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文革”风暴,破“四旧”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此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10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就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近400万件。全国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民间各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主要就是源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
文化遗产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20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红卫兵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幅,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幅,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4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他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200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毁。
从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幅,毁坏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一些人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变”
破“四旧”中有破除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红卫兵对于这两项任务也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要被剪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提出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年至1968年等3届中学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此后,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四旧”运动。
红色的风暴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就有10万多户被抄了家。一切外来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
北京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等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广阔农村。在破“四旧”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被抄家,粗略统计,仅抄走古旧图书就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近400万件。全国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民间各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化事业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主要就是源于“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
文化遗产成为破“四旧”的重点打击对象
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大部分毁于1966年的八九月间。
就连偏远的新疆,文物古迹也受到冲击。新疆吐鲁番附近的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20世纪初,俄、英、德等国贪婪的商人曾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红卫兵将剩下的壁画中人物的眼睛挖空,或者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使这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红卫兵抄家的过程中,居民家中珍藏的古旧图书和字画也遭到清洗。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就遭到红卫兵抄家的厄运。他后来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
在红卫兵破“四旧”过程中,林彪、陈伯达等人对于被列入“四旧”的文物字画大肆掠夺,这无疑是对破“四旧”运动最大的讽刺。据北京文物管理处文物工作人员事后写的揭发材料,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幅,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唱片1083张。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幅,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
康生和江青也是“四旧”的收藏者。1970年秋,江青约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18K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4条金链,仅付了7元钱。1990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己有,被他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
掘墓狂潮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200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毁。
从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幅,毁坏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神州大地。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
“时髦”的改名浪潮
为了显示“革命”,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改名浪潮。一些人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例如什么“梅、兰、竹”、“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礼、智、信”等等,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除了改人名外,地名、店铺、公交车站、单位名称,都掀起了改名风潮。在北京,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全被红卫兵涂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同仁医院被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
改名浪潮也迅速波及全国其他城市,造反的学生和工人称之为:“横扫千军如卷席。”
风俗习惯大“改变”
破“四旧”中有破除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红卫兵对于这两项任务也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对此举予以声援,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头皮鞋吗?”在上海,革命小将限令西餐店停业,服装、皮鞋店停止出售“奇装异服”;凡发现行人中穿尖头皮鞋者就责令脱下,赤脚走路;穿着、发型显得“时髦”的就要被剪一刀。与此同时,上海街头的许多西洋雕塑被砸毁、教堂被冲击。
随着破“四旧”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提出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
破“四旧”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肆虐神州的。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1966年至1968年等3届中学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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