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途:血泪的控诉(三)

1960年4月,表叔拖着枯瘦如柴的病躯,和二百多名“老右”被解押到远离原籍的一个水泥厂,继续无终无止的劳教改造。

早上六时乘船离开他工作多年的热土时,他多么想见到妻子和孩子。他不知道此去何时能回来,更不知道此去是生是死,究竟要去哪里,去了干什么?但是他又生怕真的看到妻子前来送别。因为目前妻子还是干部,一旦组织发现没有划清界限,这个干部饭碗岂不丢了吗?矛盾的心,撕裂的心,痛苦至极的心,都只得强忍吞下。

在轮船上,他有幸遇到一个叫小李的小伙子,原是他手下,一个心直口快,很有正义感的青年。表叔立即向小李借来钢笔和纸,向妻子写了一封信,请小李面交:“你和孩子太可怜了,你要多保重,我今天忍着生离的痛苦走了,对不起你和孩子,你们不要以我为念,抚育好孩子,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倘若我死了,你要重建幸福,请毫不怀疑的相信我,我没有错,更没有罪,也许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后来知道,表婶看到这封信,信纸被泪水透湿,最后全都吞到肚子里去了。

原来他们转移到了一个正在兴建的水泥厂。当时正是全国闹饥荒,饿尸遍野,死人不计其数,水泥厂饿死人也是时有发生。有时一天要埋掉好几个。埋人非常简单,在山上掘一个坑,不到1米深,用草席裹着掩埋即成。劳教人员都争着埋人,因为埋人可以加吃一钵饭。

当时每餐吃六两米(十六两制),相当于四两多一点点,,没有蔬菜,只有盐水汤。因为当地农民种的菜要留给自己当饭吃。所以水泥厂食堂买不到蔬菜。他们吃的饭叫“双蒸饭”,即先将大米装入钵内蒸熟,待冷却后,再加水蒸两个小时。端到手上吃时,看上去钵子里米饭数量着实可观,但吃来很象吃膨花米泡水的味道。没有大米饭香味。因为米中养分被蒸掉了,越吃越饿,饱肚时间越短。

表叔的劳动是参加一个由六十多人组成的运输队,到离厂三十多里的吴家岭煤矿运煤炭,规定每天拉两趟,每躺三百公斤,这样一个来回是二十多公里,一天两趟就是四十多公里。工具是落后而笨重的胶轮车(不是充气的轮胎车),转速缓慢,惯性阻力大,每躬身往前拉车走一步都十分吃力。管教是一个十分凶残的“章指导”,他经常用邪歪点子整治完不成拉煤任务的人,对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饭一钵,没有完成任务的扣饭一钵,作为奖励的饭,是从没有完成任务的人扣来的。有的人为了得饭奖,故意诬告别人没有完成任务。表叔几次被举报,扣掉的饭被当作奖品,奖给了举报者。表叔不服提出申诉,姓章的不但不听,反说他不老实,抗拒改造。

过了三个月,即7月,全水泥厂近千号人约60%的人得了水肿病,只是有轻有重而已,表叔的脸肿得连眼都睁不开。有一天,他路过一家商店,想买两毛钱的白糖治治水肿病,但没有糖票(买什么都须凭票证),于是硬着头皮找到营业员。没想到他立即给卖了两毛钱白糖,旁边的人见营业员无票可以卖糖都吵闹着要买,营业员不肯卖。众人纷纷上前大吵大闹,营业员大声吼道:“你们看看他的脸都肿成这样,你们的良心都叫狗吃了。”表叔几年来头一次听到如此暖心的话,眼里流出了感激的泪水。

1960年的水肿病蔓延成了“国病”。得了水肿病的人,浑身没劲,肚子里有如伸出了找着要吃的手,实际上水肿病就是饿病。一天中午,表叔饿得发慌,水肿病越发加重,于是独自一人走出驻地,来到一丘稻田边,见田埂上放着一担稻谷,趁农民不注意,用手抓了一口袋谷子,约一公斤,拿到一户农户家中炒熟全吃了,这是表叔一生中头一次做了一回“贼”。

病成这样,不但不给休息、治疗,而且每天运煤的任务一点还不能少。一天,表叔拖着浑身无力的身子,拉着板车,朝煤矿走去。行至半路,身体虚脱,眼冒金花,晕倒路旁。不一会,蚂蚁把他当成美食,都往他嘴里、耳朵里钻,浑身上下爬满了蚂蚁。待他苏醒过来,从口里吐出许多蚂蚁,用水拍打,双手全是死蚂蚁,没死的,纷纷争相从身上逃跑。傍晚时分,他拉着空车踱回驻地,从伙房领取了一钵饭,刚将饭端到手里还没来得及张口吃,章指导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朝他猛扑过来,将饭夺了过去,还重重的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把夺走的饭作为“奖品“,奖给了检举他的一名鸡奸犯人。

为了活下去,表叔把自己穿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向农民换了吃的:一件衬衣换一斤老芥菜,一个大搪瓷杯换一个鸡蛋,一件短大衣换一碗米豆腐。全换完了,到了八月,表叔再也动弹不了,靠着拐着木棍走路,成天躺在床上呻吟……


华 途
2006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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