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这严峻的时刻，我却走上了从清华园出走这一条人们百思不解的不归路。
导火索是由一双“差巴乎”鞋引起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心中郁勃积久的压抑、厌恶情绪。
对于“反右斗争”的严酷后果，当初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根本想象不到的。1958年2月，北京高校的一批右派师生，被送到北京矿务局“劳动考查”。我被分配到离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总共四名教师，五名学生，分属五所高校。虽然我和陆功一（石油学院大三学生）、李都华（矿业学院助教）经常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句：“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绝不会就那样消亡”，但在井下劳动两年期间的最大希望，却是尽快离开煤矿，回到学校的工作、学习岗位上。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一旦“考查”期满，就会理所当然地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不再被视为“敌我矛盾”而终止歧视孤立。不仅我们这些右派们这样想，就是和我们一个班组的工人师傅甚至矿上的干部们，也都这样想。由于有这个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好、客气，心里总以为，“人家不过就是来锻炼锻炼那么几天。”
1959年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前几个月，我们就盼望着“大赦”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宽松，然而盼来的却只是对于部分“战犯”的“特赦”。我们这些右派的命运，却没有一丝动静。
希望遥遥无期，前途暗淡悲观的气氛，在每个人的心里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我们相互之间甚至做着这样的假设：如果摘掉右派帽子，给一个六级工，再让我娶自己公然扬言喜爱的那个小寡妇“阿克西尼亚”(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女主角)，在矿上干一辈子，将会如何？……但这年的12月中旬，忽然接到通知，让我回学校报到。
虽然只是我一个人的变化，却使大家忽地萌生了希望。于是纷纷向我表示祝贺，笔记本上题词留念，赠送纪念小礼物，抓紧时间说一些知心的话语。将近两年时间，和工人是工友，和右派师生是“难友”，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仿佛家人。现在突然要分离，反而依依不舍起来。特别是那个李都华，用他秀美的行书，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数页深情感人的临别赠言。我们俩的感情至为深挚，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泪痕。最难忘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赠言：“祝愿你能遇到自己的‘简’！”
我虽然即兴写了二十几行自由体的惜别诗《我爱木城涧》，但我的心更多地已遐想着回到学校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正读大四，现在回到学校，59级的同学都已经毕业，我应当跟着61级上课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年龄都比我小。但那有什么，自己学习自己的就是了。想到这些，都很朦胧，但总的来说，似乎应该是美好的。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矿上的两年，回忆起来是多么漫长啊。虽然不无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总的色调是灰暗的。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复员军人张连城，有一句典型语言：“我一听到拉笛声（准备上班的电笛声）就头痛！”工人们对矿工的生活总结为“上班干活，挣钱吃饭”八个字，就这么单调乏味。一个月四五天“轮休”的日子，是和妻子团聚的最大期盼和幸福。上班时的基本心愿是能安全下班。上班时间过半，眼前的最大盼望就是下班。我所在的高守义班，最使大家兴奋且具表现力的语言是“八搅木”（俄语“回家”的转音）。这样的生活，我就要永别了。而我一生中经历的每一次“永别”，内里都包含着特别的苦愁。
