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专栏】夫妻投江和“生死合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据大陆《长江商报》近日报道：2月22日下午，农历正月初五，居住在湖北省公安埠河镇万众村的夫妇陈正先、姚元香二人，从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出走，双双投入长江自杀。他们的遗书写着：“……陈泽彪的病，何去何从？我和元香永不分离，以江水为家……”对于自杀原因，陈正先的二姐夫汪书义说：“他们实在没有钱治病了。”当尸体打捞上来的时候，大家看到陈正先夫妇用皮带把自己捆在一起，还加了一道麻绳，相互拥抱着，好不容易才将他们分开。这对夫妻男的38岁，女的34岁，有一个正在读小学的12岁儿子，患有严重的乙肝。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今年春节，正月初二，江书义和妻子到岳母家拜年，发现陈正先身体很虚弱，走路随时可以摔倒，饭也不能吃，“你身体有病，不轻，要赶快去治。”江书义急道。陈正先说，他和妻子上午已经到沙市的医院检查了，下午去拿结果。第二天，检测结果让江书义吓了一跳。这份肝功能检测报告显示，陈正先的谷草转氨酶超标400多倍，谷丙转氨酶值1274，而正常值是5－40。“病情很严重，必须马上住院。”正月初三，陈正先被送到了荆州三医院，他的亲属们立即分头借钱。
江书义用凑来的2000元钱交了住院费，陈正先和妻子还准备了850元，江让他们先留着。当天，医生对陈正先做了CT检查，没有查出问题。次日，医生要求他们做B超。江书义征求陈正先的意见，“是做黑白的，还是彩照的？黑白30，彩照贵，120。”陈正先犹豫了一下，“彩照吧，这样检查得清楚一些。”“他是很想弄清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江书义说，陈正先一贯节省，这次选择花钱多的，可见他想知道病到何种程度。正月初五，B超结果出来，大家都傻了眼。陈正先患有“血吸虫病、乙肝、肾结石，黄疸”等至少4种大病。
“赶紧回去搞钱！”听了主治医生说“相当严重”之后，陈正先的大哥和江书义也焦躁起来，两人叫道。当日下午一点，江书义筹到1000块钱赶回医院，看到妻弟躺在床上，有时长声叹气，妻弟媳趴在床边。陈正先没有要姐夫的钱，他说：“你暂时拿着，放这里也不安全，我们身上还有800多，医院账上还剩400多，多交钱医院可能给我们用贵药”。听到小弟说得有道理，江书义又把钱重新揣进了衣兜。他告诉姚元香，“小弟这是重传染病，要注意病房开窗通风”。
而陈正先夫妇的失踪是姚元香娘家哥哥首先发现的。2月23日10时，姚元香哥哥去医院发现夫妻俩不在。护士说，前一天下午6点，给陈正先打完针后，就看到他们夫妇出去散步了，晚上没有归院，以为回家了。在病房里，陈正先的亲戚们翻开折叠整齐的衣物，发现了写有遗书的病历，大惊。然后，江书义一边拨打了110报警，一边在车站等地寻找，未果，他开始喊来10多名亲戚租船沿江寻找。三天里共花掉4000元钱，此后他们没钱请船，就沿江徒步寻找，从荆州找到公安，后来又到了长江下游的江陵和石首，并印了1000多张寻人启事，沿江贴了一百多里。
20天后，两位放牛的老人就是在看到随江漂流的两具遗体并按照寻人启事上面的电话通知了江书义。开始的时候，尸体怎么都打捞不上来，最后，江书义下水把绳子解开，分开腰带，才把两人的遗体捞上岸。“他们一直就这么恩爱，也很老实。”3月10日，陈正先夫妇的遗体被运回村子，所有的亲戚都已拿不出安葬的费用。村民们得知后，开始自发捐款。江书义介绍，“再没钱的人家，也都出了50元”，总共获捐11000多元。除去寻找遗体和安葬的花费后，还剩下5000来块，就留给陈泽彪用来读书和治病。但是，这些捐款仍然解决不了陈家接下来的现实难题。目前，陈泽彪和78岁的奶奶相依为命。4月2日晚，陈正先的家，两张陈年木床，上面铺着稻草和破乱的棉絮。唯一的家具———组合柜上，放着他们的遗照。确切说，应该是结婚照，两张年轻的面孔，丈夫留着小分头，妻子留着高高的发髻，眉毛弯弯，脸上还擦了胭脂红，紧紧的贴着丈夫。
本来，公安县是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重点试点县，2003年就已开始试点。那么，为什么还发生以上这幕悲剧呢？原来，住院医疗费补偿设立起付线和封顶线，在本县内医院起付线标准为50元至200元，在县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起付线为800元；每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一年度内，住院医疗费累计补偿最高限额（封顶线）为20000元。起付线以下时由农民个人负担，超过起付线后可分段按比例补偿：合作医疗强调在本地医院就近治疗，在县内住院治疗，补偿比例为40%—70%。若在县外治疗，补偿比例为20%、25%、35%和55%四个等级。
