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治国:出走清华园(下)

文章摘要: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

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二月份的王家园水库上,忽然涌来了寒流,狂风怒号,我的双脚都冻肿了。于是想起了枕头下还压着一只棉鞋。能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在这个很自然的想法支配下,我也就很自然地右脚穿着棉鞋,左脚穿着单鞋,我们家乡称作“差巴乎鞋”,旁若无人地继续自己配料和制作试块的工作。民工们没有人注意我的穿着,他们一般都穿得单薄,有人腰间系一根草绳,有人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塞在鞋子里御寒。喊号子的老徐,穿一件小棉袄,除了打夯、搅拌混凝土,总是一刻不歇地一会干干这,一会干干那,从不休息。当我劝他烤烤火休息一下时,他说:“一停下来身上就冷,不如干着活还暖和一些。”我才明白了他采用的是活动取暖的方法。

但是那位刘先生却看不惯了。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批评我“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歪风邪气。”我看着他脚上穿的棉皮鞋说:“你是穿棉鞋的不知穿单鞋的冷。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两只脚都冻坏要好吧。”他于是往我的痛处打,说:“你老实一点!身为右派分子,气焰太嚣张了!”这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我无言以对,忍气对他怒目而视。他说:“你还不服气?”我说什么呢?只能一腔委屈往肚子里咽。

刘先生却还不依不饶,他认为我顶撞了他,竟敢于对他怒目而视,他要找一个比他更有力的后台。于是他向何慧贞做了汇报。何慧贞找我谈话了。

何慧贞看着我的鞋说:“刘某某批评你一只脚穿单鞋,一只脚穿棉鞋,他批评得没错呀。”我说:“我只有一只棉鞋,保护一只脚,总比冻坏两只脚要好。”她问:“你为什么不买一双棉皮鞋呢?”我说:“我倒是想买一双旧棉鞋,可是我的钱不够。”她说:“那你也不能一只脚穿棉鞋,一只脚穿单鞋。刘某某批评你歪风邪气,我认为批评得对。可是你对人家的态度还不好。”

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于是向何慧贞正式提出我考虑很久的想法说:“我刚回到学校那天,就向组织提出,既然我还没有改造好,就让我回到煤矿上继续改造。我现在通过你,再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我希望回到煤矿上去。”何慧贞好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盯着我看了半晌,说: “党治国,你现在的态度还是不老实。你提出这个要求,就是还想要和党较量。1957年你们和党较量,党对你实行了宽大处理。你现在继续和党较量,可是没有好下场的。你好好想一想,下去写一份检讨书,看你的态度再做决定。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刚转过身,她又把我叫回来说:“你搬过来住吧,和学校的人住到一起,接受群众的监督。今天就搬。”我说:“下午我要回学校测试块强度去。”她说:“回来后立即搬过来。”

没有退路了!

我当时正在读两本小说,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当安娜和沃伦斯基的爱情已经弄得沸沸扬扬,迫使她必须在旧生活和新生活,也就是在丈夫卡列宁和情人沃伦斯基中间做出抉择时,卡列宁向安娜表示出了自己的宽大:只要她回到家里,就仍然是这个家庭的女主人,一切都会过去。但是安娜知道,回到原地的路是用奴隶的锁链铺成的。一旦接受了丈夫的宽大,安娜在精神上就永远是丈夫的奴隶。她过去的“错误”将变成一条狠毒的鞭子,会被用来严酷地从心灵上惩罚她任何越界的行为;而丈夫对她的宽大,则使她在道义上永远蛰居下风。我已经接受了 “右派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一卡列宁式的恩典,以后就必须永远服服帖帖,不但不能有任何出轨的行为,也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思想。否则,就是“继续和党较量”,就是“恩将仇报”,道德上、精神上、心灵上,永远应受地狱之火的熬炼。如果我确实错了,我决心通过吃苦受罪,奉还这一宗恩典,就像哪吒割肉还母、剔骨还父那样。