回到清华大学，到“工字厅”的人事处报到。我最为关心的“摘帽子”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暂不摘掉右派帽子，在学校继续接受“考查”。这个消息对于我，真如五雷轰顶，使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党对我们这些人的政策是“孤立右派”，到矿上劳动前，我已经领教了“孤立”的滋味。和工人在一起，都是劳动的弟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不存在谁孤立谁的事情。现在我又要陷落到被人故意“孤立”的环境中，忽然一种下地狱的恶劣心情涌上心头。我宁愿回到矿上继续“改造思想”，而不愿回到由一张张冷漠的面孔组成的人群沙漠中。我当即提出要求，希望回到矿上继续劳动考查，直到“改造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天。我的要求也当即遭到那位人事干部的教训，他说：你要服从组织的分配，接受组织的考验，在哪里都是改造思想。既然如此，就硬着头皮继续我未竟的学业吧。但当我问到我上哪个班级时，却听到他回答说：“根据工作需要，你现在参加工作了，到水利系当一名实验员。”这个回答，对我是第二个打击。我考清华大学，就是奔水利系来的，一心想到艰苦的水利工地大干一场。现在却让我去当一名实验员。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验员，都是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来的，属简单劳动。1958年，清华大学把打成右派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下放到普通物理实验室当实验员，报纸上还登文章嘲笑他： “这个顶着科学家头衔的资产阶级教授，竟然不会做普通物理实验”。我当然不畏惧实验员的工作，但觉得这个工作对于我，既没意思，也不来劲，无论从体力还是从脑力，都太“屈才”了。但矿上的经验又使我想到，当一名掘进工，我尚且可以干得很出色，何况一个实验员！一个人的成就不应被他的职业所限。于是我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和考验，到水利施工实验室报到了。
水利施工实验室属于水利施工教研室，讲师以下有四五个教师。其中一个王桂仙，南方人，是我们水59级的男同学。 1954年入学报到时，恰巧他与我一起来到报名处。听他说出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报完名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们到哪里吃饭？”这使我这个从农村来的青年很惊骇，无论如何，我没有勇气等闲便提出吃饭这个“俗问题”。后来分系分专业，他和我都分配到水利系。我是水94 班，他是水95班。由于不一个班，平时很少说话。但见面都认识。现在他作为毕业生，分配到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当助教，见了我，却如同根本不认识一样。至于其他几个教师，由于相处时间很短，现在连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和我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一个同学沈尔桔，水利系60级的，原在北京矿务局西山平峒劳动，回校后分配在水力学实验室当实验员。我们俩临时住在一个工人宿舍，四个人四张单人床，屋子中间燃烧着一个煤球炉子。几天以后，相处渐熟，沈尔桔却搬到水利系的集体宿舍去了。我拖着不愿搬，情愿和谁也不认识谁的工人住在一起。
当时水利施工实验室没有什么实验任务，就让我抄写实验室资料的编目。工作量不是很大，于是我很认真地抄写，工整干净，自己也觉着满意。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物我两忘，倒也能静下心来。下班后，兴致勃勃地读托尔斯泰和杰克·伦敦的小说。
1959年底，清华大学正在热烈开展“教育革命”，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删繁就简，表示离开“资产阶级教授”，大学照样办；一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食堂参加的一次会议。一个青年教师作典型发言说：“过去推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原则。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为我’。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就应当抛弃‘人人为我’的思想，让单纯的‘我为人人’占据我们的头脑，成为自己全部生活的内容。”这个发言使我非常震惊。我想，难道说这话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吗？摒弃‘人人为我’，莫非他的衣食日用都要亲自生产制造出来？这显然是虚伪的空话、谎话，却得到主持会议者的大力肯定。这使我感受到一种公然的厚颜无耻，一种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我没有想到，反右派运动两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一面听着这些无边无际的大话，一面回忆矿工们那质朴的语言和生活态度。