程中，我们还与许多关心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在大会上我们邀请的演讲嘉宾，分别就中国的人权状况、维权运动现状、香港普选问题、法轮功问题面向主流社会进行揭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唤起澳洲社会对中国民主人权的关注，而不是一味的执行现在的贸易外交政策。事实上西方政要及学术界他们都对我们所提供的中国真实人权和民生状况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直接的面对面的交谈和公开的研讨形式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支持与合作的意愿强烈。这也更坚定了我们走“向外联合，构建国际压力网络”路线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计划今后每年在澳大利亚至少都要举办一次这样的论坛。06年柏林大会以后，日本和澳洲的支持中国民主化论坛都相继成立，将来在欧美主要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都会成立这样的论坛。”
郝凤军：抓住契机推动民主，事业成功重在人和
大会筹备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前中国警官郝凤军先生则表示，“一个独裁的政府是不可信的，它的崛起是对全世界爱好民主和平的国家的威胁。特别是中国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渗透和经济掠夺，已经威胁到了澳大利亚本土的安全，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提醒澳纽政府，关注中共的政治、经济、思想的侵略，所以我们希望澳纽政府政要大力参与到中国的民主事业中来，只有参与了，才能更清楚了解中共的这种不可告人的意图，同时我们也需要吸收借鉴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
澳大利亚今年是大选年，九月份亚太经合会议将在澳大利亚召开，我们认为这都将是推动中国民主的一个契机。”
此外，他认为，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在于人和。他说，“我在国内时，非常清楚中共打压民运组织所采取的，无非就是物质、金钱、特务、离间、分化瓦解这些非常卑劣的手段，海外民运，差强人意。可是当我出走后来到墨尔本，我感到在这里的民运人士、异见人士、人权团体之间，人与人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这是我所没有想像到的。墨尔本民运联盟是一个没有党派之分，非常有协作精神的团体，互相之间没有猜疑、防范，大家是为着同一个目标——民主中国在奋斗。这次大会的成功还得到了新西兰、悉尼等地民运人士的大力支持和配合。
我总觉得，‘正人先正己’，如果自己行得正，坐得端，本着做实事的精神，从大处着想，放下个人的名和利，每一个人都为别人多想一些，就不会给中共以可乘之机。这次大会背后的每个人，都体现了这种精神，这是大会成功的重要原因。”
高建：收获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
大会筹备组负责人高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副主席，墨尔本民运联盟核心人物之一，与梁友灿一样，也是八九移民的“老民运”。对于海外民运与西方政要联手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他认为，中共对国内是一套对国外是另一套，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实际上他们最在乎的就是西方社会的压力，而海外民运与西方政要联手给中共施压，恰恰就是打到了中共的痛处。
他表示，“墨尔本民运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协作精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法轮功学员的启发，大家经常一起讨论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能够那么团结，那么无私，最后我们一致达成共识，我们做民运，就要做到‘收获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有这样的心态，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次的大会证明了这一点。这次的大会，我们民运主要起到的是搭台的作用，只要能达到效果，不在乎哪个党派自己的主张。以前是法轮功学员给我们搭台，现在我们也愿意给别人搭台，看起来这种方式效果很好，因为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对自己都要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这次的会议目的主要是让西方的政治家和媒体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让他们来谈效果会更好，那么我们就来搭台。事实上在大会背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都很辛苦，可是我们一、二十个人，各司其职，配合得很好，没有人有怨言，没有人想我得到了什么，都是在想我付出了什么。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在台下看着，觉得自己的付出已经得到了回报，其它地区来的民运人士也说非常感动，非常受启发，并称之为墨尔本经验，我觉得很欣慰。”
作为十几年来一直走在民运路上的八九移民，高建说， “过去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六四的枪声响起以后，我们就和共产党彻底决裂了，六四问题不解决，我们和共产党没完。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我们也一直在这样做，十几年一路走来，从未回过头。我们也要向西方社会表明，在民主这个概念上，没有东西方之分，中国人对民主的追求和西方人是没有区别的。至于说西方社会怎么看我们，的确，很多中国人在枪响之后，为了拿身份，上街游行，当身份解决以后，却走进中领馆成为座上宾，往来于中澳之间，令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人格的看法上产生了很大的偏差，而我们的行为至少纠正了这种偏差。”
高建：建立在理解包容合作基础上的新民运
今天墨尔本民运人对于民运的理解和运作方式与十几年前相比也有了实质性的不同。高建说，“以前我们做民运，是集中在华人之间，街头政治比较多，内耗很厉害，带有很大的功利性。那时的民运，浸染了很多党文化，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来搞民运。现在我们成熟多了，知道了什么叫包容，什么叫理解，什么叫合作。我们墨尔本民运这些人，历史上就来自不同的派别，也有过很多的矛盾。我们这些人在当时的民运大潮中实际上没有一个是领袖，可是最后当我们这些所剩不多的‘草根’重新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就是要把墨尔本民运这面旗帜重新扛起来，因为实现中国民主化是我们共同的理念，这点上大家毫无疑义。在这个基础上大家不断的磨合，最后成为一个新的来自不同组织的团队。墨尔本民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先做朋友再搞民运，道德品格是我们考虑合作的前提。这也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明年就是八九后四万留学生取得澳洲移民资格后的第十五年，当年那些为反对专政呼喊，为争取居留权奔走的热血青年今何在？墨尔本的民运人士交上了自己的第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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