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著 《谁是新中国 》连载（四）

2007-03-27 07:46 作者:辛灏年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二章
中国民主革命迎来了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


一　　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的特别艰难性和复杂性

诚如导论第二章所述，凡是爆发过民主革命的专制国家，都普遍存在着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反复较量这样一个艰难历程。以辛亥革命为胜利发端的中国民主革命，于辛亥之后遭遇与专制复辟长期、反复、甚至是激烈的较量，也就势所难免。但是，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复辟，却有着特别的艰难性和复杂性。这是因为：


第一、农业社会与专制历史过于漫长。显然，漫长的传统农业社会与悠久的中国专制制度，为历代统治者所发展、加固、完善和强化起来的专制统治方式及手段，历代统治者从未实行过教政合一、却有某些君主实行过开明专制的影响，和“民本思想”、而非“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统治所起到的柔化作用，以及落后的蛮族两度入主中原，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阻碍01 —— 这一切，既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又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亦阻扼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应有进程，更为复辟的欲望和潜力，奠定了久远而又广阔的社会基础。因此，既然君主专制制度不足千年的英国，其王冠之下民主政体的建立，尚需历经四十八年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的艰难历程；经历了一百年的思想启蒙，近九十年反复较量，才使得君主专制历史同样不足千年的法国最终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特别是君主专制的历史不过数百年的俄国，其于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居然长达七十余年，并且复辟的危险至今尤存 —— 那么，由数千年的专制统治所孕育、所完善、所强化、所加固起来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当真只需要八十余年前武昌城头的那一声枪响，就可以使它顷刻消亡、灰飞烟灭吗？


第二、传统农业经济形态远未解体。应该说直至十九世纪上半期，中国传统的农民小生产，即传统的农业经济形态，都从来未有改变。十九世纪下半期至辛亥前，清王朝历经二度、历时五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催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工商业，然而，一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宗旨，乃在维护专制统治；二是穷国弱兵又不能抵御列强对于中国自由经济的压迫和钳制。因而，中国的自由经济也只是处在发生阶段，而远未获得发展和成形。02 辛亥之后，中国自由经济虽然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市场经济亦开始走向成形，但它仅在沿海和沿江地区发展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军阀复辟混战的影响，不仅给它带来了发展和成形的巨大困境，而且对传统农村的触动更是微乎其微，甚至连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害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和来不及予以解决。这就不仅为辛亥之后历次专制复辟带来了重要的农村社会条件，更为嗣后那一场要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打天下的现代中国农民造反，既保存了复辟的社会基础，又提供了造反的社会力量。


第三、专制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对于世道人心的钳制力量，乃是造成反复辟历史任务尤其艰难的重大原因之一。辛亥之前，共和主义的思想运动虽然借助两度革命和改良的论战而有所普及，但是，这个普及，也还没有真正触痛整个专制思想文化体系本身。辛亥之后，于革命与复辟的反复较量之中，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势力一再号召“尊孔读经”，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即要藉“纲常名教”以推动复辟的种种倒行逆施，无非是要将孔孟思想文化中专制的思想文化体系，当成鼓吹专制复辟的思想力量和精神法宝。


第四、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交相并作。犹如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革命曾伴随着或交叉着民族、种族等革命一样，虽然常常是“一损俱损”，却也常常能“一荣俱荣”。其对民主革命而言，或损或荣，便要看这个国家民主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如前所述，中国的辛亥民主革命，先天的弱势固多，却伴随着民族革命的巨大推动力量。再加上这个民族革命又具有外反列强瓜分和内反少数民族专制统治的双重意义，因而，这个民族革命的助力，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辛亥民主革命的迅速成功，所谓一荣而俱荣者。但是，它加速了成功，也带来了问题。


问题之一，是因清王朝垮得太快太易，从而涣散了革命派的锐气，不仅造成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不利状况，而且造成了“革命党消、革命军也消”的危险状态。中华民国南京政府对于袁世凯的轻信和让权，特别是革命派自撤南京留守府和主动裁撤革命军队的做法，实为嗣后反复辟的艰难斗争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问题之二，是因满清王朝崩解过速，从而造成只垮了朝廷，而各级官僚集团、特别是旧王朝军队未垮这样一个严重祸患的存在。一方面，因许多旧官僚只需喊一声“拥护共和”，便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官僚，所谓用“银桃子”取代了顶戴花翎，换汤而未换药；另一方面，因旧王朝的军队已立即裂变为中央和各地军阀的私家军队，从而导致来日各路军阀混战的发生，更作成了袁世凯拥遗朝之兵以复辟帝制的先决条件。可以说，辛亥之后直至南方革命军北伐之前，其间十数年，革命要想战胜复辟之所以如是艰难，无非是因为遗朝有兵而革命无军罢了。


问题之三，是因满清王朝垮得过快，从而造成大部分政治改良者于转瞬之间便完成了立场的大转移。所以，不少人就只可能“新其貌”而不能“新其心”。特别是一些著名的改良人士，曾因满清统治集团的“请进和赶出”，即抬举和打击，又造就了他们的名声，所以，事当袁世凯再造帝制、张勋再造复辟和北洋军阀再造“假共和、真复辟”之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便立即成了推动专制复辟的能臣大将，和一批在思想文化界鼓吹专制复辟的先锋，如著名的康有为、杨度等。他们之要救满清，和满清虽已不救，却仍然要救君主制度的言行，实为辛亥之后革命与复辟的痛苦较量，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第五、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围剿。辛亥革命虽因欧风美雨、即欧洲民主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而确立了它鲜明的民主革命目标和明确的民族革命目标，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却遭遇了一些专制列强和民主列强的联合阻挠、反对、甚至是粗暴干涉。武昌起义后几天，列强便在武汉江面集中了十余艘军舰，以监视中国革命势力的活动。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则立即接受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的建议，促使清政府重新起用已被罢黜两年的袁世凯，以扑灭中国的革命。俄国驻华公使郭索维茨在对“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司戴德夫人的谈话中，更是坦率地承认他“唯一的意见，就是要使中国衰弱不振，并始终反对中国能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03 一九一二年初，当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决心北伐以反击袁世凯对革命的军事反扑，并在安徽、河南、湖北，尤其是战略重镇徐州屡败和大败清军时，列强 —— 不分专制强国或是民主强国便又联合起来，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凯。其各国军舰不仅在长江游弋以向中国的革命军示威，而且于渤海湾阻止中国革命军登陆。驻京各国外交使团甚至蛮横宣布：“不准革命军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战斗”。俄、日两国尤借机增兵东北与内蒙，然后又做出“中立”的姿态为南北和谈“牵线搭桥”，终于逼迫南京临时政府将刚刚诞生的共和政权，向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袁世凯拱手相让。其后，德国皇弟亨利亲王还曾亲赴青岛公然向溥伟表示， “他的皇帝陛下，及他本人，将竭力支持清王朝的复辟”。04


