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的女儿，碰得碰不得？

（前言）

老幺的《2006年中国笑话大全》出到威力加强版后，终于是不了了之了。原因是笑话太多，工作量太大，尤其是到了岁末，“上海学者呼吁取消龙图腾”、 “深圳妓女和嫖客公开处理”、“开黄色网站判无期”，大小不等的笑话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

新年，又有了新的笑话。

 商秀云

（正文）

《法制日报》2007年1月10日报道，2001年6月，山东省淄博市卫生防疫站职工商秀云骑车与王海琳相碰，两人撕扯在一起，最后被邻居劝开。

4天后，王海琳住院；1个月后，商秀云被取保候审；防疫站领导找到商秀云，告知：此事如果处理不好，她将被单位开除，“不如赔点钱算了”；商秀云赔偿王海琳5万多元人民币。

4年后，不错，就是4年后，商秀云因致王海琳“轻伤”，被判处有期徒刑２年。

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女人“相互揪住头发，撕扯在一起，之后被群众拉开”的后果是，一个女人赔了另一个女人5万块钱，4年后再判两年徒刑！原因是王海琳的父亲王立庆，是商秀云所在单位---山东淄博市卫生防疫站的纪委书记。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更奇的是，该新闻（其实是旧闻）曝光之后，媒体网站竞相转载，竟然就没了下文。按说，这么离奇的案子（两个女人打架4年后，一个女人因此被判刑），应该是很有新闻价值的；而案件的曲折之处（比如判决书所写的，商秀云因行政违法受到查处，对纪检人员及其家人采取打击报复行为，故对其“从重处罚”），详情如何，也是让人一团雾水。

老幺在《中美到底差在哪里？---阻击手事件有感》曾感叹过美国媒体的“专业性”，“嫌疑人是昨天拘留的，今天的新闻已经用上万字的篇幅为嫌疑人写下了传记，回顾了其成长的几乎所有重要经历。…要写下这么一篇新闻稿，编辑这么一次“焦点访谈”，至少需要在不同的城市进行数十次的采访。这么复杂的一项工作，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估计是AP)竟然不到一天就完成了”

正当老幺做好继续唏嘘的准备之时，《中国青年报》给人一个惊喜。时隔《法制日报》报道10天之后，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商秀云案的后续报道。报道很长，与《法制日报》的报道，互有补充，放在一起，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有了大致了解。争议主要在两点。

1． 商秀云是否“故意”伤害王海琳
2． 王海琳的受伤是否构成“轻伤”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见争议的焦点直接关系到商秀云是否构成犯罪。

对第一点，商秀云是否“故意”伤害王海琳，《中国青年报》报道，据说是受害人父亲（纪委书记王立庆）曾经查办商秀云非法经营狂犬疫苗，商秀云怀恨在心，因此打伤她女儿。商秀云对此否认。受害人王海琳的母亲李春花，称女儿和商秀云“相互扯住头发，撕打在一起”,另外4名证人也只声称看见两人扭打。可见但就伤害事件本身来看，看不出商秀云是否故意。

有趣的是，该案的审判长槐彦生认为，谁先动手打人，他觉得“不是根本问题”，关键是谁受了伤。这种判案逻辑简直不是可以用常理可以解释的。小学生都知道，谁先动手打人，就意味着谁“坏”，后出手的一方可以在合理程度内“正当防卫”。

抛开这个不说，商秀云之所以被重判，是因为打击报复纪委工作人员。首先，《刑法》中从重判处必须有明文规定的，这个“打击报复纪委工作人员”的从重情节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该不会是山东法院的“原创”吧。再说了，文中提到的商秀云对王立庆的“骚扰”，即便有的话，也是发生在扭打事件以后（商秀云前去讨要赔偿费的明细收据），哪能证明商秀云在扭打之时存着“打击报复”之心呢？

对于第二点，王海琳的受伤是否构成“轻伤”，更是一堆糊涂账。槐彦生审判长自有他的道理，鉴定的矛盾之处，“矛盾归矛盾，主要是根据省公安厅的鉴定。”判决称：“因淄博市中心医院与省公安厅鉴定中心，对同一事实因认识上的差异，导致出现不同诊断结论实属正常，因鉴定结论法律效力更高，当以法医鉴定部门的结论为准。”“……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省公安厅法医鉴定结论有误的观点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问题是，既然商秀云不服省公安厅的鉴定结果，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部重新鉴定，已获批准，法院也向王海琳发出举证通知，要求提供涉案的所有病历材料、CT片和X光片，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受害人王海琳“无正当理由不配合去鉴定”， 法院作出终止鉴定的决定后，怎么还可以用旧的、有争议的、省公安厅的鉴定结果？

一个个疑点，从《法制日报》的初始曝光到《中国青年报》的跟踪报道，貌似都找到了答案；然后又有了新的疑点。我们不知道真相如何，只是想知道真相。如前文所说，美国媒体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几十次采访，炮制出上万字的新闻；中国的许多记者，一样可以有良知有作为，如果他们没有面临压力的话（比如挖掘娱乐新闻）。

然而中国似乎永远是那么的复杂，偏远小区的一个普通刑事案件就可以让人懂得“敏感”两字。可不是嘛，商秀云的律师据说一开始信心十足，后来就希望商秀云理解她,“我压力很大”。《中国青年报》记者想向该律师了解本案情况，她表示“得请示主任”。但此后4天里，不管是拨打手机还是发送短信，该律师一直没有回音。

所以说，这么有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也是经过N年成了“旧闻”后，才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制日报》曝光。之后10天内，没有媒体有兴趣（或者胆量）跟踪报道，直到根红苗正的《中国青年报》文章的出现。

不管怎样，老幺还是向这些“体制内的”媒体致敬。我不在乎真相如何，我只是想知道真相。中国实在需要有着如此挖掘精神的人，体制内的、体制外的，网上的、网下的，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越来越透明。

而只有透明的中国，才是有希望的中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