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风盈袖，思怀满襟——感言华夏衣冠

2007-03-26 03:57 作者:蒹葭从风 一
时光如流水，模糊了很多人和事。
　　
有位西哲说过：世界上最值得敬畏的事物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美德。东西方文明间有时颇有灵犀，这两样值得珍视的事物远在天涯也近在咫尺——有一个古老的民族叫做“汉”，她的前身叫做“华夏”。若说头顶的星空，有银汉迢迢；若说心中的美德，有“华”的章纹曜曜和“夏”的德音孔昭。
　　
华而美，夏而大，这故事说起来就很长了，而我今天只说华夏衣冠，只说维天有汉，维汉有衣。
　　
衣冠这个词语不知何时潜移默化进我们的文化，不过，《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记得：衣冠于华夏，不再是一件小事。先秦以降，“衣冠”即用来指称华夏之服。衣冠很早便成为华夏民族难以释怀的情结；“布帛可衣” 很早列为生民之本，《春秋左传》载，郑国民愤而歌：“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我其与之”。子产变法初期，民众不惯，只觉得被夺了衣与田，便要去拼命。衣冠与田畴，一同被列为民生头等大事；服饰在华夏文化中，除了“避寒暑、御风雨、蔽形体、遮羞耻、增美饰”等一系列人类通行的实用功能外，还有着“知礼仪、别尊卑、正名分”等特殊意义。衣冠仪礼渐渐由具而象，升华成为一个文明的象征物事——《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在强调“名正言顺”的华夏文化中，历代帝王问鼎天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 “改正朔、易服色”；而悠悠几千年的华夷大防，衣冠除了标识尊卑等级外，自然也见证了民族更易、文明起落。金人天会间下令“剃发易服”，不如金人式者死，李邈等坚决不从而殉身。明太祖朱元璋逐蒙古人回漠北、定鼎南京后，随即下令易回华夏之服——“壬子，诏衣冠如唐制”。后金入主汉室江山，依然打了衣冠的主意，屠刀砍断了汉人最后的坚守，衣冠从此断绝。
　　
模糊的容颜似乎已经湮没在时光的流水中。这个伤痕累累的古老民族走过时光的锋刃、历史的劫火，竟然萌出了鹅黄的新枝。那模糊了的记忆也如疏雨，淅淅沥沥地落在荒芜斑驳的大地。
　　
衣冠于华夏，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
　　 
二
　　
明月何时照归期？人间丹霞华彩衣。衣冠归来，同时也带回了那几乎被漠视的美丽的字眼——星空中的银汉，美德昭彰的华夏。如今，华夏衣冠又正其名，响亮而震撼地叫做“汉服”。
　　
为汉民族量身度造的衣裳，非汉服莫属。它的形态无不流露出华夏民族和谐端庄、天地人和、飘逸流畅，以及精巧细致的审美倾向。
　　
论和谐端庄，汉服的剪裁和配色颇有讲究，玄黑与纁红是汉服中最隆重端庄的搭配，玄，黑中扬赤，象征天的颜色；纁，黄里并赤，其意表征大地。这二色是华夏文化中最神圣和高贵的色彩，天地间的和谐映照在服章上，写在华夏先民的心里。那时候的婚礼，和我们现在想象的很有些出入。先秦直到两汉，婚礼都称作“昏礼”，在静谧的黄昏举行。礼服也不是后人们臆想的大红一片，而是玄色为主，纁色辅之。穿着玄色礼服的新人在月光下轻轻携手，在《诗经》的雅乐中合卺同牢……汉服尤其注意衣裳与鞋履、发冠的协调。比如“皮弁素积服”为白色系，那么鞋履则要求白色。穿纁红色下裳的玄端礼服，鞋履也一定为红色的舄。
　　
论天地人和，再次提到玄纁。天子冕服为此色配，玄端朝服亦然。那时候，我们穿在身上的不止是衣服，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智慧和敬天礼地的虔意。服章剪裁也常常取意天地日月。所谓“上衣下裳”，上衣取象乾，下裳取象坤。深衣制度规定下裳十二幅，取意一年十二个月。大的衣袖呈圆弧状以应规，交领成矩以应方，代表“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衣带垂至脚踝，代表正直。下襟齐地，代表权衡公平。章饰纹样，亦取自天地万物，寓德其间。这衣服并不仅仅是好看，更重要的是蕴含着华夏最质朴厚重的思想。
　　
论流畅飘逸，汉服的裙裾及袖袂是特色。汉服袖一般都比手臂长，定制的深衣制度规定要回挽至肘，袖径可达四尺，举手间，翩翩大袖行云流水；行动处，长风盈袖，衣袂飘展。
　　
汉服的精巧在于它恰到好处的配饰。腰佩、蔽膝、绅绶、容刀……“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玉是最常用的配饰了，成佩玉、组佩于腰间，行走有动感之美，“君子至止，鸾声将将。”那清脆的玉鸣轻轻回荡在清冷的未央之夜。