此后，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意图愈趋明显，中国人民反对袁氏复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之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公然向袁提出“二十一条”，并以“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必赞成”作诱饵。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还公开发表了“共和宪法持久策”一文，鼓吹“中国应由袁世凯做皇帝，总揽大权，复辟帝制”。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亦公开在《亚细亚报》上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宣扬“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其后，不论是在北洋军阀屡悖混战的痛苦岁月里，还是在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推倒军阀统治的辉煌年头，世界专制帝国和西方民主强国，无一不为了他们在华的利益，不是成为混战中各派军阀的支持者，便是公然地反对中国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可以说，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直至一九二八年中国革命军二度北伐成功，中华民国获得初步的统一为止，世界一些专制帝国和一些民主强国，特别是日、俄两个专制恶邻，实无一家不是一贯地和卖力地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统一者。


第六、遭遇共产革命所造成的历史混乱。辛亥革命成功之日，正值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东渡，俄国实现共产专制复辟的“革命异变期”。由列宁对俄国民主革命的背叛，所造成的民主政体向共产专制政体的倒退，不仅将以革命名义实现专制复辟的愿望与手段，由它的“一声炮响”便送到了中国，而且为正在坚持民主革命而反对专制复辟的中国，制造了由革命性质、革命理念、革命目标、革命主体和革命手段的不同，所带来的极大思想混乱和革命混乱。由是，世界共产革命终于在尚未解体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寻找到了它绝好的 “革命土壤”；中国的传统农民革命更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它最为诱人的现代形式；形形色色正在向民主革命与共和国体实行疯狂反扑的专制势力，固已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历史混乱；而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舆论自由的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复辟哲学和共产革命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绝好的时代条件。再加上不论是世界专制帝国，还是西方民主强国，他们在对华利益关系基础上所结成的，反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神圣同盟”，又一再地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于是，马克思主义旨在批判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自由经济的思想和理论，也就在中国找到了它又一片广阔的天空。由是，民主革命的理念被模糊了，民主革命的对象被转移了，传统农民“均贫贱、等富贵”的大同思想，轻而易举地便与马克思主义“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共产革命目标一拍即合。而以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国民革命阵营遂产生了动摇，发生了分裂。其中一些人更为自身传统知识分子的本能所决定，摇身一变就成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并且立即为苏俄发现、青睐、支持和扶植。从此，中国国民革命在其与形形色色专制复辟的艰难较量历程中，又遭遇了一个更加具有社会基础，并且直接受到外国颠覆势力数十年支持和指使的“红色”专制势力，在革命名义下对她的疯狂反扑，从而为中国民主革命战胜专制复辟，制造了一个更加艰难和痛苦、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时代环境。


第七、日本帝国的长期和疯狂侵略。中国国民革命虽然遭遇了上述种种艰难较量，然而，给中国国民革命进程带来了最大灾难的，却是日本帝国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战争。这一场侵略战争在中国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在辛亥之后，当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已经为中国人民所艰苦战胜以后，却为共产专制复辟在中国的成功，带来了绝好的历史契机和历史条件。中国国民革命，因此而再一次遭遇了最为严重的挫折；辛亥革命的主要民主成果，由此而被彻底推倒；近现代中国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从此被阻扼在共产专制复辟的厄运之中；中国大陆人民更因此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残暴专制统治。从而使得中国国民革命即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成功和全面成功，被拖延了半个世纪以上。
二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以“护国”



尽管以辛亥为胜利发端的中国国民革命，要想战胜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乃有着特别的艰难性，但是由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创建所开创的崭新历史条件，所蔚成的良好时代风气，所普及的民主共和思想，所交待的“护国护法”重任，不但正在使得中国人民更加地“懂共和，解民主”，而且能够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击和坚持反对清王室、特别是袁世凯和张勋的公然复辟，从而夺取了第一轮护国护法的历史性胜利。

第一、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的由来和经过

清王朝固因积弱既久而崩解过速，但是，辛亥之后被逼退位的逊清王室所怀抱的复辟愿望，却持之以恒，历久难泯。自满清崩解直至满州国建立，溥仪固然从未停止过他的复辟活动，而散落在南北各地的清宗室人等亦因深怀亡国之恨，而心心念念都在复辟之中。他们或是成立孔教会、孔道会、读经会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或是以祖国的山林、土地、牧场、矿山作抵押，企求日、俄等外敌支持他们的复辟行动；甚至以允诺满州独立为条件，收买蒙古马贼巴布如布的蒙古军以发动武装叛乱。曾参预张勋复辟的前陕甘总督升允，在失败时就曾说过“一息尚存，此心不已，留身以待，后会有期”的决绝之词。


