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送礼: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不久前,重庆有对新人邀请了数百位亲朋好友参加自己的婚礼。在婚礼结束后,新郎的父母发现了一份特别的红包,里面装的不是礼金,而是一张欠条--“今日王某欠张某200元整,明年本人结婚之日该欠条将自动作废。”根据记者调查,王某现在一个月要接到好几份这样的婚帖,所以就打白条了事(据10月30日《重庆商报》)。

  为送礼金打欠条,收礼时再冲账,着实耐人寻味。这张欠条像行为艺术一样恶搞了“中国式送礼”。它通过这种“日常的反抗”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社会的苦痛。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以“关系千万重”概括中国人的交往。在我看来,此千万重关系同样见证于中国式送礼。表面上看,中国式送礼满面温情走街串巷,然而,在内里却为我们制造了一个人人负债的伪人情社会。礼品不再是寄寓情谊的工具,而是反其道行之,在虚张而持久的仪式中消费中国人的人生与闲暇。

  从整体上看,中国式送礼不外乎三种: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送礼。于家而言,有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于国而言,有皇帝的卖官鬻爵。由于“送礼者”盼望某种回报与驯服,所以,送礼可以被视为“上面绑架下面”、“长者驯服幼年”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有“君父传统”、中国人为什么要顶着“以礼服人”的大礼包前行的原因所在。

  传播学认为,馈赠一方往往比接受一方地位优先。比如说,送广告的人比看广告的人赚钱,搞宣传的人比接受宣传的人更有利可图。同样的道理,君父正是通过这种所谓的“馈赠”在其子民身上谋取社会与人生的种种暴利。

  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送礼。在此,我们用“贿赂”一词来概括它可能更准确一些。这种贿赂通常包括向权力拥有者送钱与送性,严重时同样可能送上性命。当然,拿自己的性命行贿,并非某人甘于受死,可能是为了家族的利益顺势而为。不可否认的是,礼品同样是下面操纵上面的手段。当一个人“敛礼成性”,并为送礼者所操纵,实际上也是被礼洗脑,进入一种脑死亡状态。

  中国人讲“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除了以上两种上上下下的纵向送礼与操纵外,还有一种是横向的送礼,它主要包括同事与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在此一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婚礼。

  显而易见,那种与面子挂钩、动辄数百人参加的婚礼已经成为一种“胁持”公众、下属或亲友的情景喜剧,异化为几个人对一群人的“礼仪折磨”。正是这个原因,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白条,同时这个白条判处了一个死刑——欠付礼金,而且“届时自动作废”。以打白条的方式送礼,对于新郎新娘来说,或许是“残酷”的。然而,它不近人情却近真实。

  不可否认,礼品或礼金作为一种交流媒介,寄托了人们的亲情和友情。然而,当人们急于收礼和还礼,“为收礼而密谋”、“为送礼而焦虑”时,亲情与友情无疑大打折扣。如法国十七世纪伦理学家拉罗什富柯(La Rouchefoucault)所说,“太积极偿还欠情,是不感谢的迹象。”社会学家布迪厄同样认为,“如果对等的东西同时交换,实际上就是拒绝。”布迪厄直言不讳——种礼品巡回表演的参与者觉得他们好像是在礼尚往来,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

  论及这种“礼品巡回表演”,笔者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的情景。一包包花花绿绿的礼品(通常是食品)从正月送到十五,最后在自家收到的礼品中,往往还有最初送出去的东西。不同的是,有些礼品或多或少发生了变质——礼品没有通过流通升值,反而发生了贬值。透过那些急走于乡村田垅的匆匆脚步,回想我平常之所见,不过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传统。

  一次平常的婚礼,一张惊世骇俗的白条,同样为我们揭开了“礼世界”的隐秘的秩序——“在江湖上混,迟早是要还的”。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即将送出的礼品,以及已经收到的礼品,就像是人情特务一样,可以帮助自己攻城掠地,甚至攻陷他人的大脑,与此同时,它也可能随时策应他人进屋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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