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到张叔叔家做客后不久，学院里就开展起了帮共产党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开始，教工食堂和学生食堂门口出现了大字报，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校园道路两侧立起了杆子，上面拉上苇席，专门用来贴大字报。一时间，校园里摩肩接踵、人头攒动，挤满了看大字报的人。
我那时并不懂得也不感兴趣什么“整风”、“大鸣大放”之类，但由于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张贴大字报的校园，所以免不了也看上两眼。大部分大字报的内容我不懂，但有的我还是能理解的。譬如说批评“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字报，写有些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的党政干部却要指挥教学和科研，指挥大学教师，搞得人们哭笑不得，使教师无所适从。联想到有些干部、领导来我家颐指气使指挥我父亲的情景，我觉得写得很符合实际，很容易就产生了共鸣。
印象颇为深刻的是署名“京戏迷”的一群作者写的名为《新编京剧------裙带风》的大字报，上面罗列了上至校党委，下至系党总支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由于领导干部的关系，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学院占尽肥缺的种种现象和事实。有一天放学经过“京戏迷”的大字报的时候，我偷偷用毛笔在大字报下面七歪八扭地写上了：“坚决支持京戏迷批判官僚主义的正义行动！”一行小字。回家后我把写字支持“京戏迷”的事说给父亲听，父亲只“嘿嘿”笑了两声，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没责怪我，到是妈妈还给“京戏迷”的大字报补充了好几条内容。当然，“京戏迷”们后来无一例外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遭受批斗，甚至被劳改，但学院后来的“反右”运动中那些打手们可惜始终没抓到我这个小“京戏迷”、“右派分子”的同党。
学院的“大鸣大放”究竟怎样开展的，我其实并不清楚，父亲回家也很少提及。我还是每天上我的学，上学、放学路上还是顺便看看大字报。没有想到，风云突变：一下子，给党组织提意见的大字报几乎都看不到了，铺天盖地的都是围剿、批判他们的大字报，而且火药味很浓，把提意见的人说成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啊！在中国这是最严重的罪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提意见怎么就是反革命？怎么就是犯罪？再说他们的意见提得有道理呀！可是，这是连大人都想不明白的事，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明白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叔叔突然出事了。
那天早上，我正要上学，有几个学生来说，张叔叔从图书馆楼上摔下来了，现在已被他们送往医院，可能够戗了。妈妈立即赶去张叔叔家。
中午放学我没心思看大字报，匆匆赶回家。妈妈陪张阿姨去医院看张叔叔没有在家。我从父亲那里仅仅了解到，张叔叔从图书馆八楼跳楼自杀了。
这消息对于我无异于晴天霹雳。学院的图书馆是新建的一栋八层楼。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带电梯的楼房，八层基本就是最高的楼了。图书馆楼内有一处楼梯是盘旋修建的，盘旋上升的楼梯包围中间有一个正方形的垂直空间，直上直下，从八楼直达一楼。那个空间的水平面积很狭窄，几乎仅一米多见方；而垂直距离足有几十米。以前我和小朋友去图书馆里玩捉迷藏的时候，曾经跑上八楼从楼梯顶层空间扶着栏杆往一楼张望过，只觉得头发晕、腿发软，脚下地面好象都在摇晃。一层的地面是水泥的，发着青幽幽惨淡的光，从八楼望下去，很是阴森恐怖。张叔叔竟然就是从这个空间纵身跳下去的。天哪！不要说从顶层摔落一楼坚硬的水泥地面必然粉身碎骨，就是周围的钢筋水泥楼梯和栏杆也会把人碰撞得体无完肤啊！张叔叔怎么会跳楼自杀呢？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下午上课我都没有心思听进去，下午放学回家直至吃晚饭妈妈仍未回来。
妈妈是后半夜回家的，她一天都和张阿姨在一起。听妈妈说，张叔叔是早上六点来钟一个人出门的，那时张阿姨刚把早饭煮好，孩子们也刚醒，大女儿正在刷牙，她正要帮小弟穿衣服，没注意张叔叔竟然没吃早饭就一个人走了。后来，还是去图书馆晨读的学生发现，他已经倒在一楼的地面上了，于是七手八脚把他送去了医院。
妈妈和张阿姨进到病房时，只见张叔叔已经人事不省，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张阿姨悲痛欲绝，她两眼噙满泪水，攥着张叔叔的手，凄惨地说：“老张，我来看你来了。。。。。。”可是，张叔叔再也没能够睁开眼睛，也没有能再说一句话，没有能再看一眼他深爱的妻子、儿女，最终在昏迷中捱过了几个小时，就这样默默地、无声无息地走了。