我的师傅高守义，因为是七级大工，又是一个月拿4元津贴的班长，他就认真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最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上，最重的活他带头干，对工友要求严格而又关心随和，批评别人时，他自己的脸孔先红了,替受批评者害羞。他干活不是出于什么“好思想”，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拿的这几个钱。”如果不给他“这几个钱”，天塌下来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管不着。但既然他拿了七级工的工资和班长津贴，就不能回避安全和生产的责任。他从不夸夸其谈“我为人人”，只知道上班要恪守班长的职责，完成段长交付的任务；他也从不奢求“人人为我”，只要求矿上按月按量支付给他和工友们应得的工资和劳保。两相对比，我感到周围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
1960年1月初，发年终奖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开会宣布奖励，每人也就是二十几元，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宣布完毕，让大家表态。由于我刚来，与此事无关，就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那些发言的人，个个低声下气，而又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发言的内容都相似，无非是说：“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有许多不足，距离党和组织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党和组织还是对自己发给这么多奖金。拿这些奖金自己确实感到惭愧。只有把这些奖金看作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鼓励，新的一年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党和组织的期望。”我在矿上劳动两年，洗刷了身上的书生气，性格变得豪迈粗犷，今天听到这许多言不由衷的表态，心里确实不是滋味，竟至暗暗对这些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某种轻蔑。在煤矿，工人们也常常领取奖金。他们面对奖金固然都心里喜悦，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低声下气的态度，认为应该感谢党和矿上的领导。
北京1月份的天气是最冷的。这天，飞飞扬扬下起了雪。当我回到宿舍时，一双棉鞋已经湿透了。我换上单鞋，把棉鞋放在凳子上，移近煤球火炉烘烤。前一天接到在甘肃盐锅峡水库劳动的徐启明同学的信，要求给他买一些食物寄去，他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活很重，吃不饱，急需食物。徐启明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关系最好，也被划成右派。那时北京商店的食物已经日见其少，但还能买到，比较容易买的零食就是江米球，不需要粮票。这天因为下班早，我给他买了二斤江米球，到海淀邮局寄出后，到旧货商店转悠，想买一双旧皮鞋。在旧货商店，我看中了一双翻毛旧皮鞋，明码标价十元。但我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十几元，犹豫再三，终于下不了决心。赶回到宿舍，看见我烤鞋的凳子已经移开，一只棉鞋完全烤焦了。那个工友说：“多亏我回来得早，要不，连凳子也烧着了，那可要出大事！”
第二天接到通知，要我次日去王家园水库报到。我脚上只有一双单鞋，而王家园水库比北京更寒冷，条件也差。我急需一双棉皮鞋，于是又到旧货商店徜徉半晌，终因囊中羞涩，怀着遗憾的心情回到宿舍。如果我当时口袋里能有20元，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出走”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由于买不起这双旧翻毛皮鞋，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穿着母亲为我做的单鞋，背着薄薄的被褥，里面包了那一只棉鞋，到王家园水利工地报到了。在工地见到了水91班的同学何慧贞。她反右时是水59级的党支部书记，19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调干生”；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由各级党组织主持的，给同学戴右派帽子，她有很大的决定权。过去我曾是水94班的团支书，她和我联系较多。但现在我是右派了，她见我就板起面孔，爱理不理的。她问我住哪里，我说在一个民工的油毛毡工棚里。
我的任务是负责混凝土的配料和质量检验。我的直接“上级”则是一个姓刘的实验员。不知怎地，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对我有一股敌意。