《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美国社会下层的青年工人,如何以惊人的意志和毅力通过自我奋斗,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跻身于上层社会。从底层奋斗出来的高尔基和杰克·伦敦,是我敬佩和效法的榜样。我如今败落到了比他们还要深的社会底层,如不靠自己艰苦奋斗,自爱自怜、自暴自弃,只能是慢性自杀,是断无出路的。我想,高尔基也好,杰克·伦敦也好,他们能做到的,我党治国也应该能做到。几年前我就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身体,培养意志性格,现在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我感觉自己好像处在地狱的入口处,需要记住但丁的诗句:“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的犹豫,在这里任何的怯懦都将无济于事。”

在出走之前,我去了一趟木城涧煤矿,看看李都华、陆功一等右派朋友们,也和我的师傅作一个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的悲惨的告别。我把自己的打算悄悄告诉了陆功一,他听后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才说:“我虽然比你只小一岁,但我老认为你比我成熟得多。我不能对你的决定做出判断,不过我想,你既然这么决定,一定有自己的道理。我只能给你说一句话:前途保重!如果世上有上帝,祈求上帝保佑你!”李都华正在住院,我和陆功一去看他。他穿着病号的衣服,看上去很瘦弱。他患肺结核,还有其他疾病。我没有告诉他我的打算,只说是抽空来看看他。但李都华的心思何等缜密,而我又是一个不善于隐藏自己情绪和想法的人,他似乎看出来一些什么,却没有过多地追问,彼此之间的强笑都化作苦笑,就这样含糊过去。岂知这一次见面,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临别时,单纯的陆功一告诉我郑州几个他亲戚的地址,嘱咐我万一需要时可以去找他们。在这个至亲都卑怯地与右派“划清界线”的时候,我连自己的亲戚也不会去找,更不必说朋友的亲戚了。但我仍然感谢他的一片苦心。陆功一含泪向我挥手告别。

我再没有回学校,直接到永定门车站买了去西安的慢车票。火车开动,一阵恐惧袭来,我觉得“他们”会来追捕我。于是我在石家庄下车,改乘经太原的火车。到了潼关,下车步行到黄河边,坐看滔滔河水向东流去。这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世情绪,想要在黄河的浪涛里结束这屈辱的生命。我给在西安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以决绝的口气说明了我的想法。我在黄河边逡巡了两天,困扰于“活着,还是死去?”这个千古的难题。鲁迅说过,中国的历史其实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主要指的是物质的困苦和生命的没有保障。但我独自坐在黄河边,对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却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奴隶是一种身份,但不是奴隶主的敌人,更不是社会公敌。而身为右派,却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关于敌人,“无产阶级文豪” 高尔基说过一句话:“假如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右派的命运,就是成为每一个人都可以欺凌和消灭的对象;而所谓“投降”,就是要你污秽自己的心灵,精神上完全接受奴役的宿命。身为“敌人”,才真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啊!

人在生死的分界线上,独能勘透许多世俗的事情,一些长期捆绑心灵的复杂关系,也都容易理清了。1959年春节,我接到邮电所一个汇款通知。到邮电所,收到一张父亲寄来的汇款单,汇款金额2元。两块钱也值得一汇吗?我感到丢人,没有给任何朋友说起。此刻忽然想起这件事,为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极端的可耻。李商隐诗曰:“贫贱夫妻百事哀”。普遍的事实却是:“贫贱家庭百事哀。”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悲剧不只是一个穷字。中国人素有“贫且益坚”、“穷则思变”的传统。最可怕的是这个“贱”字了得,压垮了无数的英雄豪杰。唐太宗李世民说:“吾欲富贵吾民。”但是过了1400年,邓小平先生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一个“贵”字丢到了东洋大海。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对于社会来说,波澜不兴,微尘不起,最伤心的却是自己的父母。父亲1955年肃反时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一年后平反。母亲年轻时曾患淋巴结核,近年来又患肺结核。他们的生活固然贫穷,仍然想着矿井中更加贫穷的儿子。春节寄我的两元钱,是从他们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他们接到我一心想要自杀的信,不知会如何难过?而远在家乡韩城,更有皤然白发的外婆,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的外孙会“反对八路军”。听到外孙的噩耗,她不知会怎样伤心呢!我这不是正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吗?于是恍然大悟,矍然而起,大踏步地向火车站走去!