关于张叔叔跳楼的原因，从爸爸和妈妈的谈话中我大致听出来。原来，前一段时间，张叔叔和那些写大字报给党组织提意见的人在一起碰头议论过，现在被说成是组织反党小集团、开黑会，被逼交代问题、并勒令他揭发检举。
我想起来，几天前我放学路上遇见过张叔叔，见他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某个叔叔说话。他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白得都有点吓人。那时我还以为张叔叔病了呢。父亲听了我说的情况，对妈妈说：“是啊，延竹既然选择这一步，就不会是当天临时想不开的一时冲动，看来他好多天前就已经下了死的决心了。”
可是那时我不懂，张叔叔到底为什么要自杀？生命这么宝贵，他又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他的家庭和妻儿，难道就因为挨批判就什么都甘愿丢弃掉了吗？
这是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啊！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对人生彻底绝望呢？
没有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没有以“反革命”的身份被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打入另册，亲身经受过中国政治运动的摧残、折磨，感受过被“无产阶级专政”所专政的滋味、尤其是没有亲身被那些党指挥下的“革命群众”疯狂地批斗、凶恶地殴打、肆意地侮辱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万念俱灭”的感觉的。当现实已经无法留恋，甚至现实已经比地狱更加可怕的时候，选择地狱也许到是一种解脱。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然而这句话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有谁读过天津作家杨显惠写的报告文学《夹边沟记事》，了解了1957年冬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三千名“右派分子”如何被遣送到荒无人烟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最终在非人的生存环境中活活饿死的惨剧，那么就不再会相信这句话所说的道理。
55年“肃反”运动，张叔叔和我父亲所幸躲过了，没有成为南开大学湖中的冤魂，我才刚刚庆幸我们总算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环境。然而，还没等紧张和庆幸相混合的心情平静，57年“反右斗争”的厄运就扑向了张叔叔。我父亲好不容易在“反右斗争”中逃脱了，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九年后的文革。除非你卖身投靠、充当丧失了人格、良知和灵魂的鹰犬，这个邪恶的政权，对只要是还存在正直的、有独立人格和主见的知识分子，它是一定要将你扼杀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生活在这个专制暴政下的善良的人们，正如一句歌词所唱：无路可逃。
我不知道，甚至我都不敢想，张叔叔在跨过图书馆八楼楼梯栏杆，纵身往下跳之前的一刹那，他都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究竟应该称之为勇敢呢，还是应该称之为懦弱？这究竟是一种抗争呢，还是一种逃避？
他就这样死了。死得默默无闻、了无声息。咽气时，除了张阿姨、我妈妈以外，病床前没有一个同事，更没有一个领导。
张叔叔的后事是我妈妈帮张阿姨料理的。听妈妈说，由于单位没有派人，缺少人手，搞得非常仓促、简陋。仅给张叔叔买了套新制服、一口薄皮棺材，就匆匆埋葬了。入棺前，是妈妈帮张阿姨给张叔叔穿的衣服。由于手臂和腿脚都摔断了，象煮烂了的粉条，裤腿和衣袖无法穿进去，所以最后只能勉强胡乱塞进去了事。过去，张叔叔在任何事情上，包括穿着上，都一直喜欢精致和完美，然而他的人生的结束，却只能这样无奈地以胡乱凑合而告终。下葬的时候，既没有花圈，也没有挽联，更没有悼词，只有我妈妈陪着张阿姨和他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张叔叔留给世界的他的唯一的亲人，四个相依为命的孤儿寡母------来同他告别。因为张叔叔是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以单位不发抚恤金，今后也没有任何补助或劳保，就这样永远被财院扫地出门。
他就这样死了。当年的东北财经学院已经变成了辽宁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的一部分。当年的教工今天大都已经作古；然而即使健在，又有谁还记得或愿意提及张延竹这个名字呢？更不要说那些曾经决定、指挥和参与批判他的领导及同事了。至于这两所大学今天的师生员工，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学校曾经有过一个名叫张延竹的教授；两所大学的校志、校史上当然也不会记载张研竹的名字。