我和打混凝土的民工们关系很好，除了指挥配料，还和他们一起打夯。其中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姓徐的民工，打夯的姿势特别优美，号子也喊得激扬悦耳，散发着男子汉的雄美气息。一个夯八条绳子，由老徐扶夯，喊着号子。节奏和力量的起伏，使我感受到一股快活涌流的青春活力和体力劳动的美好。煤矿上和工人一起劳动的感觉又回来了，而由于是在自然环境中，那感觉就更美好。
每次浇灌完混凝土，我都要做一个试块，等到第七天，拿到清华大学去做强度试验。回到学校，还可以抽空洗个澡，轻松半天。
（未完待续）
我生平做出的惟一遭到亲友们一致反对，却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的决定，就是1960年3月，毅然抛弃了清华大学的“工作”，选择了到社会底层拚搏的命运。要知道那时中国正处在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时期，而我的户口在首都北京，享受着每月30斤粮食的“定量”。对于那些正在挨饿的人，我的条件无异于天堂生活。但是偏偏在这严峻的时刻，我却走上了从清华园出走这一条人们百思不解的不归路。
导火索是由一双“差巴乎”鞋引起的，根本原因却是我心中郁勃积久的压抑、厌恶情绪。
对于“反右斗争”的严酷后果，当初一切善良的人们是根本想象不到的。1958年2月，北京高校的一批右派师生，被送到北京矿务局“劳动考查”。我被分配到离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总共四名教师，五名学生，分属五所高校。虽然我和陆功一（石油学院大三学生）、李都华（矿业学院助教）经常喜欢朗诵普希金的诗句：“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望你们保持着骄傲忍耐的榜样；你们悲惨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意向，绝不会就那样消亡”，但在井下劳动两年期间的最大希望，却是尽快离开煤矿，回到学校的工作、学习岗位上。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一旦“考查”期满，就会理所当然地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不再被视为“敌我矛盾”而终止歧视孤立。不仅我们这些右派们这样想，就是和我们一个班组的工人师傅甚至矿上的干部们，也都这样想。由于有这个期望，大家对我们都很友好、客气，心里总以为，“人家不过就是来锻炼锻炼那么几天。”
1959年10月1日是国庆十周年，前几个月，我们就盼望着“大赦”和随之而来的政策宽松，然而盼来的却只是对于部分“战犯”的“特赦”。我们这些右派的命运，却没有一丝动静。
希望遥遥无期，前途暗淡悲观的气氛，在每个人的心里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我们相互之间甚至做着这样的假设：如果摘掉右派帽子，给一个六级工，再让我娶自己公然扬言喜爱的那个小寡妇“阿克西尼亚”(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中的女主角)，在矿上干一辈子，将会如何？……但这年的12月中旬，忽然接到通知，让我回学校报到。
虽然只是我一个人的变化，却使大家忽地萌生了希望。于是纷纷向我表示祝贺，笔记本上题词留念，赠送纪念小礼物，抓紧时间说一些知心的话语。将近两年时间，和工人是工友，和右派师生是“难友”，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仿佛家人。现在突然要分离，反而依依不舍起来。特别是那个李都华，用他秀美的行书，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数页深情感人的临别赠言。我们俩的感情至为深挚，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泪痕。最难忘的是他的最后一句赠言：“祝愿你能遇到自己的‘简’！”
我虽然即兴写了二十几行自由体的惜别诗《我爱木城涧》，但我的心更多地已遐想着回到学校的生活。离开学校时我正读大四，现在回到学校，59级的同学都已经毕业，我应当跟着61级上课了。一些陌生的面孔，而且年龄都比我小。但那有什么，自己学习自己的就是了。想到这些，都很朦胧，但总的来说，似乎应该是美好的。一个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矿上的两年，回忆起来是多么漫长啊。虽然不无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总的色调是灰暗的。和我住一个宿舍的复员军人张连城，有一句典型语言：“我一听到拉笛声（准备上班的电笛声）就头痛！”工人们对矿工的生活总结为“上班干活，挣钱吃饭”八个字，就这么单调乏味。一个月四五天“轮休”的日子，是和妻子团聚的最大期盼和幸福。上班时的基本心愿是能安全下班。上班时间过半，眼前的最大盼望就是下班。我所在的高守义班，最使大家兴奋且具表现力的语言是“八搅木”（俄语“回家”的转音）。这样的生活，我就要永别了。而我一生中经历的每一次“永别”，内里都包含着特别的苦愁。
