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年前的一天，浙江台州。母亲煮好稀饭，装进饭盒，我跟在她身后，来到一个关着父亲的地方。在她办交接手续时，我这小不点跨过了门槛，朝一个小小的洞口探去。洞口边倒着一些残粥，里面漆黑仿佛有人影晃动，我害怕地朝里边大喊一声：“爸……”“干什么的！”远处突然冒出个红袖章，一边喝斥一边大步向我走来，我赶紧跑回躲到母亲身后。父亲始终没有出现，但那黑暗的洞、那洞口的残羹以及那一声严厉的喝斥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一道阴影……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个画家，同时也是个侠客。他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曾三次跳进大海一次跳进河里救起落水的人，几次在长途车上抓住小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年轻时，曾因喜爱黄胄画中的新疆风情，从东海之滨辗转到新疆阿勒泰寻梦。
我不相信父亲是个坏人，果然，“文革”结束后，父亲被平反了。也许因了这一段不平常的体验，他特别关注那些蒙受不公和冤屈的人，嫉恶如仇的性格和善良的天性总促使他站出来为弱者说话。记得在“严打”的时候，家乡有一个年轻人因参与打架被判处死刑，他的母亲绝望地到处哭诉。那年我在杭州的中国美院附中读书。父亲来看我，他带着我来到法院，在门前徘徊，然后毅然走进去，递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诉状。没想到这一举动竟使年轻人的生命保住了。这一幕宛如阴影中的一道彩虹，常常闪耀在我的心中，父亲那果敢地迈进法院大门的身影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确信，从此，父亲心中坚定了对法制的信念。(那位年轻人现生活于台州,名张方德)
父亲一生有着非常单纯的志向，那就是对艺术长期不懈地探索和创新。从1962年起，他参加了各类美术展览，并长期从事壁画及环境艺术创作；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会员、浙江省椒江市文联理事、市美术家协会副会长。88年后，他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南京鼓楼画廊、美国纽约第一银行画廊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也曾参与了第一届中国国际艺术博览会。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路漫漫》曾连载于中国美术报。
90年代初，身为市人大代表的父亲在圆明园画家村被年轻的艺术家们拥为“村长”。随着那块“净土”知名度的提高，自由安静的艺术生活一去不返。画家村的画展常常被取缔、封锁，画家们时常坐在被封的展厅门口神情沮丧……这一切终于使他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并得到全国数十家报纸刊物的报导和宣传。然而，在京城那位后来著名的陈姓贪官指使下，父亲被栽赃报复，押至黑龙江北大荒双河农场劳教两年。轰动一时的“人大代表状告警察案”不了了之，同时，闻名中外的中国第一个艺术区——圆明园画家村也被成功取缔了。十年后，艺术家聚居工作的地方逐渐被冠以“创意工业园区”、“文化产业基地”等时尚的名称，北京市也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列入“十一五”发展规划。当北京的郊区外许多画家村如雨后蘑菇一样出来的时候，先行者的意义，终于在这里获得成功；而他们用生命抗争的那些故事，也只能深藏在每一个亲历者的心里。
94年的寒冬，在劳改营，我看到，父亲，一个艺术家，在他已过知天命之年时，与劳改犯为伍，在荒凉无边的冻土上开垦生命；脚下的泥土、手中的铁铲、漫漫无情的黑夜，与他心中所企盼的艺术相去是那么遥远……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他的财富，他竟然在那块自由被剥夺的土地上创作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画作。
父亲本能地信仰艺术应干预生活，将自己所感受到的现实——丑恶或美好、无耻或高尚，统统汇聚笔端，并由此而展开对丑陋和不公的揭露和控诉。艺术对他来说，已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画布宣纸之中，它的外延扩大了——那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下岗职工，那些失地农民、那些葬身于地下的矿工，那些无人理睬的上访者，那些因言获罪的无辜平民——无一不是父亲关注的对象，为他们呼吁呐喊，难道不也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吗？他给自己定下了这一世上独一无二的行为艺术作品的主题和形式：以公众关心的典型事件为主题，以法律诉讼为形式，从而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的方法，像艺术作品一样展示于世人，让人们去思考，同时通过这一创作过程中的司法实践促成社会的进步。如父亲状告浙江台州文化局纵容学校旁的淫秽黄色表演，这一轰动一时的公益诉讼得到全国数十家媒体的报导，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中国青年报》、《民主与法制》、《法制日报》、《视点》等等；中国法律界将此案作为中国公益诉讼的第一案，编入了多种法律教材和法律案例集；这一著名的案例还进入了法学高等考试试卷。类似的诉讼，迄今为止，父亲已做了四十多起。这些公益诉讼和维权诉讼的胜败反映出法制建设艰难曲折的过程，在中国法律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的一页。