虽然，清王朝因气数已尽，时势难逆，而复辟无望，然而，复辟的危险却没有因此而减弱。辛亥之后，复辟的最大危险，无疑来自那个既能够权倾当朝，又能够兵迫革命的袁世凯。由于日、俄、德、英、美、法等列强对他的支持，更因他拥有一支由他自己训练出来的王朝军队，还因他出山之日，便是他心怀叵测之时，05 因此，自他衔命镇压武昌“叛乱”起，便一步一步地向着“帝制自为”的方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直至黄袍加身、一朝覆亡而后已。他先是拥遗朝之兵，要求清廷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解散，以由他来组织一个“共和政府”；后则假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而借用国际国内支持力量，以逼迫南京政府让权。及至民主宪政、政党内阁和国会政治日倡，他竟暗杀宋教仁以废除政党内阁和全国大选。一旦阴谋入序，又立即逼迫国会先选他做正式总统，再制定宪法。随即罢免三位革命都督 ，06 称将军、改官制。然后便下令解散国民党，宣布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总统权即等于皇帝权的“中华民国约法”。既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又撤销国务院，设政事堂于总统府内……及至阴谋就绪，乃号令祀孔祭天，亲率百官赴孔庙祭孔，以为他复辟帝制的“先声”。阴使组织“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07 召开“一致恭戴他为中华帝国皇帝的全国代表大会”。直至他登帝位接受百官朝贺之日，竟成为云南军政府成立，全国“护国讨袁运动”铺天盖地之时。

第二、中国人民坚决反击袁氏复辟帝制的胜利

面对着袁世凯亦步亦趋、步步紧逼的复辟行径，已经“懂共和、解民主” 的中国人民，不仅将反对专制复辟、推进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义无反顾地担当在自己的肩头，而且反对公然复辟的成功、迅速和彻底，实为世界各国所不能相比。由袁刺杀宋教仁而猛醒的孙中山，因已经意识到袁氏复辟的危险，从而指出“非去袁不可”。由是，孙发动了二次革命（参见第五节）。二次革命虽然失败，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却绝“不因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而是“日夕共谋”，旨在武装倒袁。国中广大民众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亦要求“除恶务尽”。诚如孙中山所论，“自经此役（按 —— 指辛亥革命）中国民主政治已为国人所公认，此后复辟帝制诸幻想，皆为得罪于国人而不能存在”。08 中国人民因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深恶痛绝，同仇共愤，绝不以袖手旁观为己任，从而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全国人民共击之”的感人政治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进者，固因“慧眼识天仇”，很早便识破了袁世凯妄图帝制自为的野心，因而指责袁是“假共和之名而拥兵力以行专制的魔王”。09 《北京时报》更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知识界和舆论界如此，广大民间莫不如是。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五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就公开指出：“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


幸运的是，正是因为共和主义的理念，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理念，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拥护的国统，所以，于此大势之下，连曾力倡改良，反对革命，并曾为袁世凯鞠躬尽瘁的梁启超，亦终于在不寒而栗之中翻然醒转过来。梁不独敢于《大中华》杂志发表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大文，以对古德诺之流邪言中国“只能行专制、不能行共和”的助袁复辟谬论，予以坚决地反击和揭穿，而且拒诱惑、蔑威胁，公然上书袁氏称：“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出中国过去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辱与中国以俱长，不愿我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俱斩。”梁启超以“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地”的巨大魅力，10 扬反袁护国之正气，斥袁氏复辟之反动，并亲自护送蔡锷秘密赴日转滇，以发兵“护国”。蔡锷抵滇后，遂宣布云南独立，组“护国军”，更在袁氏于北京新华宫接受百官朝贺之日，发布讨袁檄文，公布袁氏罪状，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蔡锷决心反袁护国的消息传出，昆明人民遂到处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张贴 “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缴纳捐款者争先而恐后，要求参军者涕泣而不能止。全国人民的支持使蔡锷意气风发。蔡遂以“不斩楼兰誓不还”的精神，既以二万反袁之旅对阵袁氏三十八万皇家军队，又以六千入川之军与袁氏激战于川南。由是而使海内外人心奋起，反袁的声浪响彻神州，护国的胜利遂成定局。蔡锷挥师出兵不过二旬，贵州与广东已相继宣布独立。山东居正起兵护国不数日即已克十余城。当此情势之下，国务卿徐世昌遂辞职而去，袁氏心腹大将段祺瑞与冯国璋 —— 前者抱病隐居西山，不愿为袁一助；后者则以江苏将军之身，先拥兵南京以观望时局，继则与江西、浙江、山东、湖南等省将军共同压迫袁氏取消帝制。袁世凯被迫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撤销帝制，于三月二十三日废除洪宪年号，复任总统。四月初，下令改组内阁。五月八日，因各独立省份军人已于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宣布指挥全国军政，发表《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充总统书》，并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养痈蓄疽，实为乱基。愿国人速以决心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五月九日，孙中山发表“讨逆宣言”，号召“除恶务尽”，尤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驱袁为毕事，决不使有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于时，曾一度支持过袁的海外华侨也纷纷致电国中，要求将袁“执行国法”。五月十九日，袁世凯发表“宣布帝制始末案”，企图嫁祸于人，并策划由川湘向西南反攻。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袁心腹爱将四川将军陈悖、湖南将军汤芗铭亦相继宣布独立。六月六日，袁遂于全国人民同仇共愤、一致声讨中病死。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由此而告惨败。