回到清华大学，到“工字厅”的人事处报到。我最为关心的“摘帽子”问题，得到的答复却是：暂不摘掉右派帽子，在学校继续接受“考查”。这个消息对于我，真如五雷轰顶，使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下来。党对我们这些人的政策是“孤立右派”，到矿上劳动前，我已经领教了“孤立”的滋味。和工人在一起，都是劳动的弟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不存在谁孤立谁的事情。现在我又要陷落到被人故意“孤立”的环境中，忽然一种下地狱的恶劣心情涌上心头。我宁愿回到矿上继续“改造思想”，而不愿回到由一张张冷漠的面孔组成的人群沙漠中。我当即提出要求，希望回到矿上继续劳动考查，直到“改造好”，可以摘掉右派帽子的一天。我的要求也当即遭到那位人事干部的教训，他说：你要服从组织的分配，接受组织的考验，在哪里都是改造思想。既然如此，就硬着头皮继续我未竟的学业吧。但当我问到我上哪个班级时，却听到他回答说：“根据工作需要，你现在参加工作了，到水利系当一名实验员。”这个回答，对我是第二个打击。我考清华大学，就是奔水利系来的，一心想到艰苦的水利工地大干一场。现在却让我去当一名实验员。当时清华大学的实验员，都是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来的，属简单劳动。1958年，清华大学把打成右派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教授，下放到普通物理实验室当实验员，报纸上还登文章嘲笑他： “这个顶着科学家头衔的资产阶级教授，竟然不会做普通物理实验”。我当然不畏惧实验员的工作，但觉得这个工作对于我，既没意思，也不来劲，无论从体力还是从脑力，都太“屈才”了。但矿上的经验又使我想到，当一名掘进工，我尚且可以干得很出色，何况一个实验员！一个人的成就不应被他的职业所限。于是我表示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和考验，到水利施工实验室报到了。
水利施工实验室属于水利施工教研室，讲师以下有四五个教师。其中一个王桂仙，南方人，是我们水59级的男同学。 1954年入学报到时，恰巧他与我一起来到报名处。听他说出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报完名后，他直截了当地问：“我们到哪里吃饭？”这使我这个从农村来的青年很惊骇，无论如何，我没有勇气等闲便提出吃饭这个“俗问题”。后来分系分专业，他和我都分配到水利系。我是水94 班，他是水95班。由于不一个班，平时很少说话。但见面都认识。现在他作为毕业生，分配到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当助教，见了我，却如同根本不认识一样。至于其他几个教师，由于相处时间很短，现在连姓名都记不起来了。
和我一起回到学校的，还有一个同学沈尔桔，水利系60级的，原在北京矿务局西山平峒劳动，回校后分配在水力学实验室当实验员。我们俩临时住在一个工人宿舍，四个人四张单人床，屋子中间燃烧着一个煤球炉子。几天以后，相处渐熟，沈尔桔却搬到水利系的集体宿舍去了。我拖着不愿搬，情愿和谁也不认识谁的工人住在一起。
当时水利施工实验室没有什么实验任务，就让我抄写实验室资料的编目。工作量不是很大，于是我很认真地抄写，工整干净，自己也觉着满意。只要不和人打交道，物我两忘，倒也能静下心来。下班后，兴致勃勃地读托尔斯泰和杰克·伦敦的小说。
1959年底，清华大学正在热烈开展“教育革命”，一方面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由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删繁就简，表示离开“资产阶级教授”，大学照样办；一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实现思想革命化。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食堂参加的一次会议。一个青年教师作典型发言说：“过去推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认为这是共产主义原则。现在认识到，这种说法其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为人人’的前提是‘人人为我’。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就应当抛弃‘人人为我’的思想，让单纯的‘我为人人’占据我们的头脑，成为自己全部生活的内容。”这个发言使我非常震惊。我想，难道说这话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吗？摒弃‘人人为我’，莫非他的衣食日用都要亲自生产制造出来？这显然是虚伪的空话、谎话，却得到主持会议者的大力肯定。这使我感受到一种公然的厚颜无耻，一种自欺欺人的弥天大谎。我没有想到，反右派运动两年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灵，竟然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我一面听着这些无边无际的大话，一面回忆矿工们那质朴的语言和生活态度。