这些年，我与父亲聚少离多，留在我记忆中的常常是父亲急匆匆的背影。父亲很少为家庭奔忙，而是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更需要爱和帮助的弱势群体。父亲曾邀请法学博士、法学专家到台州温岭为广大农民作普法讲座，深得农民欢迎。他们说：“我们全台州地区失地农民爱戴他、敬重他。严先生替我们缺少文化的农民代言，讲事实，重证据，提出申诉，使我们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依法维权，不讲报酬，理直气壮，坚持依照法律和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摆事实讲道理，被那些黑恶贪官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 此时，他面对的是自己的良心、激情、热血和勇气，当然还有各种威胁利诱、恐吓污辱甚至迫害毒打。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难免会得罪那些腐化堕落的贪官污吏和制造冤假错案的各级官员。
我一直深深折服于他对国家和法律的信念，但正是这个信念现在使他又一次丧失了自由。他的被捕也是他作品的一部份。然而这一真实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这样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又能引起多少世人的思考呢？我作为女儿和艺术上的同道，胆战心惊地关注着父亲的这件作品。
父亲在浙江台州被抓走已近半年了……
父亲，您知道吗？在那么多谎言与欺骗面前，您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您多少年来倾尽全力在实践的行为艺术，到头来可能只是一场最惨烈的悲剧；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您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遥远的后人铺路……
三十二年前的那个阴影再一次从我心头升起，渐渐地笼罩了我的全身。“颠覆国家政权”—— 这强加在父亲头上的罪名多么荒谬可笑，我不懂政治，但知道什么叫莫须有，什么叫以思想、言论治罪。
事实上，父亲作为一个画家、作为一个知法守法的公民，其所作所为都是在维护国家和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而败坏国家声誉的，恰恰是那些腐败分子，他们的行为才是要颠覆国家政权。
父亲六十三岁了，我不知道，中国的监狱里是否将增加一名老年政治犯，中国的法律是否又将蒙上一层永久的耻辱，“和谐社会”是否将融入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女儿的呼唤是否能让父亲以及天下人听见，但愿所有良知未泯的人能和我一起呼唤我的父亲平安归来……
2007，3，28.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个画家，同时也是个侠客。他爱管闲事，爱打抱不平，曾三次跳进大海一次跳进河里救起落水的人，几次在长途车上抓住小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年轻时，曾因喜爱黄胄画中的新疆风情，从东海之滨辗转到新疆阿勒泰寻梦。
我不相信父亲是个坏人，果然，“文革”结束后，父亲被平反了。也许因了这一段不平常的体验，他特别关注那些蒙受不公和冤屈的人，嫉恶如仇的性格和善良的天性总促使他站出来为弱者说话。记得在“严打”的时候，家乡有一个年轻人因参与打架被判处死刑，他的母亲绝望地到处哭诉。那年我在杭州的中国美院附中读书。父亲来看我，他带着我来到法院，在门前徘徊，然后毅然走进去，递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诉状。没想到这一举动竟使年轻人的生命保住了。这一幕宛如阴影中的一道彩虹，常常闪耀在我的心中，父亲那果敢地迈进法院大门的身影永远烙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确信，从此，父亲心中坚定了对法制的信念。(那位年轻人现生活于台州,名张方德)
父亲一生有着非常单纯的志向，那就是对艺术长期不懈地探索和创新。从1962年起，他参加了各类美术展览，并长期从事壁画及环境艺术创作；他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会员、浙江省椒江市文联理事、市美术家协会副会长。88年后，他先后在中国美术馆、南京鼓楼画廊、美国纽约第一银行画廊等地举办过个人画展，也曾参与了第一届中国国际艺术博览会。他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路漫漫》曾连载于中国美术报。