由于张叔叔跳楼的时候“反右”斗争刚刚开始，但尚未正式给“右派分子”戴帽子，所以张叔叔不算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因此也就不属于后来被改正的范围，当然也就无法享受平反的各项政策。
但是我始终觉得，张叔叔在跃过栏杆的那一刻，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的。诚然，他或许的确是没有力量去直面残酷的政治斗争，但他却是在用他人生的最后一跃，维护他心中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以生命的破碎、断裂，去保存心中完美的神圣殿堂，而使之免受玷污。他无力去同整个国家机器抗衡，但是他是在用他的一跃，在向严酷的、非正义的现实义无返顾地说一声------“不”。
是的，张叔叔绝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甚至都不如天空中一闪而逝的流星 ------他的生命没等真正点燃就已经熄灭了。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有骨气的清醒者和强者------宁可放弃生命也不向强权低头，也绝不改变自己高洁的品格。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和平凡，才书写和流传下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
有一天，我听见妈妈问我父亲：“他们那些人碰头研究写大字报的时候没找过你吗？”
父亲回答说：“找了，可我没参加。”
“那后来组织上知道不知道？”
“组织上没找过我，我也没交代，看来是不知道。”
在当时中国那种政治气候下，即使没有直接亲自动手写“反党”大字报，仅凭被“右派分子”信任过、联络过，而且竟敢不揭发、检举、交代，都足以成为也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理由。更何况后来各单位划分、确定“右派分子”是有人数比例和任务的。除了卖身投靠的政治投机分子主动充当打手以外，当名额凑不够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生人人自危、乱斗乱咬的情况。
然而，包括张叔叔在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所有同事，也都没有检举、揭发我父亲，从而使我父亲躲过一劫。那么，也可以说，张叔叔是用自己的毁灭，避开了残酷的检举、揭发、交代，切断了追查的线索，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无辜者的毁灭。这难道不正是他的高尚之处吗？
张叔叔的去世，使张阿姨母女四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张阿姨只得匆匆处理了家具，带着三个孩子离开沈阳去上海投奔娘家。从此，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未曾有过他们母女四人的任何消息。
父亲常常在家里念叨：“哎呀呀，真没想到，研竹居然也是一点积蓄都没有，现在他一走，孤儿寡母的可怎么过啊！”
我不知道，张阿姨和小妹妹、小弟弟们后来是怎么过的。但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没有正义、公平的社会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无尽的磨难。
我想起了语文课本上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我不知道张阿姨为了拉扯大几个孩子，是否会去扫马路、倒马桶、当女佣、去街道小工厂打工。。。。。。，是否会变得两眼布满血丝、眼角布满皱纹、两手布满老茧？然而，《项链》中的女主人公不过仅仅是承受的经济上的压力，而张阿姨却还要承受着更加可怕的政治上的压力啊！
我更加怀念张家的大女儿，那个可爱的小妹妹。每当想起她，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安徒生童话》里的《海的女儿》中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小人鱼。我能够想到，作为一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准“右派分子”的后代，她的人生道路上将会有多少屈辱、坎坷和荆棘。而作为一个失去了父亲的、残缺不全的家庭的长女，为了帮助妈妈照顾更加年幼的弟弟、妹妹，她的羸弱的身躯将要承受更重的负荷，将会作出更多的牺牲。一想到弱小、稚嫩的她会怎样饱受社会的歧视、讥笑、排斥、打击，我的心就在流血。
在我整个学生时代以及毕业以后的很多年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不幸的家庭，没有忘记我心目中那个可爱的小人鱼。我曾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以后去寻找他们、帮助他们。然而，我却无法如愿：从张阿姨和小妹妹、小弟弟们离开沈阳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生活的折磨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没有停歇过-------
