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我们承受不起的反面典型

据大陆媒体近日综合报道：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他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终于落马了。

有关报道称，郑筱萸儿子郑海榕因涉嫌此案，已被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也被有关部门调查。一家三口悉数涉案，其背后形成的权钱利益链亦显现出来。另据知情人称，关于刘耐雪母子的举报信堆了很多，“他们一家三口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利益链，药品、医疗器械通吃。有关领导已经表示要彻查到底。”此前，郑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先后被逮捕和“双规”，他们在里面供出了他。　　

也许是因为孩子、老婆出事牵出了郑筱萸，也许是因为秘书出事牵出了郑筱萸，也许是因为郑筱萸出事牵出了孩子、老婆、秘书以及其他一串人。不管是谁牵出谁，重要的是他们都落入了法网。俗话说“拔出萝卜带出泥”。看看药监局这一起腐败窝案，这种小人物咬出大人物、小“萝卜”带出大块“泥”的案例还有一些。比如，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河南原人大副主任王有杰等，都是因为拔出小“萝卜”之后才带出来的。由此看来，拔“萝卜”似乎成了带出“泥”的必然过程、有效手段，难怪有些大贪官要千方百计保护小贪官。他们知道，这些人一旦被“双规”，被逮捕，进去之后谁也“扛”不住，为了活命，为了从宽，即便原先是贴身的秘书、发过誓的“铁哥们”、同床共枕的配偶、血浓于水的子女，都会咬出自己并咬出一大串人的。所以，大贪官必然要瞒案、压案，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说到底，还是为保自己。对郑筱萸的孩子、老婆和两任秘书，群众早有举报，但都被局长压下来了，直到局长下来之后，他们才被查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郑筱萸这样的大“萝卜”先被拔出来后，随之带出一大堆“泥”。这样，反腐败的战果更大、政治影响就越大。因为大“萝卜”知道的事更多、违法乱纪活动更猖獗、“关系网”更密。可是，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见到他们带出的一堆又一堆“泥”。比如刚才提到的韩桂芝、王有杰，他们此前当过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郑州市委书记，是权力很大的官，是有官可卖的官，他们受贿的赃款，大部分是卖官收到的钱。可是，落马后却没见几个买官并且如愿以偿的小“萝卜”随之被带出来，说不定有些小“萝卜”仍然在坐主席台上，在发号施令呢！　　

很显然，拔出个大“萝卜”很不容易，清理大“萝卜”带出的“泥”同样不容易。有种观点是，法不责众，纪不责众，倘若查处那么多作奸犯科之人，工作靠谁做？倘若查处那么多大案要案特别是某些“大案”，给党和政府造成的损失太大了，国内外影响太坏了，不查也罢！这是强盗逻辑。

仅仅是在一个月前，就连郑筱萸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当自己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的时候，竟然是以这样一种令人可耻的方式。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首位局长，郑筱萸曾经把持的关口关系着十三亿中国人口身体的健康、生命的安全，因此他的落马也显得格外引人关注。也许命运就是这样的弄人，郑筱萸当年在位时每每强调的健康和安全，最后竟成为国务院表明要严肃处理他的重要原因。

想当年，郑筱萸曾经慷慨陈词：食品药品关系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这个行业干特别要注意讲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把那些有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疗效不确切的，副作用大的那些药品，甚至是假冒伪劣药品，要通过我们的有效监管和诊断淘汰出局。

这样的表态曾经是郑筱萸在各个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内容，虽然在今天重新听起来似乎有些讽刺的味道，但人们也很难认定当时还在其位谋其政的郑筱萸的这些讲话是言不由衷的。至今为止，最能够佐证当年郑筱萸一开始对于药品监管决心态度的例子，是他自己曾经深受其害。他回忆道：有一年我得了甲肝，当时回来以后住院，住院给我输液。有一天输液的颜色不大对，打了一半左右，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后脑勺有点疼，我自己把这个管子掐住了，我叫护士，护士刚刚走到门口，我就吐了，然后就发烧，到晚上烧越来越高，血压越来越低，基本要抢救了。