就因为这些复杂的规定，农民参保的积极性并不高，再加上定点医院药价又高，所以，即便是能报销一点，农民治疗一般疾病的花费也省不了多少。可要是得了大病，这个“医保”简直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共匪却拿这个所谓的“合作医疗”到处嚷嚷，唯恐全世界人不知道。其实，说穿了，它就是在糊弄广大农民。如此既堵了民众的嘴，也装点了一下“门面”，又是一个典型的“面子工程”。
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据《山西晚报》4月4日报道：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解原乡上社村小学是个村办小学，现有130多名学生、8名教职员工。2001年，该校校舍被定为危房后，被迫搬到原上社乡政府废弃的院内。在此后的6年中，百余名师生苦苦等待。结果新校舍没等来，上课的校舍也变成了危房。而早在2002年，这处院子就已卖给了个人。今年，房东赵亮山、学区负责人、村干部几方签下一份“生死合同”：危房内如有安全事故与赵亮山没有任何关系。
4月2日下午，记者一路打听来到上社村小学。该校校长赵智义告诉记者，目前，学校共有一至五年级各一个班，一个幼儿班，130多名学生，8名教职工。赵校长介绍，自从2001年原来的村小学被确定为危房后，小学便搬到原上社乡政府这个旧院子。房子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一直是上社乡政府的办公场所，2000年撤乡并镇后上社乡划归解原乡，空出来的房子让学校临时占用，“房顶经常往下掉土渣”。去年的一天，他正在上课，无意中用手推了一把墙，没想到墙竟晃动起来，他赶紧让学生撤出教室，换到另一间教室。
记者随后在院子里看到，房子上到处写着“此处危险，请注意”的字样。随便走进一间教室，都是屋顶漏光，门窗破损，地面坑坑洼洼。据了解，上社村共有2000口人，适龄学生应在300名左右，但由于多年来危房问题得不到解决，许多学生转到其他学校上学。村里一位张姓老太太告诉记者，没想到这么多年也没建起新学校来，眼看着校舍越来越危险，家人就把两个孙子都转到了其他学校，像她家这样的情况有许多。
多年来，师生们一直盼望着能够建起新的校舍，但村委会与忻府区教育局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2002年，现在的校舍被卖给了一名叫赵亮山的本村村民，并约定2006年年底将学校迁出。今年3月8日本应是学校开学的日子，但大门被锁上。两天后，经村委会和忻府区教育局协调，由赵亮山、学区负责人李浩、村支部书记赵尚金、村委会主任吕春明共同签了一份“合同”，学校在交纳了9个月5000元的租金后开学。“合同”白纸黑字约定：危房内如有安全事故与赵亮山没有任何关系。
村委会主任吕春明告诉记者，多年来村里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并在2005年12月按照忻府区教育局的要求交纳了5万元“建学校的费用”，还把村委会的办公地让出来作为建校用地。他们多次与忻府区教育局协商，但对教育局只建6间教室的做法提出了异议，“5个年级5个班加上幼儿班怎么能够用？”而忻府区教育局计财科岳科长却认为，之所以这么多年没建起校舍，是因为村委会没有选好合适的校址。他们原计划在原校址翻建，可村里认为地方小，对设计好的图纸又不满意，村里的关系不好协调而使事情耽搁。不过岳科长表示，他准备即刻去上社村落实用地，这一问题将会很快得到解决。
可同样是在忻州市，煤矿安全监察局这个政府部门，一个只有10名工作人员的小局，却有四五十间带卫生间的超大面积的办公楼，有36套超大面积住房，人均办公面积达到200平方米，并有9辆公车。而一所只有130多名学生的小学，规模不算大，所需投入也不需太多，为何就得不到保障呢？还记得前年有媒体报道，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郭道镇郭道中学因没有供学生晨练的操场，老师只能组织学生上公路锻炼，结果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二十一位师生被汽车撞死的惨剧。
一边是豪华、宽敞的办公楼，一边是学校破败的教室和无处锻炼的校园，社会资源的分配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距？“科教兴国”不知喊了多少年，但在某些地方“老爷”那里，发展教育已成为一句空话。
虽说以上两件“小事”在弊端丛生的大陆根本“微不足道”，但却能折射出深刻的体制缺陷。多年以来，共匪热衷于“搞运动”，全民医疗保障事业欠帐巨大，积重难返。如今迫于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吁，只在城市里实行“应保尽保”，而广大的农村同胞却无法得到真正的实惠。至于教育方面的投入更是少得可怜，堪与非洲穷国乌干达比肩。共匪宁可兴建豪华的办公大楼甚至是大厦，也不愿把钱“砸”向教师和学生。由此看来，千方百计地维持自身的邪恶统治才是共产黑恶集团最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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