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专栏】政协委员的泪水该为谁流？

2007-03-12 20:13 作者:天人 据大陆《重庆商报》3月11日报道：在政协新闻出版组日前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原本不想发言的常城委员还是没忍住。“部分医护人员缺少敬业和人道主义精神，工作态度上存在问题。一些护士不愿做简单却重要的琐碎工作，只满足于向护工索要有时是失真的数据信息，对病人的治疗出现误导。”他抱怨道。

据悉，事情源于两会前，他的百岁父亲因病去世。作为父亲最小的儿子，他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陪老人走完了人生最后的８１天。这８１天的陪护经历，使这位曾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官员、走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对医护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发现医院存在一些急需改进的问题：一是收费行为欠规范，医院没有按照院务公开的要求向病人提供每日费用清单。二是重症监护室费用高，但卫生条件差。有的监护室大门外边堆放着医用垃圾。三是医院管理不够严格。重症监护室是医院重地，但平时管理松懈。护理人员在班上扎堆聊天的情况时有发生。病人家属找护士处理应急问题，有时要三番两次才能请得动。

“最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上级机关来医院检查，前一天突击搞卫生，弄得监护室大乱，并从次日清早起将陪护、家属一律清汤，达７个小时之久。”常城委员说，“每个监护室都站着一位笑容可掬的护士迎接检查。而我的亲人就是在两天之后去世的！”说到这里，他已经有点哽咽，眼中流出了泪水。全场出奇的安静，一位工作人员悄悄递上了湿毛巾……

对于护工制度，常城委员提出质疑：“很多本来应该护士做的工作，现在都让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护工做了，而护士的护理技能却在退化。”对危重病人，哪怕像拍拍背这样的动作，都是很有技术性的。”常城委员说。“我们家拼了全力了，我是最年轻的，再加上两个人……还忙不过来。”常城委员哽咽着，几乎无法再说下去，“百岁老人最后说，我要回家……”事情尽管“发生在我身上，是个个案。但据了解，这类现象在不少大中医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他还说，“医德医风和建设和谐社会密切相关，我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关注。”“人民的好医生、好护士，你在哪里？”常城委员的话，又回到了政府工作报告，“我希望报告在２００７年部分加上一句——提倡敬业人道的职业道德操守，切实解决好医德医风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和地点，常城委员落泪的场景显得格外突兀，也更加令人为之动容。不难想象，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与常城委员相类似的遭遇。有道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和普通百姓相比，常委员已算个“人物”，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想必他永远也没有机会“领教”一回真实的医德和医风是什么样。在这里，我们只想问一句：难道只有让所有的代表和委员“感同身受”一把，才能知道百姓的苦难有多深吗？常委员的泪水虽然是为自己而流，但是其关于重建医德医风的建议，却代表了全社会的普遍呼唤。

毋庸讳言，医德的普遍滑坡是当今不争的社会现实，近日有两则新闻对分析其中原因不无裨益。其一，近日一道“冬天给患者做触诊前应该做什么？”的题目难倒了众多医生和准医生。其实答案很简单：“应该先把双手焐热后再接触病人的身体。”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孙靖中对此忧心忡忡。当被问及一个称职、合格的医生需具备什么素质时，他的回答坚决利落：“首先要关心爱护病人，这是作为医生首要的素质，甚至先于技术。”可是，在大陆目前的医生培养模式中，技术仍是重中之重，而医患沟通交流艺术、敬业精神等整体素质的教育明显欠缺。走上工作岗位，决定医生前途命运的是技术，而不是医德。其二，巴德年代表等9位委员近日联合发言指出，大陆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世界卫生组织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名列全世界倒数第4位。这与大陆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大陆社会发展的瓶颈。

其实，早在去年，新华网3月18日就曾详细报道过大陆获得的这个“荣誉”。当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完成的一份针对“大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研究报告指出：大陆现有的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由于大陆在医疗卫生领域过多地利用了市场化机制，才导致了现有卫生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局面，使得处于高端的城市大医院发展越来越快，而低端机构，尤其是农村乡镇医院、城市社区医院等逐步萎缩，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表示，目前大陆在总体医疗费用中的公共投入仅为17%，而美国至少投入了总需求的45%，几乎是大陆的三倍。在大陆有一些医疗卫生功能难以实现就是因为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

诚哉斯言，政府缺少必要的投入和干预是造成当前有限的卫生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而医德医风的败坏则是当今大陆道德普遍沦丧的一个缩影。由于政府在卫生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矛盾，让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生额外背上了“创收”的任务。而素质教育的欠缺又使医生不能自觉地将医德作为必须具备的品质，而现实的处境又迫使他们必须在医德与“创收”之间做出选择。由此观之，医德的滑坡相当一部分原因肇始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既然如此，在呼唤医德的回归之余，我们还是应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医疗体制的根本改变。只有科学的医药卫生体系才能均衡各方利益、坚定职业操守，还原医院本应具有的公益属性。那么，医德医风的建设、医生护士的良知回归也会相对容易得多。

至于常委员反映的医患矛盾不仅仅关系到医患双方，因为医生是以医疗制度的代表出现在患者面前的，患者对他们的普遍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对现有医疗体制的不信任！而呼唤医德回归，并不是强调医生一定要无私奉献，关键是卫生投入首先应满足医院和医生最基本的需求。否则的话，无论重塑医德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都不免会流于形式，最终成为“空中楼阁”。(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