90年代初，身为市人大代表的父亲在圆明园画家村被年轻的艺术家们拥为“村长”。随着那块“净土”知名度的提高，自由安静的艺术生活一去不返。画家村的画展常常被取缔、封锁，画家们时常坐在被封的展厅门口神情沮丧……这一切终于使他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并得到全国数十家报纸刊物的报导和宣传。然而，在京城那位后来著名的陈姓贪官指使下，父亲被栽赃报复，押至黑龙江北大荒双河农场劳教两年。轰动一时的“人大代表状告警察案”不了了之，同时，闻名中外的中国第一个艺术区——圆明园画家村也被成功取缔了。十年后，艺术家聚居工作的地方逐渐被冠以“创意工业园区”、“文化产业基地”等时尚的名称，北京市也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列入“十一五”发展规划。当北京的郊区外许多画家村如雨后蘑菇一样出来的时候，先行者的意义，终于在这里获得成功；而他们用生命抗争的那些故事，也只能深藏在每一个亲历者的心里。
94年的寒冬，在劳改营，我看到，父亲，一个艺术家，在他已过知天命之年时，与劳改犯为伍，在荒凉无边的冻土上开垦生命；脚下的泥土、手中的铁铲、漫漫无情的黑夜，与他心中所企盼的艺术相去是那么遥远……这是他的不幸，但也是他的财富，他竟然在那块自由被剥夺的土地上创作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画作。
父亲本能地信仰艺术应干预生活，将自己所感受到的现实——丑恶或美好、无耻或高尚，统统汇聚笔端，并由此而展开对丑陋和不公的揭露和控诉。艺术对他来说，已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画布宣纸之中，它的外延扩大了——那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下岗职工，那些失地农民、那些葬身于地下的矿工，那些无人理睬的上访者，那些因言获罪的无辜平民——无一不是父亲关注的对象，为他们呼吁呐喊，难道不也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吗？他给自己定下了这一世上独一无二的行为艺术作品的主题和形式：以公众关心的典型事件为主题，以法律诉讼为形式，从而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改善和解决的方法，像艺术作品一样展示于世人，让人们去思考，同时通过这一创作过程中的司法实践促成社会的进步。如父亲状告浙江台州文化局纵容学校旁的淫秽黄色表演，这一轰动一时的公益诉讼得到全国数十家媒体的报导，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中国青年报》、《民主与法制》、《法制日报》、《视点》等等；中国法律界将此案作为中国公益诉讼的第一案，编入了多种法律教材和法律案例集；这一著名的案例还进入了法学高等考试试卷。类似的诉讼，迄今为止，父亲已做了四十多起。这些公益诉讼和维权诉讼的胜败反映出法制建设艰难曲折的过程，在中国法律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的一页。
这些年，我与父亲聚少离多，留在我记忆中的常常是父亲急匆匆的背影。父亲很少为家庭奔忙，而是把他全部的爱都给了更需要爱和帮助的弱势群体。父亲曾邀请法学博士、法学专家到台州温岭为广大农民作普法讲座，深得农民欢迎。他们说：“我们全台州地区失地农民爱戴他、敬重他。严先生替我们缺少文化的农民代言，讲事实，重证据，提出申诉，使我们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依法维权，不讲报酬，理直气壮，坚持依照法律和党中央的政策、方针，摆事实讲道理，被那些黑恶贪官视作眼中钉、肉中刺… …。” 此时，他面对的是自己的良心、激情、热血和勇气，当然还有各种威胁利诱、恐吓污辱甚至迫害毒打。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难免会得罪那些腐化堕落的贪官污吏和制造冤假错案的各级官员。
我一直深深折服于他对国家和法律的信念，但正是这个信念现在使他又一次丧失了自由。他的被捕也是他作品的一部份。然而这一真实的“行为艺术”作品，在这样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又能引起多少世人的思考呢？我作为女儿和艺术上的同道，胆战心惊地关注着父亲的这件作品。
父亲在浙江台州被抓走已近半年了……
父亲，您知道吗？在那么多谎言与欺骗面前，您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您多少年来倾尽全力在实践的行为艺术，到头来可能只是一场最惨烈的悲剧；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您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遥远的后人铺路……
三十二年前的那个阴影再一次从我心头升起，渐渐地笼罩了我的全身。“颠覆国家政权”—— 这强加在父亲头上的罪名多么荒谬可笑，我不懂政治，但知道什么叫莫须有，什么叫以思想、言论治罪。
事实上，父亲作为一个画家、作为一个知法守法的公民，其所作所为都是在维护国家和普通民众的根本利益；而败坏国家声誉的，恰恰是那些腐败分子，他们的行为才是要颠覆国家政权。
父亲六十三岁了，我不知道，中国的监狱里是否将增加一名老年政治犯，中国的法律是否又将蒙上一层永久的耻辱，“和谐社会”是否将融入一种不和谐的声音，女儿的呼唤是否能让父亲以及天下人听见，但愿所有良知未泯的人能和我一起呼唤我的父亲平安归来……
200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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