回到西安市许士庙街15号父母那简陋的居室,叫一声爸、妈。父亲突然紧抱我,失声痛哭起来,一面还在问:“这不是做梦吧?”母亲已经难受得卧床不起,眼泪流湿了半条枕巾。她见是我,只说了一句话:“载渭,你的心怎么这么硬呢?”接着泪水又像小溪一样流在枕头上。

从此,我离开了体制,下沉到了社会的底层,开始了艰难困苦但却思虑无碍的别样人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官员刘力群先生是西安人。有一次,他对我的学生李智英说:“党先生是体制内的不同政见者。”李智英反驳说:“党老师从来都在体制外。”其实他们二人说得都不对。第一,我不是一个“不同政见者”,而仅仅是一个独立思想者。第二,我也不是从来都在体制外。但是不论在体制外或者体制内,也不论我的思想是正确还是错误,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从来既不迎合、也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者体制的权威,当然更不会专门和体制作对。就我个人而言,出走清华园这艰难的一步,完成了我“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虽然付出了艰苦生活和厄运重重的代价,却获得了一颗自由的心。我生平做了许多错事,经历了许多事后懊悔的事情,独有出走清华园这一件事,可以说是九死无悔。正是这一步,才成就了我今天之为我自己。

余 韵

回到西安后不久,接到陆功一的信,说李都华知道了我出走的事情后,很不以为然。李都华的意见,我早就预料到了。但我既不能向他说明白,自然更不反悔自己的所作所为。我只能向陆功一写信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吧。”但自私的我这时只想到自己,没有考虑到巨大的危险正在一步步向李都华逼来。两年以后,我重返北京,见到了陆功一,那时他已经回石油学院继续自己的学业了。使我惊骇莫名的消息,是李都华返校后,于1961年冬季跳北海自杀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23岁时,他的一篇关于煤矿采空区水力冲填的论文,就被翻译到波兰的一个学报上。他比我长三岁,却与我最为莫逆,相知最深。我能理解他回到学校后所受到的压抑和嫉妒,比我更深,也更不堪,但他的身体瘦弱,作不出我那样决绝的选择。在体制内,他遇到的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于是他别无选择,只剩下自戕一条路。人常说:“除了死路,剩下的都是活路。”但对于都华,除了死路,剩下的活路一条也没有。他是南方人,水性很好。听说会水的人投水自杀是很痛苦的,但他竟然选择了这一条路。

我找到都华的家,见到了他的母亲,一位六十来岁的孤寡老人。我说我是都华最要好的朋友,从西安来,专门看望她老人家,顺便问一问都华的情况。都华的妹妹们显然没有对老人说起哥哥的噩耗,只告诉她,都华被送到东北某地“劳教”去了。这个假消息,她们要瞒她一辈子。我能对这位母亲说什么呢?在当时中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像她一样善良而可怜的母亲,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却还不知道何等悲惨的命运已经如何降临到她们母子的身上。甘肃省夹边沟劳教农场,三千名右派,此时已经饿死了两千人。但他们的母亲们却还望眼欲穿地倚门等待着儿子们的归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99.99%的右派都得到了改正,但“反右运动”本身据说还是正确的。我们水94班的同学,大都对何慧贞他们几个党支部成员啧有烦言,把过错推到个人身上。因为我这多年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思考,重视体制方面的问题,对有关个人并不坚持什么成见。 1980年,我到上海出差,给何慧贞打了个电话,约时间去看她。距相见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在外滩闲逛,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党治国!”我想不到在上海这个地方会有人叫我,没有回头,也没有答应。但接着又听到一声更响亮的喊叫:“党治国!”我回头一看,不由得叫了起来:“何慧贞!”多么奇怪,在这数百万人的大上海,我竟会“碰”到她,特别是相别20年后,她竟能从背后认出我来。我说离相约的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准备逛逛街,再到她家里去。她说,她正上街买菜,既然碰见了,就和她一块回去。她爱人可以陪我说说话。