第三、中国人民反对张勋拥戴宣统复辟的迅疾成功

应该说，正因为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主义思想已经成为全国上下莫敢一辩的新思想，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体认的新国家，是故，在反袁护国之役中，连大大小小的军阀，直至袁逆的亲信爱将，都不得不在“护国”的旗帜下响应共和，反对帝制；维护民国，反对复辟。所以，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当张勋竟敢乘黎元洪、段祺瑞争夺之际，率辫子军赴京以公然拥戴宣统复位时，不仅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而且上海的印刷工人也拒不排印唯一鼓吹张勋复辟的《国是报》。上海商界更为反对张勋复辟而一体悬挂中华民国国旗，以示拥护中华民国共和国统的决心。其时，反对张勋复辟的通电，“一日之内不仅高可盈尺，更有血性男儿，多有不避鼎镬者，乃执笔痛言”，以反对复辟。伪学部尚书沈增植在沪住所，既被“义愤之士”投掷炸弹，而参预张勋复辟的主要人物万绳轼、刘廷琛，因南昌人和九江人“无不唾骂其人为祸胎与甘心从逆，其两家人因不堪众矢之集，只好举家避去”。在广东，因“张勋复辟，中断共和，电报传来，人心悲愤”，竟发起“国民哭灵大会”，后改名“国民护国后援会”，以表示他们反对张勋复辟的痛绝之心。舆情如此，国情如是，段祺瑞遂于马场誓师，决驱张以推倒复辟，从而使这一场清王室的公然复辟，成为一场闹剧，仅仅十一天就亡殂于人心共讨之中。此后，一切欲拥遗朝之兵，据私家之军，以觊觎复辟专制者，都不得不以维护中华民国的崭新国统为旗号，却又借阉割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为手段，来达到他们“假共和、真复辟”的目的了。


三　　中国人民坚持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以“护法”
—— 兼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

第一、北洋及各派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的缘由

中国人民在击败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公然复辟之后，一是袁、张的失败，昭示了中华民国国统已为民心所确认。二是全国人民反袁、反张的同仇敌忾之气，已使得任何有枪有势而欲夺取中央政权或割据一方者，俱已深深明白，唯有顶起中华民国的国统，扛起共和的招牌，才有可能争取民心，或拥有民心。但是，也正因为帝制已绝，无君可忠；袁氏已死，无人可服；民主共和，军阀不通。加之大军阀要仗武力以统独江山，小军阀要拥兵割据以称雄自保，尤其是北洋派军阀，11 一为遗朝之兵，二为袁家班底，三为实力雄厚，他们才将袁、张复辟失败后的中国，推向了复辟和混战的历史大混乱之中。

第二、段祺瑞假造共和、意在专制、首开军阀复辟混战的端绪

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因重掌国柄，遂于共和名义之下，一是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与国会；二是藉对德参战而一再扩大对日借款，藉以扩充皖系军事力量；三是为借日款而与日本换文，欣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12 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并将国家资源作抵押；四是组织安福俱乐部以成立段氏安福国会，使国会成为他专制权力畅行无阻的“通行证”；五是反对和平统一，高喊武力统一，对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东建立的南方革命政府实行武力讨伐；六是一意扩张皖系，打击直系，决以武力解决与直系的冲突，从而导致直、奉联合和“八省反皖联盟”的成立。一九二零年七月十四日爆发的直皖战争，遂成为北洋军阀长期复辟混战的端绪。

第三、各派军阀的连年混战

直皖战争虽以皖败而直、奉胜以告结束，但由于直系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直系齐孪元、陈光远、萧耀南又获江苏、江西和湖北督军位置，并连续赢得对陕、鄂、川等省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扩充了地盘，从而引起奉系军阀张作霖不满。再者，于一九二零年八月组成的靳云鹏内阁，始亲奉，后又亲直。张遂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抵京倒靳云鹏内阁，组亲日派梁士诒内阁。但梁内阁既释放安福系战犯，又任亲日派曹汝霖要职，并参加“山东问题秘密谈判”，以取日本借款，迭遭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与直系各督军通电反梁，逼梁下台。一九二二年一月梁下台，颜惠庆组阁，奉军遂入关备战，直系亦调军队因应，从而造成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爆发。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因原冯国璋部下西线奉军一部停止战斗，从而牵动整个西线（平汉）奉军瓦解，加之东线（津浦）奉军又败，结果奉败直胜。北京政府遂在吴佩孚指使下，免张作霖本兼各职，令其听候查办。张作霖却在日本支持下，用东三省议会名义，宣布东北闭关自治，自任东三省自治保安司令。其后，张因不甘，又于是年六月四日再派兵至秦皇岛与直军战，却又因先胜后败，英、美出面调停，张只好签立停战条约。此后，夺取了北京政权的直系，尤为实力派吴佩孚，便一边打出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旗号，先拥黎元洪复位，以示法统；再迫黎元洪退位，以于法统之下，贿选曹锟。13 曹锟虽贿选总统成功，却遭遇全国反对。吴佩孚遂以洛阳为大本营，如段祺瑞一样，打出了“武力统一”的旗号，并且先发制人，首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南抗广东孙中山，继命周荫人为福建督军，北逼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第一次江浙战争遂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开仗 —— 直系军队由闽、苏、皖、赣夹击卢永祥，孙传芳则越仙霞岭由闽入浙作战。十月十二日卢永祥败逃日本，直系齐孪元占领上海。奉系于九月十五日入关讨直，直系于九月十八日宣布讨张。吴佩孚亲任讨逆军总司令携军北上，赴山海关督战。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是直奉两系军阀间又一次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战争，但因直系第三军讨逆司令冯玉祥外接广东，阴连奉张，暗叛直系，并在其部将鹿仲麟和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及直军第二路军司令胡景翼支持下，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呼吁和平，赶出逊帝，北京政府遂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军职。其时，适奉军又在山海关大败直军，冯军亦在杨村与北仓打败吴佩孚，吴主力基本被消灭。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日曹锟辞职，即直败奉胜为告终。


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的北京政变，它积极的一面，一是废了溥仪满清皇帝的称号，并驱之出宫，仅年付五十万圆以维持家用。二是冯玉祥在段祺瑞、张作霖同意下，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从而在全国促成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并由之而引发了“首都革命”、即一系列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卖国的群众运动。其消极的一面，一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已发出拥护段祺瑞复职的电报，十一月又在天津会议上共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遂使段政权复活，并由此而产生段氏“善后会议”，14 使民众所追求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二是冯玉祥等以私家之兵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和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从而在各系军阀中不仅增添了一个“冯系军阀”，迅疾地诱发了一场更大的内战，而且为冯系谋得了“革命”的招牌，为北伐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埋下了又一场分裂与叛乱的巨大祸患。