　　
漫漫几千年，但华夏衣冠的基本特征却很容易勾勒出。“交领右衽——也兼有盘领，直领；无扣结缨——几乎不用纽扣，而于腋下结缨系带；褒衣大袖——窄衣小袖在汉服中多为劳作服装，要不就是当时的时尚衣着。常服中小袖并不少，但真正严肃端庄的场合必是大袖的礼服；线条流畅，飘逸潇洒——这就涉及了汉服的审美风格，是华夏文化审美意识的反映，也是与同为华夏衣冠体系的日韩民族服饰相区分的较为鲜明的特征。
　　
华夏“五礼”几乎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此发展了各种不同场合的冠服制度。祭祀有祭服，朝会有朝服,婚嫁有吉服,从军有戎服,服丧有凶服，日常则有常服。
　　
纵观几千年的华夏衣冠，大体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男子礼服多为衣裳制，常服呢则趋向于一体制(连裳或通裁)，而女服式样则正好相反，常服多用襦裙，礼服却为深衣制——关于这种现象也有部分解释：男子礼服上衣下裳，取义上法先王古制。女子礼服深衣，隐喻女子德贵专一；至于常服则是我本人的猜测了：男子作为几千年来社会主要的活动者，出于方便的考虑，服饰应该尽可能地向一体式进化，而女子则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老的衣制。另外，人类文明中追求美的本能和责任一般都是赋予给这个文明中的女性的，两截的衣服将会排列组合出更多样的款式。襦裙作为后世的主要女服大概也有美学方面的原因。作为礼服，象征意义是第一位的，大可反其意而行之……
　　
汉服作为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本身就蕴藏有“华夏”二字的内涵。礼乐相和，寓教于美，衣冠之美纳入了仪礼之大，从此，“衣冠上国”与“礼仪之邦”便相伴流传。
　　 
三
　　
与衣冠、仪礼相伴流传的自然还有汉家文明。汉服影响极为深远，洋洋三千年，一直到明朝末，它承载了一个庞大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不论是先秦气魄、魏晋风骨还是汉唐神韵，纵使样式花色略有变异，但衣冠特征一脉相承；漫漫几万里，衣冠传播周边的民族，并构筑起了东亚的华夏文明圈。值得伤感的是，这种文明的原生地却比四野更加凋敝和荒芜。立领小袖堂而皇之地代表着中华，交领右衽被唏嘘成为异邦；孔子一度被认成封建礼教的招牌而打倒，而韩国的儒家气氛却又让孔夫子的祖国这边钦羡不已。有人说，“中国没有华夏，华夏不在中国”，虽是愤慨之语，而对于华夏文明原生地的住民们，又有何言语辩驳呢？在汉服的原创国度，汉服竟然被指斥为“复古”和落后，而目前能看到的华夏衣冠最完整的孑遗，竟是我们曾经的两位学生日本和韩国了。
　　
实际，“中华文化圈”里的国家无不采用汉服以为自己民族服装的基础，如朝鲜、韩国、日本、琉球、越南。特别是近些年来风头正劲的韩服、和服都渊源自汉服，日本的民族传统服装和服，在日语中称为“吴服”，“唐衣”，盖因为唐代时从中国吴地（今江浙一带）传来，而且和服承接汉唐服制，多为深衣制；韩服服制几乎脱胎于明代衣冠，尤其是女服，则为襦裙制。
　　
其实不光服制，建筑、家具、节俗、审美风格……亦然。有人勾勒了这样一幅图景：大唐在日本，大明在韩国，中国是满清……中国的五千年文明里，以汉服为载体的汉家歌舞、华夏礼仪、乃至民族思维，都发生了扭曲。
　　
辛亥革命之后，立即下令剪辫，然彼时剪辫仅出于对西方文明的看齐，并非直接出自对失去的衣冠、发式的追寻；三百年的阴霾风雨，衣冠断绝了，冠礼、笄礼消失了，花朝节、上巳节消失了，而留下的是什么呢？男尊女卑、裹脚、奴性文化……那时，变异而没落的传统文化在生机勃勃的西方的强势文化前相形见绌，开始被弃如敝履。此后无非是“向欧美学习”还是“向苏联学习”、“全盘西化”还是“走俄国人的路”的问题而已。直到“走自己的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确定，才有了汉服复兴的历史机遇。
　　
衣冠断代已六个甲子，然而伴随的文明荒漠化却不知始于何时。华夏复兴，衣冠先行。不仅因为衣冠上国的古老情结，更因为衣是最容易平易近人的生活组成，民众对它有着直观亲切的感受——它可以成为抽象的文化精神与具体的民生之间的纽带。汉服非古装，汉服复兴亦非古典小资情调，也非严肃的学术考古，简单说，它是一个失忆民族不断在寻找的民族归属感和文明标志符号。希望有那么一天：在公祭轩辕黄帝和先师孔子这等庄重神圣的场合不再充斥着突兀暴露抑或不伦不类的“奇装异服”，炎黄子孙们可以衣袂飘飘、仪表堂堂地迈进华夏民族的圣灵之地，步履端庄、行止有礼地举觞酹酒，自信而虔诚地告慰人文先祖和先师圣贤，乃至古老而沧桑的华夏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