当时还在药厂当厂长的郑筱萸，即使在多年后当上了药监局的局长提起这段往事仍然心有余悸。也许正是由于当年的一朝被蛇咬，使得郑筱萸在2003年新组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任伊始就大力开始推行各种药品的质量和管理监测标准。然而，当年的郑筱萸不会想到，正是他推行的这一系列的政策最终让他成为了萧何式的人物，而他更不会想到的是，冲破阻力大刀阔斧地铁腕改革最终却为自己埋下了失职渎职的伏笔。

就在上周，当国务院传达了对郑筱萸案件的定性意见之后，很多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披露郑筱萸在任时的所作所为。在这其中，地标升国标和GMP认证系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场“地标”升“国标”的改革中，在当时为整顿医药市场标准不统一的散乱局面起到了扭转作用，使得国家的药品质量标准有了统一的规格。对于出任地方药厂23年厂长的郑筱萸来说，自然知道“地标”升“国标”所引发的利益关系的矛盾，因此在2002年冒着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各省市地方政府的压力推行的这项改革赢得了百姓的叫好。但很快，各地倒卖国标批号的泛滥，使得这项改革在实施当中大打折扣。而几乎与此同时，郑筱萸大力推行的另外一项改革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也就是GMP同样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状况，由于监管不力后来甚至被人称为“形象工程”。当时郑筱萸对于自己推行的认证制度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况一清二楚，然而在他的任期内依然没能解决这个顽疾。而更为严重的是，当时的人们还并不知道，郑筱萸本人和他的下属在这些改革中出现了后来被国务院定性为以权谋私的行为。而这一切的爆发，都是在郑筱萸2005年离开药监局局长的位置之后。

他在任期间，医药领域相继爆发了“齐二药事件”、“鱼腥草事件”以及去年闹出人命的“欣弗事件”；食品领域则出现了“苏丹红事件”、“孔雀石绿事件”、“毒多宝鱼事件”，一方面是给人治病的药品，一方面是直接入口的食品，而且这还是经媒体“捅”出来的冰山一角，要是政府鼓励全民举报，举国不造成恐慌才怪。

两年前，郑筱萸在回答记者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是如何来避免在审批过程中存在的暗箱操作问题时曾表示：我们在这个管理方面呢，我们应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我们就是正面教育，使我们的队伍明白他的责任，明白他的使命，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他通过正面教育，不愿意做的事情叫不愿为。第二我们在管理上采取分段，相互之间有制约，你这个暗箱操作不可能在你一个人做完，它分很多段，相互制约，这个叫做不能为，你想做做不来。第三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希望大家举报，我们将严厉制裁，使他不敢为。

不愿为，不能为，不敢为，然而最终却都在郑筱萸自己那里失效了。在“地标”升“国标”的过程中，他怂恿手下烂批新药，仅2004年一年就批准了10009种，一年平均每12分钟就有一个药品获得批准。虽然其中只有少量的新研发的产品，但其中的蹊跷可见一斑。而GMP的监管不力，更是导致大量药商通过行贿手段拿到认证许可，郑筱萸和他的手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收受贿赂。

假设共匪的官员都能腐败，但郑筱萸最不能腐败！因为他管的是食品和药品，在这个位置上渎职、腐败，自然会把很大的恶果转移到普通百姓和病人的身上，钱是装到了他自己和身边人的口袋里，而副作用却在患者的身上显现，这可不是一个“贪”字就能解读完毕的，他这个反而典型的“诞生”实在是太让人感到沉重了。

大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英文缩写是SFDA，很显然是仿效美国的FDA，权力也像美国的FDA一样大，甚至是有些独裁。可人家美国的FDA成立都100年了，至今还在非常良好的运转着，充分保障着美国人民的健康。而反观我们成立才没几年的SFDA，从挂牌开始就麻烦不断，至今已是百病丛生，闹得前最高领导人都下狱了（据传已畏罪自杀）！究其原因，就是缺乏相应的监督和制约，其根源则在于一党独大，暴政和黑暗决定了一旦哪个部门东窗事发，必然不单单是某个官员的渎职和腐败，而是一伙“窝案”，下属和家属全是一丘之貉，最后导致全国人民为它们的利令智昏集体“买单”。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共匪拿出一个郑筱萸给它的“伟光正”祭旗，彰显它所谓打击腐败的决心，用以愚弄大陆百姓，达到它又一次推卸罪责的丑恶目的。
共匪，你少来，人民群众不吃你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