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不敢回答的三个问题
中国戏剧家最出名的有元代的关汉卿,其实明清以来的戏剧家对诡辩的讥讽并不逊于英国的莎士比亚。上世纪三十年代,喜剧大师卓别林访华,很欣赏马连良主演的《法门寺》,其中有如下的情节和对话,(当时的《实报半月刊》作了颇风趣的报导)剧中地痞刘彪把误杀的两颗人头,隔墙抛入商人刘公道的后花园中,商人发现后怕说不清楚连累自己,叫小长工抛入井中,又怕小长工泄露,就一镐头把小长工打死推入井中,后来县官到现场发现井中有长工的死尸,问:“尸体从何而来?”
商人绝妙地回答:“那是古来就有的!”
共产党文化中对物质的解释颇类似,不谈物质从何而来,只说物质是客观实在,同义反复,等于刘公道的回答“古来就有”。
剧中衙役们继续打捞又发现两颗人头,地痞刘彪已招供是他抛入刘公道后花园,刘公道不得不承认看见过两颗人头。县官问:“两颗人头为何在井中?”
回答更绝妙,刘公道说:“只见那两颗人头从墙下滴溜溜溜、咕碌碌碌就滚到井里去了。”
这很象党文化中对物质所以运动的回答,说“物质的属性就是运动”,就是说无生命的物质“自古” 自己就会运动。至于为什么物质会运动,说不出所以然,竭力回避大科学家牛顿的“宇宙第一推动力”的命题,唯恐得出“有神”的结论,只好说物质“滴溜溜溜、咕碌碌碌”地自己就会运动。犹如说:人的属性就是运动,但绝不肯说人能运动是因为他还活着,因为他有生命。死人不会动,无生命的物质也不会运动。
这物质运动之源是共产党文化哲学中的死穴。
党文化对意识的定义是“人脑的产物”,名为“产物”却说不是物质,只有大脑是物质,物质的产物却不是物质,没有了物质,空空如也,名为“产物”不是物质,这是逻辑上的漏洞,连形式逻辑也通不过,却没被马、恩、列、斯、毛发现,十九世纪的科学水平,只能使他们一起蒙昧至今。
现代脑科学在实践上发现思维是一种脑电波,是仪器可以测定的实实在在的物质,不是“镜中月,水中花”子虚无有的东西;证明意识和物质是统一的,现代高能物理学也发现:物质的活性在微观层次表现为灵性,在更微观层次上表现更为神通广大。原子的放射性与能量为分子所望尘莫及。而原子在固体铅面前无可奈何穿不过去。固体铅对中微子则不成障碍,它可以轻易穿过厚达一亿光年的固体铅,瞬间可以穿透300个地球。这种物质的灵性已近于神性,因为微观粒子在无数的轨迹中瞬间可以做出人都不可能做出最优选择,比人更具有多变性与不可预测性。科学证明粒子越微观,放射性越强,能量越大,神通越大,就越加显示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共产党现在还固守着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的“自然科学基础”,十九世纪的三大发现,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取驼鸟政策。
与物质运动之源相联系的第二个哲学问题是生命之源,对“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类永恒之迷,党文化的回答是人来自动物,动物来自单细胞,单细胞来自蛋白质,蛋白质来自大分子,分裂哲学至此为止,“铁路巡警只管这截路段”,再往前,不知道了。用“随机论”、“自发论”、“偶然性”都说不过去,红色化学家只能人工合成胰岛素,但没有一个人能说出简单的无机小分子怎么能偶然地、随机地、自发地转化为复杂的有机大分子,更甭提科学地证实。
生命之源,怎样从无到有?这是共产党向来不敢回答的第二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便是共产党的权力之源。
批判君权神授,又害怕全民公投,自吹自擂,比秦始皇还邪乎,要万世为尊,宪法上公然写入共产党永远领导,近来北京西山会议上学者们已提出共产党永远领导违反宪政原则。
共产党的理由不过是:它掌握宇宙的“真理”,却不知道宇宙物质运动之源,生命之源。
毛泽东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怎么给的?谁看见了?问过下岗工人、上访村民都说不知道,就凭老毛这一句话,所谓“一句顶一万句”。
再就是东代表、西代表;这为民,那为民。一提“权为民所授”就不干了。
什么代表无产阶级、广大人民、中华民族,现在只是发财先锋队,活摘器官生剐活人先锋队,只是一小撮暴富巨贪在专全体人民的政,还在强拉人入党,唯恐散架。闻九评如丧钟,怕退党如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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