因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结果是奉皖两系控制了北京政权，段祺瑞重新上台，段政府遂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任命皖系败将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免齐孪元江苏督军职务。卢永祥遂与山东军阀张宗昌引奉军占领浦口、南京一带，齐孪元乃与孙传芳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北京政府委派的淞沪军使张允明，交战于无锡。后因孙传芳突然宣布撤兵，而使齐军大败。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齐孪元通电下野。同日，奉军进入上海。这便是第二次江浙战争及其结局。


在第二次江浙战争中，孙传芳虽因背齐而使齐败，奉军就此而源源开往上海，却因此而立即引起了其他军阀的恐慌和反对。孙传芳遂决定联冯反奉，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五日，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奉，十月十六日攻占上海，十月十九日占南京，十月二十三日占蚌埠，十一月十八日占徐州，逼使奉军退守山东境内。孙传芳遂建立东南五省联军，自命东南五省官员，从此于吴佩孚兵败之后在武汉建立的十四省联军中脱颖而出，自成体系，不再听吴指挥。


一九二五年在奉军被孙传芳赶出苏、皖两省后不久，其内部曾发生郭松龄倒戈张作霖的内战。15 郭松龄因李景林的出卖而战败亡命。其先，因冯玉祥曾为救郭松龄而向李景林提出假道热河，为李所绝，郭死后冯遂发兵攻李，占天津，李景林只好退兵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是年底，冯又试图联吴佩孚以制张作霖。未想吴未忘旧仇，非但拒绝，更致电张作霖，要联奉讨冯。一九二六年一月张学良复吴电表示谅解，由是直吴与奉张重结，并且联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以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直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并助吴军饷二百万圆，议定将来北京政局由吴佩孚主之。此次大战，吴佩孚、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打胜，冯国民军败亡大半，后困于西北。大战期间，一是导致日本军队炮击大沽口和日、英等八国的蛮横干涉，造成“大沽口事件”；二是引发“反奉倒段”运动和国民军鹿仲麟部发动兵变推倒段政府；三是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发生。


一九二六年四月奉直、直鲁军进京，吴佩孚便提出恢复曹锟法统。16 张作霖则提出恢复“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开会，组织由他所控制的摄政内阁。其后，历经颜惠庆、段锡硅和顾维钧等内阁，直至一九二七年六月，张作霖自组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十一年间，除掉皖系、直系、奉系等大军阀为争夺北京政权而迭起的大型混战以外，各地方军阀为拥兵自保，同样是长期混战不止。其中省与省之间的混战，和一省之内的混战，可谓此起彼伏，连连不断。其间，仅四川境内便有大小混战四百三十九次之多。如前所说，这些混战，在大军阀虽为争夺中央政权，以期武力统一和复辟天下；在小军阀则为拥兵以自保，或夺地以称王。但在名义上，他们不是假共和以兴师，便是借自治或联省自治以用武。中华民国的国统谁都要抢；中华民国的法统谁都要阉割；国会和“临时约法” —— 这两个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标志，更是成了各路军阀或号令天下以称王师，或夺地称雄以做霸主的法宝。至于遍及数省，由军阀标立与标榜“宪法和宪政”，以行封建割据之私的情形，乃事所不鲜。此亦足以证明，假共和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实已成为大小军阀长期推行复辟混战的一块遮羞布。

第四、中国人民坚决反击军阀的复辟与混战

诚然，袁、张之后的中国人民，盖因“懂共和、解民主”，“厌绝专制，宝爱共和”（陈独秀语），才始终坚持反对北洋军阀的假共和与真复辟。同时，一是因军阀混战而不能在政治上造就专制一统的局面，从而为反对军阀复辟混战提供了政治上的自由条件。二是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钳制，又使得军阀们不敢仿效袁、张以公然复辟，而只能假共和以行复辟之实。这就给反复辟带来了明确的立场，积聚了正义的力量。三是辛亥之后思想舆论的高度自由，乃予人民、尤予知识界以宣传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广大思想舆论阵地。四是兼以推广白话文与文学革命、意在反复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其后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又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文化，提高了民智，迅疾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自一九一七年段祺瑞由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一变而为再造复辟的大军阀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和卖国的斗争，直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浪浪相推，波峰叠起。中国人民反对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斗争，可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反段护法、反段卖国到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爆发


一、盖因段祺瑞在成为“再造共和”的大英雄之后，转身便要做拒绝恢复国会和“临时约法”的大军阀，孙中山立即在全国人民的反段声中，于一九一七年七月高举起“反段护法”的旗帜，公开揭穿了段祺瑞“假共和之面孔，行其专制之手段”的复辟本质。随后，原国民党议员中商榷系及政学系的一百五十名议员和海军总长程璧光乃追随孙中山南下，于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因法定人数不够），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并即刻分兵湖南，以发动护法战争。


二、如果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因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就已引起过日本留学生和国内学生及民众的坚决反对，那么，一九一八年五月，当段祺瑞欲借参战（指欧战）向日本借款以图扩充皖系，并不惜以国家资源作抵押，与日本签订军事协定，同意日本在我国驻军时，17 中国留日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遂立即在东京举行示威游行，表示抗议。其时，因日本政府殴打逮捕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乃宣布罢课并组织救国团体，宣传爱国反日，同时派遣两千人急速回国，以联系国内各地高校发动反段爱国运动。由是，北京、天津、济南、上海、福州等地相继爆发反对段祺瑞卖国的学生运动，全国各地 “抵制日货”的运动亦得以迅速展开，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当中国人民得知“巴黎和会”将把战败国德国在战胜国中国山东的 “特权”转让给日本时，一场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中心内容的，反对军阀复辟爱国的伟大群众斗争 —— 五四爱国民主运动，便立即铺天盖地地席卷在中国的大地之上。


