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朗: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证

读罢张戎新着《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简称《毛故事》,大感痛快,为之浮一大白。我曾阅读过不少专家关于毛与中共历史的著作,大多都与张着相去不远;我个人对其中部分内容,也能以亲身见闻为之作证。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季,我在贵州镇远读小学,即曾亲见贺龙、萧克所部“红军”路经当地,沿途如蝗虫过境,赤地千里。我们全城的许多人都趁“红军”入城前,携带细软逃避乡间,直到国军到来,我们才回到家中,发现米缸中的存粮,厨房内悬挂的腊肉等全部被“共产”,邻居家的鸡畜空空如也,我们一位同学的姐夫来不及躲藏,也被拉去“参军”。据毛的私人医生李志挼原子回忆录透露,红军“长征”途中,毛为自己保健,对贴身医生傅连璋特别优遇,赏给马代步,每天赐鸡一只。红军高干,包括毛的随从、轿夫、马夫在内,当然每天都有鸡吃,不要本钱嘛。不过当时尚无“长征”的说法,甚至到了1945年4月20日,毛亲自执笔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未出现“长征”二字,祇说“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们(指周恩来等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成真正的逃跑主义”。

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直截了当地指出:长征是个“没有后方,也没有固定前方;没有补给后勤,也没有固定兵源粮饷;随发裹背,就地打粮;钻隙流窜,拖死追兵的流寇主义。确实不愧为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的后进。”

但在后来冒出来的“长征”宣传中,竟出现了一些神话,张戎所著的《毛故事》中就一一加以戳穿,如指“长征”中的“红军”,并无“三壮士、七勇士”,攀越卢定铁索桥一事,实际上是把守铁桥的军阀部队放他们走过桥的。原来当时的西康省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盘踞的独立王国,在此种鸦片、贩鸦片,为反禁鸦片而对抗中央政府,为保存实力特地暗自勾结毛等,救了他们。所以1949年后,刘文辉立即成了毛王朝的新贵,被封为“农业部长”。刘文辉放毛过桥一事,是刘部的一名中级军官于抗战期间在成都告诉我的。上世纪3、40,四川无论军民,都把“红军”称为“霉老二”。

张着的唯一缺点是推论胡宗南为“红色代理人”,这是极大的错误。不过,胡某人虽非“匪谍”,但他身边却潜伏一名十足的中共地下分子,此人名叫熊向晖,是胡的学生,又是胡的亲信僚属。当年胡镇西安,身兼校址在西安近郊的陆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主任,熊向晖是该校第15期生,毕业后即被胡留在身边充任侍从参谋兼机要秘书,备加宠信。实则熊早已是周恩来安排的潜谍。胡部在进攻延安时被熊泄密而遭重大折损,胡应独负罪责。

首先,正如张戎回应,毛之统治,让7000万无辜丧命,根本不存在贬损的问题,是理所当然的道德谴责。7000万比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还多啊!

其次,大陆“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哲学教授单少杰在《毛泽东执政春秋》书中指出:“中国史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记录历史事实,二是维护人伦价值,故多有道德评价”。因而他以春秋之笔,并以“春秋”作书名,严批毛之“执政”,虽然不够全面,仍值得敬佩。

还有,前俄国工党创始人和领袖普列汉洛夫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抨击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个大权在握的人在活动中首先应该遵循全人类的道德原则”。毛泽东也列宁一样。

最后,笔者愿加补充的是,纵观毛之所作所为,不仅仅是道德瑕疵的问题,而是重大的犯罪问题;不仅要加以“贬损”,而且让他受到历史的审判。即使是道德瑕疵问题,也应予以严厉的谴责和彻底的批判,否则,人间还有是非之分,善恶之别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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