我的师傅高守义，因为是七级大工，又是一个月拿4元津贴的班长，他就认真地负起自己的责任，最危险的地方他自己上，最重的活他带头干，对工友要求严格而又关心随和，批评别人时，他自己的脸孔先红了,替受批评者害羞。他干活不是出于什么“好思想”，而是“为了对得起自己拿的这几个钱。”如果不给他“这几个钱”，天塌下来和他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管不着。但既然他拿了七级工的工资和班长津贴，就不能回避安全和生产的责任。他从不夸夸其谈“我为人人”，只知道上班要恪守班长的职责，完成段长交付的任务；他也从不奢求“人人为我”，只要求矿上按月按量支付给他和工友们应得的工资和劳保。两相对比，我感到周围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
1960年1月初，发年终奖了。水利施工教研室开会宣布奖励，每人也就是二十几元，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宣布完毕，让大家表态。由于我刚来，与此事无关，就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那些发言的人，个个低声下气，而又掩饰不住内心的窃喜。发言的内容都相似，无非是说：“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有许多不足，距离党和组织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党和组织还是对自己发给这么多奖金。拿这些奖金自己确实感到惭愧。只有把这些奖金看作党和组织对自己的关心和鼓励，新的一年把工作做得更好，才能不辜负党和组织的期望。”我在矿上劳动两年，洗刷了身上的书生气，性格变得豪迈粗犷，今天听到这许多言不由衷的表态，心里确实不是滋味，竟至暗暗对这些知识分子们产生了某种轻蔑。在煤矿，工人们也常常领取奖金。他们面对奖金固然都心里喜悦，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这种低声下气的态度，认为应该感谢党和矿上的领导。
北京1月份的天气是最冷的。这天，飞飞扬扬下起了雪。当我回到宿舍时，一双棉鞋已经湿透了。我换上单鞋，把棉鞋放在凳子上，移近煤球火炉烘烤。前一天接到在甘肃盐锅峡水库劳动的徐启明同学的信，要求给他买一些食物寄去，他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活很重，吃不饱，急需食物。徐启明是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关系最好，也被划成右派。那时北京商店的食物已经日见其少，但还能买到，比较容易买的零食就是江米球，不需要粮票。这天因为下班早，我给他买了二斤江米球，到海淀邮局寄出后，到旧货商店转悠，想买一双旧皮鞋。在旧货商店，我看中了一双翻毛旧皮鞋，明码标价十元。但我当时口袋里只剩下十几元，犹豫再三，终于下不了决心。赶回到宿舍，看见我烤鞋的凳子已经移开，一只棉鞋完全烤焦了。那个工友说：“多亏我回来得早，要不，连凳子也烧着了，那可要出大事！”
第二天接到通知，要我次日去王家园水库报到。我脚上只有一双单鞋，而王家园水库比北京更寒冷，条件也差。我急需一双棉皮鞋，于是又到旧货商店徜徉半晌，终因囊中羞涩，怀着遗憾的心情回到宿舍。如果我当时口袋里能有20元，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出走”的事情了。但是，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由于买不起这双旧翻毛皮鞋，竟影响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穿着母亲为我做的单鞋，背着薄薄的被褥，里面包了那一只棉鞋，到王家园水利工地报到了。在工地见到了水91班的同学何慧贞。她反右时是水59级的党支部书记，1949年以前就“参加革命”的“调干生”；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由各级党组织主持的，给同学戴右派帽子，她有很大的决定权。过去我曾是水94班的团支书，她和我联系较多。但现在我是右派了，她见我就板起面孔，爱理不理的。她问我住哪里，我说在一个民工的油毛毡工棚里。
我的任务是负责混凝土的配料和质量检验。我的直接“上级”则是一个姓刘的实验员。不知怎地，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对我有一股敌意。
我和打混凝土的民工们关系很好，除了指挥配料，还和他们一起打夯。其中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姓徐的民工，打夯的姿势特别优美，号子也喊得激扬悦耳，散发着男子汉的雄美气息。一个夯八条绳子，由老徐扶夯，喊着号子。节奏和力量的起伏，使我感受到一股快活涌流的青春活力和体力劳动的美好。煤矿上和工人一起劳动的感觉又回来了，而由于是在自然环境中，那感觉就更美好。
每次浇灌完混凝土，我都要做一个试块，等到第七天，拿到清华大学去做强度试验。回到学校，还可以抽空洗个澡，轻松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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