为了制止卖国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学生即于五月三日晚议决“通电巴黎专使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于翌日 —— 五月四日，联合北京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盛大游行示威。当日下午四时许，学生火烧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18 三十二名学生因此而被捕。于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固言“今日发生之事，乃属爱国运动，此种爱国运动在各国是最平常的事，大家不必惊慌，我当负责营救”，国会亦有代表声明，表示要赞助学生的行动。始未参预的清华大学代表随即表示将与各校同时行动。警官学校代表更已出示“杀卖国贼”的血书。朝阳大学的代表则提出了发动抵制日货的运动。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成立，并再一次致电巴黎拒绝签字。学生的爱国行动和政府逮捕学生的行为，激励和激怒了全国民众。京师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联合全国各商会一起援助学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团体或个人纷纷电请政府释放学生。山东省议会正副议长等四人赴京与山东籍国会议员议决要求释放学生，并为山东问题失败弹劾内阁。于是国会提案，誓不承认“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签订的“顺济铁路合同”（段托名修路以筹款扩兵），已未俱乐部甚至提出要弹劾总统袒护卖国贼的行为。由是，政府因蔡元培愿以身家性命作保学生复课，而释放学生。


然而，五月四日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虽迫使曹、章、陆三人辞职，但蔡元培因保护学生而遭到曹、章、陆谩骂，也被迫辞职。前者虽无人为其“鸣冤”，后者则受到广大教职员工以全体辞职相同情。北京政府遂同时慰留蔡元培与三国贼，并更换教育部长，撤换高等学校校长多人。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遂再度决定罢课，并坚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掀起了更大的运动高潮。然而，北京政府所采取的监控新闻、禁锢舆论、取缔学生活动和为曹、章、陆辩护等做法，特别是总统徐世昌于六月一日下达责斥学生的命令，北京政府于六月三日逮捕演讲学生一百七十八名，六月四日拘捕学生八百余人之等等倒行逆施，非但没有将“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生运动镇压下去，反而激起了全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一致反抗。孙中山遂领衔以广州军政府七总裁名义联名通电，表示支持学生运动；广东非常国会亦宣言痛诋曹、章、陆卖国；天津、武昌、杭州、青岛、烟台、芜湖、保定、福州、南昌、常州、登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成立组织以声援首都学生；上海、天津、济南、宁波、厦门、镇江、汉口、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的工商界，亦公开声明支持学生。自六月五日起，上海及各地工商界始共同宣言“不除国贼不开门”。上海商界还决定提倡国货，不用日轮装货，不用日钞，各著名大报亦声明不登日商广告。天津商界还将所订日货全部退还。长江流域商人亦同声排斥日货。自六月六日起，上海浦东工人率先罢工以声援学生。“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学工界即辍业一日”的呼声响遍国中。


在全国各地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六月五日，政府释放学生；十日，政府免曹、章、陆职务；十三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大总统明令禁止镇压学生运动；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七千多份函电和法国三万多名华侨及留学生的逼迫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不仅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卖国的胜利，而且获得了反对军阀政府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正是这一双重的胜利，才决定了五四运动作为爱国民主运动的性质。中国人民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北京政权“假共和以复辟”的斗争，亦因此而走完了第一个大阶段。


第二阶段：中国人民为捍卫中华民国国统和法统的种种奋斗


这一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直皖战争与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就事实上看，则从全国人民反对曹锟贿选，直到全国民众提出种种“维护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要求。


一、因直系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胜利而扩大了地盘，充实了武力，劫夺了北京政权，因而，它才在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虚假幌子下，导演了一场“拥黎上台”、“迫黎下台”19 和曹锟贿选总统的丑剧。这个丑剧，一方面将他们要恢复中华民国法统的假戏暴露无遗，一方面则将中华民国共和法统阉割得不成样子，使得深受大军阀混战之苦的国民，又一次断送了要求实现共和的希望。因此，自曹锟贿选一开张，不仅痛苦愤懑之情激荡民心，而且顿足斥骂之声震撼全国。上海有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杭州有讨曹救国大会，各省学生再起学潮以讨曹锟、诛议员。上海工商界还召开省区公民大会，决议将受贿议员由本省各法团抄没其家产，削除其籍贯。浙、皖等地的学生，有的捣毁议员家庭，有的发起锄奸会，拟将受贿议员铸成铁象，以留永世之骂形。虽然曹锟一系多方镇压 —— 如逮捕记者，封锁舆论等，但全国人民的反贿选斗争仍然愈演愈烈。一百余名旅沪拒选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声讨贿选之罪。其他怀恨直系的大小军阀，诸如云南唐继尧、浙江卢永祥、奉天张作霖、淞沪何丰林、四川熊克武等也先后通电反曹贿选。可以说，正是曹锟贿选和其后吴佩孚所叫喊的武力统一，才从反面促成了全国反直运动的发展，诱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促成了冯玉祥倒戈与北京政变的发生。