58年“大跃进”，父亲和我分别随各自学校下下乡劳动，搞深翻；59年“反右倾”、“拔白旗”，我和父亲分别在各自学校检查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白专道路；59年末至62年大饥荒，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仅供应几片发霉的地瓜干，我妈妈没能熬过去，四十多岁就去世了； 61年，我的高考成绩虽然在沈阳和学校名列前茅，但因父亲档案中的黑材料，大学不敢录取，差点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好容易进了大学，我又成为白专道路典型在学生中做检查；64、65年，父亲和我只能放弃各自的学术研究和学习，随学校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65年末，未及“社教”彻底结束，又只得投入文革的前奏--------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66年，文革正式爆发，我父亲被打成“美国经济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斗得七死八活，而我因不承认给父亲强安的罪名和“攻击文化大革命”成为“反革命”，于68年遣送黑龙江北大荒伐木劳动；几乎整个七十年代，我都顶着“攻击中央领导”、“反革命”、“516分子”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在一个破旧的民办学校当代课教员。。。。。。
我不知道张阿姨是否仍健在，也不知道张家的妹妹、弟弟们现在过得怎样，但我希望他们要牢牢记住自己亲爱的丈夫和自己亲爱的父亲是怎样死去的。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能够感到宽慰的，是我今天的思想认识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张叔叔和我的父亲。我比张叔叔和父亲更清楚、深刻地看清了这个邪恶的党、邪恶的政权的罪恶本质，从而绝不对它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再会象张叔叔们那样，满怀期盼地提意见，苦口婆心地劝说专制暴政“改邪归正”。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恶党的本性是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的。为了张叔叔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千千万万个弟弟、妹妹们不再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必须彻底揭露专制暴政的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唤醒最广大的民众。因此，我将和海内外一切正直的、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民主志士们一起，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为开创中国的美好、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息！
张叔叔：您安息吧！中国的历史一定会有改写的一天。
（全文完）
我那时并不懂得也不感兴趣什么“整风”、“大鸣大放”之类，但由于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张贴大字报的校园，所以免不了也看上两眼。大部分大字报的内容我不懂，但有的我还是能理解的。譬如说批评“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字报，写有些仅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的党政干部却要指挥教学和科研，指挥大学教师，搞得人们哭笑不得，使教师无所适从。联想到有些干部、领导来我家颐指气使指挥我父亲的情景，我觉得写得很符合实际，很容易就产生了共鸣。
印象颇为深刻的是署名“京戏迷”的一群作者写的名为《新编京剧------裙带风》的大字报，上面罗列了上至校党委，下至系党总支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由于领导干部的关系，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学院占尽肥缺的种种现象和事实。有一天放学经过“京戏迷”的大字报的时候，我偷偷用毛笔在大字报下面七歪八扭地写上了：“坚决支持京戏迷批判官僚主义的正义行动！”一行小字。回家后我把写字支持“京戏迷”的事说给父亲听，父亲只“嘿嘿”笑了两声，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没责怪我，到是妈妈还给“京戏迷”的大字报补充了好几条内容。当然，“京戏迷”们后来无一例外地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遭受批斗，甚至被劳改，但学院后来的“反右”运动中那些打手们可惜始终没抓到我这个小“京戏迷”、“右派分子”的同党。