相别20载,我们多了共同的语言,原来她的丈夫在“文革”中也挨了整。何慧贞亲自做了丰盛的饭菜,我们彼此之间谈了许多,就是没有说王家园水库那一段往事。我想,对她来说,那一切都是无意的,甚至是自然的,并非刻意要伤害于我。伤害人的是我们这个体制、更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而这些才是最可怕的。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无意之间不经意地就对别人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不自知,最终也使自己受到伤害。“相见一笑泯恩仇”,我和何慧贞他们倒是消除了心中的龃龉,但是,这个利益分立的体制和专制文化的毒素,却会使下一代把上一代的错误和悲剧复制下去。

以后我和何慧贞在校庆时还见过几次面,但再没有深谈过。我一直在继续着自己的思考,和同学们可以交谈的却越来越少。大部分同学都已进入老年的退休的状态,不再关心世事。独有我,还像一个愣头青年,向着人生和社会的深处掘进着。

我在《外婆》里写的那个刘景坤,1957年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公安部工作。他给我写信,约我到公安部找他。在我的非右派同学中,他是惟一的不把我当作右派,却又不回避右派话题的兄长和朋友。

在“孤立右派”的学校环境中,没有人和我说话,更不用说交谈了。景坤那里成为我周末惟一的去处。他总是热情地接待我,和我无所不谈。有时晚上我就住在公安部。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我说:“有人希望你灰溜溜,抬不起头。你偏不那样。该干什么照样干什么,还要干得更好。你不要在乎别人怎样说你,怎样看你。你如此这般,就把他们的肚子气破。”和景坤的交往,成为我当时惟一的力量源泉。

1987年,当我那用共有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的理论观点,获得全国的名声时,在家乡见到了景坤。他感慨地说:“看来,那一年离开清华大学,是你人生最关键也最正确的一步啊!”景坤从头到尾,都对我最了解,我一直尊他为我的良师益友和兄长。

在“孤立右派”的声浪中,始终不服从这项权力命令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何天恩。他能写一笔好字,比我长一岁,却低两级,1956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北医和清华相距不远,我们经常来往。打成右派后,他照样时常到学校看我,我也抽空到他那里去。我们之间说的话都很平淡,但是却很亲切。

我到矿上劳动考查时,他的来信是父母和徐启明之外惟一的来信。逢年过节,照例都要来信说一些问候话和他的情况。

我回到西安,他的信也寄到西安;1960年底我回到农村,他的信又写到农村。照例是逢年过节的问候,没有任何出格的议论和骇世的观点。1963年我到铜川煤矿当工人,他的信也跟到煤矿。但我入狱后,就再没有接到他的信。他不知道我进了监狱。

70年代他到坦桑尼亚参加“援外”,给我寄了一本英文本的鲁迅的《野草》,并附了一封信说:“好久没有治国的消息。在书店看到一本鲁迅英文版的《野草》,给治国买了一本。我知道,治国一向最爱读鲁迅的作品。”从语气看,他似乎已经觉察到我遭遇了不测,但未必知道详情。 1985年,我打听到他在合阳县医院当医生,见了一面。他的女儿何霞,也在医院工作,她的名字还是我1956年给取的,却一直使用至今。但等不到我们相约的第二次见面,他就病逝了,可叹天不假年。何天恩是一位忠厚长者,从来没有人云亦云地把我当作右派。他虽然离开我已经20多年,却是我心中永远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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