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夫妻的悲欢离合

金美玉和廖祖武是一对夫妻。象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他们在文革中经历了不同寻常的悲欢离合。

文革前夕，我上小学二年级时，学校里来了一批刚从师范毕业的新老师。我们学校——北京二龙路学校和教育部大院一墙之隔，是全国唯一的教育部直属十年一贯制实验学校，所以听说分配来的老师都是挑选最优秀的。这批新老师中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叫金美玉。金老师原姓爱新觉罗，是清朝时的皇室家族成员。金老师人和名字一样美。她的脸颊总是红扑扑的，真象红苹果。她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在音乐课上，一听到金老师甜美的歌声，再闹的学生都会安静下来。金老师还教我们跳新疆舞“娃哈哈”。当唱道“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de的时候，她踮着脚动脖的舞姿是那么曼妙动人。金老师写的一笔美术字也格外优雅别致。金老师来了不久，就成了我们这些女孩儿们的偶像。我们争相模仿金老师那样写“2” 字，下面那一横，是带波浪的。跳新疆舞时，若是谁能动脖动得象金老师那样，就感到自豪。金老师给我们学校增添了光彩。

廖祖武是教育部机关的一位年轻干部。他相貌堂堂，白净儒雅。按现在的说法，可以称得上奶油小生。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在教育部大院，廖是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理论水平高，年轻有为又英俊帅气，大学毕业后一到教育部就受到器重，担任了部长秘书。不久，经过一些热心人介绍和撮合，金美玉和廖祖武认识后相爱了。看到这对金童玉女，有谁不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1965年，金、廖刚结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组织上派廖作为工作队成员去农村。廖响应党的号召，告别了新婚妻子，奔赴数百里外的农村，忙于搞运动。一年后，文革爆发，廖风尘仆仆从农村赶回，立即一头扎进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

教育部机关大院位于西单附近，是清朝王府的旧址，里面有花园、假山，还有独具风格的文物级建筑。1949年以前这里曾是中国大学。1966年，当史无前例的文革烈焰燃烧到这里时，大院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浩劫之中。这时候的教育部大院淹没在大字报的海洋中。大食堂对过的那排布告栏早已不够用，于是办公楼前的大操场上、红星楼对面的空地上、小红楼侧面宽阔的道路上，都立起了一排排竹蓆，上面全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前院的和乐堂、后院的逸仙堂都是清朝时建的大殿，气魄宏伟。此时被横七竖八的大字报和任意涂抹的大标语复盖得面目全非。这还不够，大字报和大标语还充斥着部长院、司长楼和干部住宅区。教育部办公楼，这个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的大楼上，刷上了“批倒批臭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蒋南翔！”（蒋是高等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彻底埋葬蒋家王朝”、“砸烂何伟的狗头”（何伟是教育部部长）之类的硕大标语。办公楼门口斗大字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横批“牛鬼蛇神窝”是教育部红卫兵的杰作。办公楼里遍地狼籍，乌烟瘴气。楼道里横七竖八地拉着绳子和铁丝，上面也贴着或挂着大字报。忙于运动的人们穿梭往来，弄的大字报哗哗作响。昔日的办公室和会议室成了批斗会场。部长司长们被斗得面如土色。刘皑风副部长的办公室成了红卫兵司令部。院里的大喇叭里不分昼夜地鼓噪着革命大批判的怒吼和嘹亮的口号。

机关干部分成了“北京公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延安公社”和“革四大造反派组织。“延安公社”和“革联”观点近似，他们在文革初期打倒高教部长蒋南翔以后，由“延安公社”领头首先炮轰了教育部长何伟。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北京公社”则是保何派。往日道貌岸然的机关干部们，此时斯文扫地。人们争先恐后地表现出色。今天打倒这个，明天炮轰那个。一会儿火烧叛徒，一会儿揪出特务。这里你唱罢我登场，那里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人们“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揪出了一批又一批牛鬼蛇神”。各司局干部于1966年6月起相继停止了日常工作，取而代之的是在斗争会上吹胡子瞪眼地怒斥黑帮分子，或是呲牙咧嘴地和对立派辩论。被揪出的“牛鬼蛇神”多是部长、副部长和司局级干部。他们的“罪行”都是“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院里随处可以看到在本部干部子女红卫兵的喝斥下，头戴高帽，胸挂黑牌扫院子劳改的黑帮们。