学院的“大鸣大放”究竟怎样开展的，我其实并不清楚，父亲回家也很少提及。我还是每天上我的学，上学、放学路上还是顺便看看大字报。没有想到，风云突变：一下子，给党组织提意见的大字报几乎都看不到了，铺天盖地的都是围剿、批判他们的大字报，而且火药味很浓，把提意见的人说成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啊！在中国这是最严重的罪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提意见怎么就是反革命？怎么就是犯罪？再说他们的意见提得有道理呀！可是，这是连大人都想不明白的事，更何况我一个小孩子怎么能明白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叔叔突然出事了。
那天早上，我正要上学，有几个学生来说，张叔叔从图书馆楼上摔下来了，现在已被他们送往医院，可能够戗了。妈妈立即赶去张叔叔家。
中午放学我没心思看大字报，匆匆赶回家。妈妈陪张阿姨去医院看张叔叔没有在家。我从父亲那里仅仅了解到，张叔叔从图书馆八楼跳楼自杀了。
这消息对于我无异于晴天霹雳。学院的图书馆是新建的一栋八层楼。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带电梯的楼房，八层基本就是最高的楼了。图书馆楼内有一处楼梯是盘旋修建的，盘旋上升的楼梯包围中间有一个正方形的垂直空间，直上直下，从八楼直达一楼。那个空间的水平面积很狭窄，几乎仅一米多见方；而垂直距离足有几十米。以前我和小朋友去图书馆里玩捉迷藏的时候，曾经跑上八楼从楼梯顶层空间扶着栏杆往一楼张望过，只觉得头发晕、腿发软，脚下地面好象都在摇晃。一层的地面是水泥的，发着青幽幽惨淡的光，从八楼望下去，很是阴森恐怖。张叔叔竟然就是从这个空间纵身跳下去的。天哪！不要说从顶层摔落一楼坚硬的水泥地面必然粉身碎骨，就是周围的钢筋水泥楼梯和栏杆也会把人碰撞得体无完肤啊！张叔叔怎么会跳楼自杀呢？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啊？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下午上课我都没有心思听进去，下午放学回家直至吃晚饭妈妈仍未回来。
妈妈是后半夜回家的，她一天都和张阿姨在一起。听妈妈说，张叔叔是早上六点来钟一个人出门的，那时张阿姨刚把早饭煮好，孩子们也刚醒，大女儿正在刷牙，她正要帮小弟穿衣服，没注意张叔叔竟然没吃早饭就一个人走了。后来，还是去图书馆晨读的学生发现，他已经倒在一楼的地面上了，于是七手八脚把他送去了医院。
妈妈和张阿姨进到病房时，只见张叔叔已经人事不省，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张阿姨悲痛欲绝，她两眼噙满泪水，攥着张叔叔的手，凄惨地说：“老张，我来看你来了。。。。。。”可是，张叔叔再也没能够睁开眼睛，也没有能再说一句话，没有能再看一眼他深爱的妻子、儿女，最终在昏迷中捱过了几个小时，就这样默默地、无声无息地走了。
关于张叔叔跳楼的原因，从爸爸和妈妈的谈话中我大致听出来。原来，前一段时间，张叔叔和那些写大字报给党组织提意见的人在一起碰头议论过，现在被说成是组织反党小集团、开黑会，被逼交代问题、并勒令他揭发检举。
我想起来，几天前我放学路上遇见过张叔叔，见他正和一个我不认识的某个叔叔说话。他的脸色惨白惨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白得都有点吓人。那时我还以为张叔叔病了呢。父亲听了我说的情况，对妈妈说：“是啊，延竹既然选择这一步，就不会是当天临时想不开的一时冲动，看来他好多天前就已经下了死的决心了。”
可是那时我不懂，张叔叔到底为什么要自杀？生命这么宝贵，他又是那么热爱生活、热爱事业、热爱他的家庭和妻儿，难道就因为挨批判就什么都甘愿丢弃掉了吗？
这是对人生的彻底绝望啊！是什么能够让一个人对人生彻底绝望呢？
没有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没有以“反革命”的身份被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打入另册，亲身经受过中国政治运动的摧残、折磨，感受过被“无产阶级专政”所专政的滋味、尤其是没有亲身被那些党指挥下的“革命群众”疯狂地批斗、凶恶地殴打、肆意地侮辱过的人，是很难体会到什么叫做“生不如死”、“万念俱灭”的感觉的。当现实已经无法留恋，甚至现实已经比地狱更加可怕的时候，选择地狱也许到是一种解脱。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死不如赖活”。然而这句话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有谁读过天津作家杨显惠写的报告文学《夹边沟记事》，了解了1957年冬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三千名“右派分子”如何被遣送到荒无人烟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最终在非人的生存环境中活活饿死的惨剧，那么就不再会相信这句话所说的道理。
