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日本陆军尴尬的中国传奇人物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舌战过墨索里尼，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初级军事学堂)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得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陆军士官学校関系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使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象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着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是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中国兵学巨擘蒋百里，早年曾因一次自杀事件引起轰动。其后养伤期间与一位日本女子相爱而终成百年之好，亦为人们所乐道。

蒋百里名方震，浙江人。清末举人

，上世纪初年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曾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年31岁。不久，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做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竟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位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而此举终成就蒋的美满婚姻。这名日本女护理名佐藤屋子，当时性情刚烈的蒋百里伤势虽已无性命之虞，但其心已死，执意不愿留在人世。美丽而善解人意的佐藤小姐对其照顾看护则无微不至，她对蒋说：“要忍耐，忍是大勇者的精神支柱。如果不能忍耐，将来如何能立大功业呢？”佐藤小姐以日本“忍字诀”规劝他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蒋百里。蒋于万念俱灰之际，得此红颜知己的一番劝慰,不禁油然而对面前这位异国女子产生了爱情。

蒋百里此前原尊父命与一位大家闺秀结婚，其妻为蒋父的世交查某人之女，应属门当户对，但该女子目不识丁，与蒋百里文化差异太大。蒋百里对这门亲事非常不满，婚后不久就离家北上了。查夫人不育，一直居住在硖石镇侍奉蒋母杨太夫人。1939年逝世，享寿59岁。

佐藤屋子小蒋百里8岁，日本北海道人。毕业于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又在帝国大学产科学习过5年，来华派到日本驻华公使馆担任护士长。蒋百里养伤期间与之朝夕相处，深深爱上这位佐藤小姐。他对她说：“我听你的话，不再轻生了。可以后遇到生死关头，没有像你这样的姑娘在我身边提醒，谁来鼓励我的勇气呢？”此一语双关，已经表明心迹。佐藤小姐心领神会，低头不语，含情脉脉。数周后，蒋枪伤痊愈，佐藤小姐也深深体会他的心意，同时对蒋的品德才华也极钦佩，很愿与之结好，但云家有父母，更兼彼此为异国人，终身大事，确是不敢自主。临别，两人各留下了通讯地址。

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使佐藤屋子的父母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持反对态度。然而蒋百里对佐藤深爱不稍懈，鸿雁传书，更是不绝于途。后蒋专赴日本面见佐藤父母求婚，佐藤父母看到这个中国青年这么爱他们的女儿，遂同意了两人的婚事。这样，在1914年秋，蒋百里终在塘沽码头迎来新娘，假天津德国饭店与佐藤小姐结成百年之好。

婚后，蒋百里为他的夫人取了一个汉文名字“左梅”。他还在家乡浙江硖石东山西麓购地数亩种梅二百株，号曰“梅园”，以备二人终老归隐之用。左梅夫人深爱她的中国丈夫，婚后她不再说日语。他们生有五个女儿，但左梅夫人从不教女儿们学日语，平时一家人都用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交谈。抗战军兴，左梅夫人说：“中日交战，是日本军阀侵略的过错！”1937年，蒋百里将自己的轿车捐给国家支援抗战，而左梅夫人变卖了许多首饰等值钱之物，买来布匹、纱布，与女儿们一起，夜以继日地赶制军衣及绷带纱布，送往前线，救护我伤病员。

1938年，蒋百里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在迁校途中操劳过度，病逝于广西宜山，年仅57岁。蒋百里去世以后，左梅夫人与女儿相依为命。五个女儿之中，二女蒋雍、四女蒋华定居在美国；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他们的三女蒋英曾在德国学习音乐，她在1947年与后来成为大科学家的钱学森结婚，同样也成就了婚姻史上的一段佳话。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百里是杭州求是书院的同窗，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蒋家的女孩们也都与钱先生的独子钱学森为竹马青梅之交。蒋英与钱学森各自在国外学习有成，结为佳偶，并携手回国报效。当时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他们的回国之途由于受到重重阻挠而艰难曲折。蒋英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是着名的音乐教育家。左梅夫人则一直住在北京女儿的家里，直到1978年去世，享年88岁。

左梅夫人曾在抗战胜利后，雇船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运到杭州安葬。1984年，蒋英护送母亲的骨灰至杭州，将其与父亲合葬于凤凰山下南山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