在这如火如荼的运动中，廖祖武比谁都忙碌，他在文革中的教育部大院是重量级的人物。他发起成立“延安公社”并担任头目。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廖祖武始终站在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吃、睡在造反总部，夜以继日地工作，哪里顾得上回家？由于廖足智多谋，能言善辩，加之对中央精神理解得快，因此主持批斗会，疾书大字报，率领本派组织与对立派辩论这类重任，都由廖亲临主持或运筹帷幄。1966年5月底，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第一个炮轰副部长刘季平，成为教育部院里的聂元梓。但是卢很快因历史上的叛变问题而招致“北京公社”一派的攻击。而廖祖武则不同，他没有历史包袱，年轻气盛，所以造起反来无所顾忌。反正只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就绝对没错。况且，廖领导的“延安公社”有强硬靠山。1967年2月间，由廖指挥的和对“北京公社”的大规模辩论中，双方发生了武斗。在此前，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曾在民族饭店向廖为首的几个头面人物面授机宜，亲自指导教育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然而，正当廖全身投入文革的时候，忽然祸从天降。1968年4月，廖在一夜之间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逮捕。先是说罪名是反对周总理，后来说是他炮轰李先念。证据是廖写了一份上万字的大字报贴在教育部大红门外对面的墙上。刚贴出不久就由公安机关立案，大字报还没过夜即被撕毁了。当警察给他带上手铐的时候，廖还显出了非凡的大无畏气概，就象电影上的英雄那样，仰天哈哈大笑着说，“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廖祖武被捕后不久，在极度的悲痛和惊恐中，伴着无尽的泪水，金美玉生下了他们的儿子。廖既然已经成为反革命下了大狱，金美玉只有“划清界限”一途，她向组织表态并要求离婚。但是组织上不批准，理由是廖祖武的案子没定性。金美玉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组织上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定性，不予批准。

“既然没定性，为什么逮捕？”

“因为需要审查。”

“为什么审查这么多年还没结果？还要审查多久?”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义务回答。反革命家属更没有权利追问。从此金美玉带着幼子生活在倍受歧视的煎熬中。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1976年。廖祖武系狱八年，依然杳无音信。这年夏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我又见到了金老师。这时候，党中央号召机关、工厂、学校和居委会老太太们都要大唱革命歌曲，参加歌咏比赛，以实际行动击退右倾翻案妖风。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扯着嗓子高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响彻云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
革命大字报，嘿！烈火遍地烧，胜利凯歌冲云霄。
七亿人民团结战斗，红色江山牢又牢。
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这天在西城区委礼堂里，歌咏比赛正在进行。“就是好就是好”的歌声此起彼落。我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金老师！她的模样和过去判若两人。那是一张什么样的表情啊！当年的青春红润变成了惨淡的老态。她脸色是那么灰暗，那么沉重。她无神的目光，饱经磨难的神色令我心颤。那是一张被痛苦扭曲的脸，那是一对饱含着压抑和阴郁的眼睛。然而，她还在奋力地拉着手风琴，给那声嘶力竭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声伴奏。

几个月后，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廖祖武还是没消息。两年后，到了拨乱反正的1978年，终于，廖祖武坐牢十年后，出狱重返教育部。组织上未作任何结论，仍然保持“审查”之说。当年的帅小伙，这时已是满头白发，目光呆滞。他佝偻着身子，第一次见到高过自己肩膀的十岁儿子。金美玉和廖祖武自十三年前结婚至今，夫妻终于得以团聚。

八十年代初，听说廖祖武上了光荣榜。我想，这冤假错案平反得可真够彻底的，昔日阶下囚，如今荣登光荣榜。果然，食堂门口的大红榜上赫然写着廖的名字。走近细看：是“计划生育模范”。

文革中，中国人自相残杀。多少美好的生命遭摧残，多少温馨的家庭被拆散。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诉不尽的惨痛回忆。那些“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命造反派头面人物也都难逃厄运。为了将来，为了后代，让我们把这些回忆永远留存在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