55年“肃反”运动，张叔叔和我父亲所幸躲过了，没有成为南开大学湖中的冤魂，我才刚刚庆幸我们总算脱离开了那个可怕的环境。然而，还没等紧张和庆幸相混合的心情平静，57年“反右斗争”的厄运就扑向了张叔叔。我父亲好不容易在“反右斗争”中逃脱了，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过九年后的文革。除非你卖身投靠、充当丧失了人格、良知和灵魂的鹰犬，这个邪恶的政权，对只要是还存在正直的、有独立人格和主见的知识分子，它是一定要将你扼杀而绝对不会放过你的。生活在这个专制暴政下的善良的人们，正如一句歌词所唱：无路可逃。
我不知道，甚至我都不敢想，张叔叔在跨过图书馆八楼楼梯栏杆，纵身往下跳之前的一刹那，他都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这究竟应该称之为勇敢呢，还是应该称之为懦弱？这究竟是一种抗争呢，还是一种逃避？
他就这样死了。死得默默无闻、了无声息。咽气时，除了张阿姨、我妈妈以外，病床前没有一个同事，更没有一个领导。
张叔叔的后事是我妈妈帮张阿姨料理的。听妈妈说，由于单位没有派人，缺少人手，搞得非常仓促、简陋。仅给张叔叔买了套新制服、一口薄皮棺材，就匆匆埋葬了。入棺前，是妈妈帮张阿姨给张叔叔穿的衣服。由于手臂和腿脚都摔断了，象煮烂了的粉条，裤腿和衣袖无法穿进去，所以最后只能勉强胡乱塞进去了事。过去，张叔叔在任何事情上，包括穿着上，都一直喜欢精致和完美，然而他的人生的结束，却只能这样无奈地以胡乱凑合而告终。下葬的时候，既没有花圈，也没有挽联，更没有悼词，只有我妈妈陪着张阿姨和他的三个年幼的孩子------张叔叔留给世界的他的唯一的亲人，四个相依为命的孤儿寡母------来同他告别。因为张叔叔是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以单位不发抚恤金，今后也没有任何补助或劳保，就这样永远被财院扫地出门。
他就这样死了。当年的东北财经学院已经变成了辽宁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的一部分。当年的教工今天大都已经作古；然而即使健在，又有谁还记得或愿意提及张延竹这个名字呢？更不要说那些曾经决定、指挥和参与批判他的领导及同事了。至于这两所大学今天的师生员工，恐怕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学校曾经有过一个名叫张延竹的教授；两所大学的校志、校史上当然也不会记载张研竹的名字。
由于张叔叔跳楼的时候“反右”斗争刚刚开始，但尚未正式给“右派分子”戴帽子，所以张叔叔不算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因此也就不属于后来被改正的范围，当然也就无法享受平反的各项政策。
但是我始终觉得，张叔叔在跃过栏杆的那一刻，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的。诚然，他或许的确是没有力量去直面残酷的政治斗争，但他却是在用他人生的最后一跃，维护他心中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以生命的破碎、断裂，去保存心中完美的神圣殿堂，而使之免受玷污。他无力去同整个国家机器抗衡，但是他是在用他的一跃，在向严酷的、非正义的现实义无返顾地说一声------“不”。
是的，张叔叔绝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人。甚至都不如天空中一闪而逝的流星 ------他的生命没等真正点燃就已经熄灭了。但是，他是一个正直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有骨气的清醒者和强者------宁可放弃生命也不向强权低头，也绝不改变自己高洁的品格。正是无数这样的普通和平凡，才书写和流传下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
有一天，我听见妈妈问我父亲：“他们那些人碰头研究写大字报的时候没找过你吗？”
父亲回答说：“找了，可我没参加。”
“那后来组织上知道不知道？”
“组织上没找过我，我也没交代，看来是不知道。”
在当时中国那种政治气候下，即使没有直接亲自动手写“反党”大字报，仅凭被“右派分子”信任过、联络过，而且竟敢不揭发、检举、交代，都足以成为也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理由。更何况后来各单位划分、确定“右派分子”是有人数比例和任务的。除了卖身投靠的政治投机分子主动充当打手以外，当名额凑不够的时候，也很容易发生人人自危、乱斗乱咬的情况。
然而，包括张叔叔在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所有同事，也都没有检举、揭发我父亲，从而使我父亲躲过一劫。那么，也可以说，张叔叔是用自己的毁灭，避开了残酷的检举、揭发、交代，切断了追查的线索，从而避免了更多的无辜者的毁灭。这难道不正是他的高尚之处吗？
张叔叔的去世，使张阿姨母女四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张阿姨只得匆匆处理了家具，带着三个孩子离开沈阳去上海投奔娘家。从此，我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也未曾有过他们母女四人的任何消息。
