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世成 从文革打手到“改革开放闯将”(图)
日前被撤职的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副省级)杜世成(见图),是9月陈良宇案曝光以来,级别最高的落马官员。传杜世成涉嫌以权谋私、违规滥批土地、受贿和权色交易。如同陈良宇的立案,具体的案情要深入调查后才会公布。但杜世成、陈良宇和近半年的大案,已暴露出制度弊端和官员素质偏低,献媚加剧官场腐败。
做政绩广告不断自我吹嘘
《信报》报道,第四代中期、1950年出生的山东人杜世成,只受过初中教育,是文革后期(1970至1976年)的农村基层官员。在那“火红的年代”,靠对文革的“积极表现”和狠斗“阶级敌人”当上公社官员,文革结束时官至黄县革委会副主任。1987年以来,走红烟台、青岛、山东政坛。
1987年起,杜世成获破格提拔连升三级,由中共黄县县委书记(正处级)升为烟台副市长(副厅),不久升为市长、市委书记(正厅),1995年更升为副省长。八年间,由正处级跳到副省级,成为山东政界的“传奇人物”。
在山东和青岛,杜世成有“青岛一霸”之称,他又是大吹官。前几年任青岛市长、市委书记时,常用公款以市政府之名在《人民日报》刊政绩广告和照片,突出其“领导作用”,又常在该报刊文自我吹嘘。在他之前,俞正声(现任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当过青岛市长、市委书记,却没有这一套,相比之下,显现官员素质的落差。
推拿师傅也成了副厅级
自选拔“第三梯队”和跨世纪接班人以来,中共中央有官员体系的制度构建,但制度远未完善,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很脆弱。在官员选拔、升迁、考核的行政运行中,制度的含量甚低;“硬后台”和关系网,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集体领导”徒具虚名,又形成一言堂。
这种权力生态,大大影响官员素质和官场风气。
近期或前几年曝光的大贪官,大都是文革时的农村基层官员,他们是“拳头出官”,靠“狠斗”所谓阶级敌人、欺凌农民而获官位(被上级视为“立场坚定”)。文革后,他们靠拉关系、搭后台躲过“清理文革三种人”,且从文革打手摇身而变为“改革开放闯将”,于是有“数字出官”──随意编数字造政绩升官。
不只造假政绩,连学历、专业技术职称也是假货。原来在公社当治保主任、党委书记之类的土霸,只上过小学或初中,当了副厅、正厅、副省级后,学历也“水涨船高”,竟有了大专乃至硕士学位。如广西大贪官刘知炳,本是只上过初中的工人,当了广西柳州市委书记、广西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便有“大专学历”和“高级经济师”职称。
靠关系当官成为官场的“潜规则”,献媚之风更盛,买官卖官也成了政界“会心微笑”的事儿,不是什么“耻辱”了。福州市有一个局长,原是中药店学徒,懂得推拿、治跌打,后来靠替“首长”推拿、捶背而步步高陞,当上副厅级的局长,任内大肆贪污;还有省委书记的司机,也当了地级市的副市长(副厅级)。在西北某县,有识字不多的“三陪女”,因攀上县法院院长而当了法官,审案靠吓人骂人,判决书写不来便叫下属“代劳”。“杜老吹”自也是精通造假和献媚之徒。
制约权力才能整顿吏治
假大空和献媚成为官场风气,关乎当权者的权力无制约和“上有所好”。
改革大家胡耀邦提倡“表率”,朱镕基直斥“上梁不正”,胡温不走个人崇拜之路,提倡务实,是想消除假大空和献媚的邪气,但面对重重障碍。
从乡镇小官到高层,都有不少人热中个人崇拜,造假树个人“丰碑”,这是献媚风气盛、官场日益腐败的原因之一。有权者必须去个人崇拜的私欲树正气,靠吹嘘和“活着上神殿”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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