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间 中共财政收入增28倍 行政管理费增87倍

中共人事部相关负责人日前强调,严禁以培训为名搞公款旅游,禁止铺张浪费。据称,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以公车为例,数百万公车真正用于公务的仅三成。

《法制日报》报道,为刹住奢侈浪费之风,中共中央从制度设计到思想教育,可谓是殚精竭虑,但成效并不显著。有学者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不能成为衡量政府行为的标准。在缺失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腐败只会成为一种常态。

公务接待的问题早已被有心人总结得入木三分:“消费标准超标严重;随意消费公家埋单;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这一现象如今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正被民间热烈讨论,并被提炼为“中国行政成本浪费严重”这一命题。据某社会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在 17836名受访者中,98.3%的人认为行政成本浪费现象非常普遍。

公务消费刮起奢侈风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两次怒斥浪费行为:“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仅仅提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奢侈浪费”一句。

观察家指出,联系到前段时间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官员要增强节俭意识,不难看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问题,已被中共高层看成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据了解,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列举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而且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

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也用数据表明了快速增长的行政管理费用令人担忧的现状:从1986年到2005年,中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这种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

对这种浪费更为具象的体现是,贵州一个贫困县“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据粗略统计,中国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上千亿元,换句话说,每年的公款吃喝都要吞掉一个三峡工程。

有关部门披露,中国大陆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政绩工程”,各级政府的办公楼也愈来愈气派。据报道,山西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年财政预算不足一亿元,有的部门却建起了耗资一千多万元的办公楼;广东省一个只有七名村官员的村委会耗资四百多万元兴建办公楼。

还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例: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大陆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且党政机关部门公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成倍高出社会轿车的运输成本。

湖南省衡南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七亿元。一些教师工资只发70%,就连县乡公路改造、乡村扶贫等都得从官员工资中扣钱来补“窟窿”。可当地不少官员,近年来却争先恐后地坐上了崭新的中高档轿车。

“中共式奢侈”病因何在

舆论认为,这种“中共式奢侈”就是“花公款的奢侈”,因为花的是公款,所以出手出奇地大方。其特色之一在于借用权力,比如当了“县官”,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买一辆在当地最豪华的轿车。而特色之二则是为了所谓的“政绩”、“形象”。

“中共式奢侈”最大的特色在于大多“不会出事”。分析人士指出,奢侈了怎么处罚?不奢侈怎么奖励?似乎没有明确标准,也少有人监督,不奢侈不光荣,奢侈也不可耻。更重要的是,有些奢侈者因为“大方”、有“魄力”、“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很快高升。

冯培恩将行政浪费的病因总结为五个:一是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政府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社会掌握的政务信息不超过20%;二是出现了“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三是责任主体缺位,“有人上树摘果,无人浇水施肥”;四是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五是对党政官员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指标,而不计行政成本,这种考核方式使政府官员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

学者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不能成为衡量政府行为的标准。在缺失舆论监督的情况下,腐败只会成为一种常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