二、应该说，自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起，全国民众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便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斗争，一方面因维护中华民国共和法统而带有鲜明的反复辟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反对军阀争夺中央政权而具有揭穿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作用。加上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与五四运动胜利成功的激励，在思想、文化、教育各界，直至在地方军阀中间，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拥宪立宪”和 “自治联治”的运动。这些运动的共同出发点，是要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来肯定、维护和发展中华民国共和国统；这些运动的共同要求，则是要用中华民国的共和法统，来遏止军阀混战、谋求祖国的和平与统一。虽然就地方军阀而言，此亦无非是又一层次的“假共和”而已。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东方杂志》曾出版两期“宪法研究专号”，称“民国已十一年，然兵连祸接，扰攘至今，根本大计，迄未公布”，因而“吾国今后国民之责任，唯促成宪法之制定，裨政治入轨，绝乱源，定国基，然后徐图兴国之道而已”。一九二二年五月，胡适之、蔡元培、王宠惠等亦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要组织一个好政府，即“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一个有计划的政府”，更提出“组织一个好政府，是政改的唯一下手功夫”。20 并且，继清末就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一九二零年十一月，章太炎在北京《益世报》上发表“联省自治虚政府议”一文，以“近世所以致乱者，皆由中央政府权籍过高”为由，提出“中央政府只宜虚置”。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之则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等等。21 正是上述鲜明反对军阀混战的思想和舆论，才一方面导致了“废督裁兵”等推倒军阀具体办法的出现，22 又导致了地方军阀割据势力为在大军阀混战中拥兵自保，而高唱“制省宪、省自治直至联省自治”的高调，甚至“付诸实践”。23 虽然他们的行不通乃为势所使然，但是在同声相求以反对大军阀复辟混战和小军阀拥兵割据上面，应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和发动作用，为嗣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北京政变”和其后全国人民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直至消灭这一混战，统一中华民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政治影响。


第三阶段：从国民会议运动到三一八惨案


虽然在反曹锟贿选之后，一方面出现了群众运动的低潮期，一方面知识界又提出了种种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思想和方略，然而，随着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尤其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却迎来了又一个更大的和更加持续的反对军阀复辟混战的群众运动高潮。


一、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冯玉祥在北京召集政治军事会议，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表态欢迎下，决定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孙中山遂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由是，全国立即出现促成召开“国民会议运动”的高潮。穗、京、沪、津、汉、济、宁、徐州、张家口等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召开国民会议；沪、粤、鄂、湘、浙等省均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北京还成立了“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以推动国民会议的召开。然而，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执政府却公布“善后会议”条例（参见注十四）。由于该条例凸显了各派各地军阀只想实行联合执政，既未“新其貌”、更未“新其心”的特点，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遂通电首先反对召开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日，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以反对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元月三十一日，孙中山指示国民党员拒绝参加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一日，于善后会议召开之际（二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社会各界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否认段政府的“善后会议”，重申打倒军阀的主张，决议指出：“中国国民欲求恢复民族独立与自由，即在以国民会议产生革命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和段政府拒绝召开国民会议，造成了国民会议的流产，但由于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国是的要求已经深入人心，由于一九二五年四月段政府与法国签立中法协定承认“金法郎案”，24 由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五卅血案”发生，由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段政府虽然召集关税特别会议却无从实行关税自主，首都国民遂连续地推起了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高潮，并立即得到了全国民众的响应。于时“打倒媚外政府”的呼声此起彼落，各种倒段反奉的要求响遍全国，种种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的行动纷至沓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通过了“立即解散段政府、由国民制裁和解散关税会议、召开国民会议”等一系列决议案。要求“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和召开国民会议”的呼声，由是响彻国中，从而形成“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又一次反对军阀复辟卖国的持续性高潮。尤其当日本军舰炮击我大沽口炮台的消息传来时，25 这一反对北京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群众运动高潮，就更是形成了烈火烹油之势。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市总工会等发起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紧急会议，议决“严正驳斥日通牒，不许日舰携奉军入口，驱逐八国公使出京，请国民军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战”。并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召开了三万余人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誓言要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反对帝国主义之联合进攻，26 反对军阀之卖国行为，同时决议废除辛丑条约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在津的外国兵舰立即撤退并惩办大沽口战争祸首。会后又组织两千多人请愿团赴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的执政府遂以“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为名，命令开枪射击请愿队伍，制造了四十七人死亡和一百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沪、津、穗、桂林、长沙、南昌等地群众，包括海外留学生及华侨，立即发起了反段爱国的运动。首都民众于三月十九日再次聚集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并通过“即日解除段祺瑞一切政权，交由国民裁判；解散关税会议，宣布通过关税自主；组织国民政府临时委员会，召开国民会议”等决议案。从而将中国人民坚持了十一年的，反对北洋军阀假共和以复辟、混战、卖国的斗争，推向了最后的高潮期。正是在这一高潮期中，段祺瑞政府倒台，27 广东革命政府乘势吹响了北伐打倒军阀的进军号角，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终于在北伐的胜利进军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亦终于迎来了十七年反复辟的历史性胜利，更迎来了中华民国和平与统一的初步实现。
四　　中国人民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 —— 新文化运动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在思想文化上反复辟的革命

如果说袁世凯、张勋的公然复辟，因全中国人民的“共击之”而先后归于败亡，那么，当之“再造共和”的大英雄，竟于马场誓师到执掌国柄的转瞬之间，就又成为再造假共和真复辟的大军阀时，应该说，它给予国人的强刺激，实不亚于袁、张的公然复辟。尤其是北洋军阀制造一系列混战和混乱的行径，不单使国人痛心疾首，特别使得中国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陈独秀语）。