父亲常常在家里念叨：“哎呀呀，真没想到，研竹居然也是一点积蓄都没有，现在他一走，孤儿寡母的可怎么过啊！”
我不知道，张阿姨和小妹妹、小弟弟们后来是怎么过的。但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没有正义、公平的社会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无穷无尽的磨难。
我想起了语文课本上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我不知道张阿姨为了拉扯大几个孩子，是否会去扫马路、倒马桶、当女佣、去街道小工厂打工。。。。。。，是否会变得两眼布满血丝、眼角布满皱纹、两手布满老茧？然而，《项链》中的女主人公不过仅仅是承受的经济上的压力，而张阿姨却还要承受着更加可怕的政治上的压力啊！
我更加怀念张家的大女儿，那个可爱的小妹妹。每当想起她，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安徒生童话》里的《海的女儿》中的那个美丽、善良的小人鱼。我能够想到，作为一个“自绝于党和人民”的准“右派分子”的后代，她的人生道路上将会有多少屈辱、坎坷和荆棘。而作为一个失去了父亲的、残缺不全的家庭的长女，为了帮助妈妈照顾更加年幼的弟弟、妹妹，她的羸弱的身躯将要承受更重的负荷，将会作出更多的牺牲。一想到弱小、稚嫩的她会怎样饱受社会的歧视、讥笑、排斥、打击，我的心就在流血。
在我整个学生时代以及毕业以后的很多年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个不幸的家庭，没有忘记我心目中那个可爱的小人鱼。我曾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以后去寻找他们、帮助他们。然而，我却无法如愿：从张阿姨和小妹妹、小弟弟们离开沈阳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生活的折磨一浪高过一浪，几乎没有停歇过-------
58年“大跃进”，父亲和我分别随各自学校下下乡劳动，搞深翻；59年“反右倾”、“拔白旗”，我和父亲分别在各自学校检查自己资产阶级思想、白专道路；59年末至62年大饥荒，最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仅供应几片发霉的地瓜干，我妈妈没能熬过去，四十多岁就去世了； 61年，我的高考成绩虽然在沈阳和学校名列前茅，但因父亲档案中的黑材料，大学不敢录取，差点失去上大学的机会。好容易进了大学，我又成为白专道路典型在学生中做检查；64、65年，父亲和我只能放弃各自的学术研究和学习，随学校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四清”，65年末，未及“社教”彻底结束，又只得投入文革的前奏--------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66年，文革正式爆发，我父亲被打成“美国经济特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斗得七死八活，而我因不承认给父亲强安的罪名和“攻击文化大革命”成为“反革命”，于68年遣送黑龙江北大荒伐木劳动；几乎整个七十年代，我都顶着“攻击中央领导”、“反革命”、“516分子”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在一个破旧的民办学校当代课教员。。。。。。
我不知道张阿姨是否仍健在，也不知道张家的妹妹、弟弟们现在过得怎样，但我希望他们要牢牢记住自己亲爱的丈夫和自己亲爱的父亲是怎样死去的。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能够感到宽慰的，是我今天的思想认识已经超越了当年的张叔叔和我的父亲。我比张叔叔和父亲更清楚、深刻地看清了这个邪恶的党、邪恶的政权的罪恶本质，从而绝不对它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不再会象张叔叔们那样，满怀期盼地提意见，苦口婆心地劝说专制暴政“改邪归正”。我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恶党的本性是绝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的。为了张叔叔的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千千万万个弟弟、妹妹们不再经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不再生活在恐怖之中，必须彻底揭露专制暴政的反民主、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唤醒最广大的民众。因此，我将和海内外一切正直的、有良知的、有责任感的民主志士们一起，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为开创中国的美好、光明的未来而奋斗不息！
张叔叔：您安息吧！中国的历史一定会有改写的一天。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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