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亲历记

抄家是我梦魇中的文革。没想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又让我遭遇到了。

2006年10月17日凌晨3点钟，我们家的门铃突然响起。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丁东起身用对讲机询问：“喂？”没有回声。我们也没有在意，继续睡觉。当门铃再次响起，我一看，才5点多，谁这么早来啊？这时有了声音，是传达室的师傅。丁东穿着睡衣就去开门，结果发现门外站着一堆人。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等我们穿好衣服吧。没等我们穿好衣服，一群人已经进来。丁东请他们出示证件，他们中的一人拿出北京市安全局的工作证。然后另一人，开始念“传唤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09条,犯罪嫌疑人丁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问：“109条是什么？”他又从兜里拿出一个纸条念，念得很快，我们根本没有听清。但他们已经不耐烦。接着念“搜查令”。要求丁东跟他们走一趟，说“有些事情调查”。丁东要求搜查完了再同他们走，他们说不行。理论一番，无用，决定我来看着他们搜查，丁东先走。

经历过文革，我们心里并不慌。但是我的87岁的婆婆（丁东的母亲）还是吓坏了。我们住的是里外屋，老太太睡在外屋，老太太是眼睁睁地看着黑压压一群人把儿子带走的。我送走丁东后，看到老太太在被子里半起半卧不住地发抖，就我对冲进来的男人们说，请你们回避一下，让我给老太太穿好衣服，她不习惯当着男人的面穿衣服。他们还好，先退了出去。留下了两个女警察。但是一个女警察马上问我，有没有手机？我说有，但平时不用。她让我交给她。我着急先照顾老太太，就从提包里拿出手机给了她，她说：“手机还是关着的。” 过后我回味，她是证实了我还没有用手机给外面打电话。其实她没有权力要去我的手机。

我先给婆婆倒了尿盆，在衣服还没有穿好时，那些人已经冲到了里屋。只见一个人上来就开始搬电脑。我问，这是要做什么？他们说，要转录硬盘。我说，这不行，这是私人资料，你不能随便拷贝。这时，有个人来揪我的衣服，说：请你不要干扰公务。我说，我不是你们的嫌疑犯，这个电脑是我和丁东的共用品，里面也有我的文件。搞电脑的说，你可以把你的文件拷走。我说，我要向律师咨询。他们同意了。我给律师打了个电话。律师说，他们硬要拷，你是拦不住的。但你有权要求他们不破坏你的私人用品。我只好先拷了我的文件。由着他们用仪器去拷贝整个硬盘。

这时，我婆婆吓得手脚发凉，我一边给她倒水喝，一边要求给丁东的妹妹打电话，让她过来照顾老人，他们同意了。丁东的妹妹半小时左右从她家里赶来。这中间，老太太说心跳得厉害，我又赶快给老人冲了一碗藕粉，让她把心慌劲儿压一压。

里屋有四个人同时在搜翻，翻书，翻一罗一罗牛皮纸袋里各种文稿，翻书架上的各类笔记本，翻抽屉里的纸条，整个屋子在一寸一寸地筛着。另有人专门摄像。他们把随时发现有嫌疑东西都要排在小桌子拍摄。但拍摄李锐先生的《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我心中的人物》、《怀念二十篇》、《李锐论说文》这些大陆公开出版的作品，我很奇怪，还拍摄了与李老有关的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大哉李锐》，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父母昨日书》上下两本等，还有钟沛璋先生的《与江泽民一席谈》、何方先生的《党史笔记》上下两本，《胡绩伟自选集》11本，丁群先生所编的《陆兰秀狱中遗文》等，我已经明白了许多。朋友们集资印的《怀念李慎之》，还有作者寄来请丁东提意见的打印稿《李慎之评传》，章诒和最初送给我们的《往事并不如烟》复印稿，也拍摄并抄走。我和一些文友待出版的随笔丛书共五本校样，竟也在抄走之列。很多信件、手记更在拍摄之中。他们把我们放在书架上的《明报月刊》全部排开拍摄。还问我，这是哪来的？我说：“朋友送的。不是港澳自由行了吗？”还有一个女警官，一边拿着已经捡出来要登记的书，一边问：“张申府是谁？”我没好气地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总之，抄走的书籍达203本之多。

这时就听见外屋老太太不停地说：“你们把我也带走吧，把我儿子换回来……。我儿子是大好人……”

一会，鼓捣电脑的人又在拆卸我家电脑，我问：“你们在干什么？”他们说要把硬盘取下来。我说：“不是已经转录了吗？”他们说没有录下来。我说：“你拆卸电脑，丁东回来怎么办公？”其中一个人说；“你以为他还能回来吗？”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丁东回不来了吗？”那个人立即感觉他说的有问题，嘴软了，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的心里已经开始担心丁东回不来了。这时那个曾揪我的衣服的人又凑过来说：“这是涉嫌物品。打个比方说，如果你儿子拿着你家的菜刀去杀人，你说，这把刀还是你家的菜刀吗？它就是涉嫌凶器。”我说：“这个举例很生动，这样的素材还有什么，尽管提供，我会写在文章中。”他不说话了。我预感，他们这次来可能不只为了调查某件事，明摆着是有罪推定，再设法取证。后来又进了一步，不要硬盘了，而是连主机一块拿走。并嘱咐卸电脑的人不要忘记带电线。

丁东是5点45分被带走的，抄家是从6点开始的。大约9点左右，他们说，抄到的一个小笔记本不见了，让我拿出来，我说我没有看见。那个年轻的便衣女警员，睁着锥子一样的眼睛对我说：“拿出来吧，刚才还是文明搜查，否则就不要说我们不文明了。”意思是野蛮的要上手了。我心说，反正已经满屋狼籍，我不怕你们再来一次。他们又开始翻老太太的抽屉、衣橱，被褥；还在厨房、厕所，声响很大地翻了起来。家里的煤气灶两个眼，经他们折腾，一个眼已经不能用。
本来我是想拒绝签字的，但他们说不签字就不给我登记的附本，附本的重要性我当然明白，就签了字。但写下了这样的话：我认为抄走我们私人的用书、手稿，信件，电脑主机，是非法的。

抄家之后，丁东母亲由于生气，呼气不顺，我们很担心，妹妹丁宁请朋友帮忙，叫来一辆车，把老太大送到了医院。开了中药，服了一剂之后才好转。

丁东被带走时，我不清楚他“涉嫌”了什么问题。晚上他回来后，才知道是因为帮助何家栋先生印制文集的事。丁东为他所敬重的长者做一些编辑图书的事情不止一次。我知道其中的意义。对于中国很多知识界人士来说，当前的出版环境非常狭窄，很多人希望把自己毕生的作品或想说的话留下来，除了自己印制别无选择。我父亲就是带着这样的遗憾走的。我非常理解我先生的精神追求和历史责任感。我不认为这是触犯法律的事情。先不要说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就是具体的行政法规，哪一条禁止公民印制自己的作品存之后世，赠送亲友？

抄走学者的研究资料，抄走学者赖以工作的电脑，强行窥视人家的私人空间,将其视为刑事犯罪工具,中国公民哪里还谈得上免于恐惧的自由？这在宣传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是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何家栋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我的专业。当我得知何先生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并在这个被钦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冤案中受到牵连迫害后，于2002年11月对他进行了口述历史采访。我想，何老近些年的研究与思考大家会陆续在网上看到，但知道何老命运经历的人并不多。何老前一天中午去世，我家第二天凌晨就被抄，我不知道应该悲痛，还是应该愤怒。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何家栋先生是怎样一个人，我愿公布那篇采访的全文，表达我对何老不尽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