再者，如前所说，辛亥之后清王室的宗亲贵要就曾到处成立孔教会、孔道会、经学会等等，以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而袁氏复辟帝制的先声便是“通令学校祀孔，亲率百官祭孔，下令所有衍圣公暨配礼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所谓“欲遏横流，在寻正轨”，试图以独尊“孔教”，来改变所谓“波邪充塞、法守荡然”的“共和现实”。康有为既在一九一六年九月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因身封“弼德院副院长”（院长徐世昌），而亲拟宣布复辟的上谕。并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仪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实际是要在思想文化上首先实现复辟。至于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不仅为推动复辟而大肆鼓吹尊孔读经，意在“倡明周公孔子之学”，而且还“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地从辛亥前一直闹到辛亥后，甚至从袁氏复辟一直闹到北伐推倒军阀乃止。由是，国中贤者便不难发现，凡复辟，必与独尊孔教有关。孔教不仅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而且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因此，国中贤者们也就不论他们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型思想家，还是要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的新型文学家，便都将孔教当作他们志在批判和打倒的对象。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狂飙伊始，就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真正原由所在。它无疑是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时代的思想产物，也是革命思想和复辟思潮的一场必有较量，更是辛亥前那两场批判封建纲常名教和专制改良的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在辛亥后的继续和深入。再加上共和国统之下的数度专制复辟，又给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和痛苦，28 这就使得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的提倡者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批判专制思想文化的必要性，而且能够理解到提高人民思想文化素质，进一步普及共和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特别是他们又在一个特殊的痛苦时代 —— 革命与复辟艰苦较量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思想灵感和文学创造的深厚生活基础及丰富情感泉源，因此，在思想有了，生活有了，痛苦也有了，追求亦更明确和更坚决的反复辟时代条件下，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先后两声呐喊，既开启了对“孔家店”的大胆批判，又开始了对革命与复辟较量时代社会生活的文学表现。前者继承辛亥前共和主义思想运动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志在思想战线上为反对专制复辟、推进民主革命而尽其功；后者则以晚清的文学革新为前瞻，继承和发扬了它敢于批判现实的精神，勇敢地直面社会生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是，一场在后来被托名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革命，便在思想和文化两个方面，并在革命与复辟正在艰难较量的中国大地上，被轰轰烈烈地推动开来了。

第二、新文化运动是以民主批判专制、科学批判愚昧的思想文化革命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体部分的思想革命，它萌动于袁氏复辟的岁月，呼喊于张勋复辟的前后，如潮如涌在军阀复辟混战的年头，结果于北伐成功的辉煌年代。


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已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为题，为这一场反对复辟的思想革命，竖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他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一九一六年二月，他又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一文中，公开指出“中国欲求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实行自治的国民政治”。一九一九年一月，面对着复辟派非难《新青年》“破坏礼教、礼法、贞节、伦理”之等等罪名，他又发表了纲领性的“自辩书”，宣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塞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誓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才可以救治中国……若因为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能辞”。29


由是，面对着在辛亥之后已经堕落为复辟派的康有为，和他一再力倡“尊孔、复古、读经”所推起的一波波逆流，陈独秀则在“孔子之道德与现代生活”等文章中，严正标明了“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不可两立，孔子之道与共和制度直接对立”的思想立场，竖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由是，李大钊乃大声疾呼“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而国民死，专制活而自由亡”。30 吴虞则继承了辛亥之前民主革命派对于纲常名教的批判，以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清算“维系了二千年专制政治和家族制度之根本的孔子孝悌思想”，指出了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亦尖锐地抨击了要借保存国粹而维护专制政治的“国粹派”们，指出“我们要保存国粹，须得国粹也能保存我们”。同时还鞭笞了仍然在叫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革新派们，批判了他们“既说是应该革新、却又主张复古”的两重思想。


可以说，既高举起民主的大旗，以反对专制政治和整个专制制度；又高举起科学的大旗，以反对数千年来专制思想、专制观念和专制文化所造成的种种愚昧 —— 这在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激烈较量的时代，不仅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而且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了。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影响

显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先导部分和主体部分，乃是一场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在它一开场，便带头对于一切复旧、复辟的思潮和行为，进行了大胆的、并且是坚决的批判和清算，所以，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才有可能在一开场便生机勃勃地高举起“反文以载道”的文学革命旗帜，更只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获得了那样大的成就。说到底，几位留学生在美国关于“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闲话，31 之所以能够在国中诱发起“文学革命”的时代大潮，无非是这个关乎文学的“闲话”，适应了辛亥之后国人在思想文化上反对专制复辟的时代需要，它，才有可能因为“一点因由”，而被“着意点染”，从而在反复辟的思想革命已经蓬勃开展的时代条件下，推动起了一场真正的文化和文学革命，结出了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硕果。这也是胡适之先生所小心翼翼提出来的“文学改良刍议”，到了陈独秀的手里，便不仅还了胡适之先生“新潮之来不可挡，文学革命其时矣”的本意，而且能就此做成一篇“文学革命论”，并喊出了“三推倒和三建设”之文学革命主张的根本原因。32


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即白话文的被正式公开提倡和被迅疾地推广普及。33 这不仅对于文学革命和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成形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对于推动民主理念，普及科学知识，提倡革命精神，号召反对复辟，即在更为广泛的规模上批判专制思想、专制政治和专制制度，推广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和新知识，直至推动北伐在全国的迅疾成功，均起到了无以低估的历史作用。


新文化运动的第二个成就是文学革命的实绩。首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在批判“吃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应运而生的。紧接着，鲁迅又从批判专制政治的“上下”两个方面入手，以对孔乙己命运的深刻描写，猛烈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之精神枷锁 —— “科举制度”的罪恶；又在对乡村游民 —— 阿Ｑ形象的塑造中，深刻地揭示了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维系其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即中国传统农民无思想、无文化，却有着根深蒂固之封建专制观念的本相。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开始以白话诗歌的形式咏叹社会的痛苦，人民的不幸，歌唱一个古老民族的方死和方生；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则以重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歌、新戏剧终于爆发开来，其作为一场文学运动，不仅为白话文的迅疾推广与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为我们民族现代语言的形成建立了莫大的功勋，而且它开山之日便是结果之时，诞生了迄今为止，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都无愧于后人的不朽之作。尤其是它在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的时代，作为那一场反复辟思想文化革命的一个部分，确乎揭出了病痛，也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引发并坚定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反对专制复辟、追求民主政治的信念。这一切无疑都是文学革命的重大成就。


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成就是它对于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它虽由少数知识分子所倡导，却又为广大青年和普通民众所参加。加上辛亥之后中国人民已经拥有相当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分裂混战中的军阀又不可能在思想文化上再造专制一统，以强行取缔这一自由，因而，这一场反复辟的思想文化革命，就不仅在思想上、文化上及文学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其影响之深，之广，之所向披靡和只进无退，实是将革命与复辟公开较量时代的整个社会生活氛围，引向了一个空前的质变阶段。不仅予旧思想、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