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周天勇博士悲观预测中国经济

2007-03-20 01:02 2007年，甚至今后若干年，如果政府不想放宽目前对个体、微型经营的限制，如果政府还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费太多，如果政府各部门的乱执法、乱罚款和乱收费得不到治理，如果政府不能将工商、质监、城管、交通行政管理、医药食品监督、消防、环保、法院、检察院等由财政供养而放开和暗中鼓励他们去收费和罚款，如果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融不到资，根本不可能大规模鼓励创业，根本不可能较理想地扩大就业，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严峻的就业问题。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中国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博士。

谈宏观经济不能不看就业形势

周天勇：我认为，就业和民生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中应当关注的指标。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就是当时研究失业问题而为主要对象创立的。不考虑就业的宏观调控，在现代国家中是不可想象的。

目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格局是：快速度、平物价、高失业。ＧＤＰ增长１０．７％，消费物价增长１．４％，劳动力闲置率１５．７７％。

按照国家统计局数据，将１９９０年城镇就业视为正常就业水平，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根据城镇人口从业率加１９９０年时２．５％的登记失业率，推算得出真实的城镇劳动力闲置率。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高投资、高出口，但劳动力要素拉动经济增长不够。统计显示，投资对增长的贡献为４８％左右；进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大约为２２％；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３０％左右。从这三个数字可以看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远远超过消费。

在中国，投资与消费比例严重失调。按国际惯例，处于发展中期阶段的经济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比例的正常水平是３０∶７０，正常的下限是３５∶６５，但中国是４５∶５５。因为消费决定于收入，而收入决定于就业充分与否，和劳动工资的高低，国内消费偏冷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普遍有钱而因社会保障不健全不敢消费，而是劳动就业严重不足和工资水平增长相对缓慢，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以及将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出口于国外拉动的。

中国经济时报：国内需求不足，消费偏冷，重要原因之一是居民收入水平低。投资率高，并不意味着可以给老百姓增加收入。

周天勇：是的。一般来说，资本（指企业）和国家分配率高，规模会越来越大，劳动和人民群众的分配率相对就低。因为国民生产增加值从收入分配讲，一年中是一定的，如果国家分配的多，资本所有者分配的多，劳动者和居民就分配的少，不可能存在既确保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又保证企业的利润大幅度提高，又要尽快提高人民群众收入的现象，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

这一点从数字上可以印证。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６年，中国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利润１．１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９．７％。２００６年１—１１月工业企业利润１６５３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０．７％；财政收入增长２５％；而城镇劳动者平均报酬增长１４％左右；农村居民纯收入平均增长估计超不过６％。为什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高速增长时期，居民的收入也增长很快，而我们高速增长也近３０年了，居民收入增长滞后，原因在于他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劳动推动的，失业率低，中小企业多，劳动参与经济的程度高，劳动的分配能力强，居民的收入增长就较快。中国的增长是由国家和资本推动的，国家和资本分配能力强，劳动的分配能力弱，政府财力充裕，居民收入增长却缓慢。中国经济时报：未来的宏观经济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吗？

周天勇：由于创业萧条，劳动力闲置严重，国内以劳动者收入为基础增长的需求严重不足，实体经济方面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不大，但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发生严重泡沫的可能性很大。从国内消费品供给看，存在着过剩的苗头。２００６年前１１个月除了居住类价格和粮价上涨较为明显外，衣着类、交通和通信类以及文化用品类价格涨幅都有所回落，表明产能过剩日益显现；从工业企业产成品层面看，２００６年５月以来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增速加快，表明企业产成品库存增长加快，产能过剩矛盾可能加剧。事实上，随着近几年新建扩建产能陆续投产，同时落后的生产能力退出缓慢，产能过剩矛盾有加剧趋势。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股市和房地产等经济的泡沫会强劲增加。由于居民资产从事创业活动受到政府各部门注册准入、收费罚款、繁多执法、吃拿卡要、各环节公关等限制，有钱只能去投资股市或者房地产，在房地产受到宏观调控的情况下，股市的泡沫会大增；２００７年如果股市下落，房地产的投资压力又会增大，房地产泡沫会再起。

我要强调的是，由于统计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４．２％与实际劳动力闲置情况相去甚远，作为一种工作的标志来看，各地领导工作的重心并不重视就业这一民生，实际上并不是重中之重。比如在通过鼓励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增加财政收入，与减少收费罚款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方面取舍，绝大部分地方政府肯定会将工作重心放在前者上面，而不是后者。在工作和政策上因财政体制，不可能花大力气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而经济上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招商引资，上大企业上项目，推进城市和交通建设，扩大经济总量，增加财政收入。如何能使地方领导重视就业这样的关系到老百姓民生的问题，从考核地方领导指标和当地老百姓对领导的评价和问责及罢免方面可能需要由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是宏观经济运行扩大就业中必须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扩大消费和解决就业的关键是鼓励创业和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扩大调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的根本途径在哪里﹖并且战略上怎样考虑，才能解决中国忧心的就业问题？

周天勇：消费的最大和最基础的潜力是增加就业，国内消费扩大，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长期失调的格局。根据我的计算，２００５年城镇劳动者年平均报酬１８２００元，２００６年如果真实闲置率降低到５％，有３８１４万劳动力工作，按照年平均１４０００元计算，劳动报酬总收入为５３３９亿元；如果城乡鼓励创业，能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就业，１亿剩余劳动力有５０％务工，年平均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元，劳动者总收入为５０００亿，两项相加１０３３９亿；由于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消费率较高，假定为８０％，经济学上的消费乘数一般为２．５％，则国内消费增加２０６７８亿元。假定劳动者投入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有替代作用，而２０万左右的ＧＤＰ总量不变，则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会调整到６５∶３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消费不足是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居民不敢于花钱导致的。我认为，从主要因素讲，这是不对的，是一种误导。中国的问题是相当人口比例的居民钱少，甚至因失业而没有钱，而不是有钱不去化。扩大消费最主要的是解决钱少和没有钱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的才是有钱不敢化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党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