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十年的三个用词错误

2006-10-02 18:18

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

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成，这个词语有了新的含义，用另外的词语代替它的旧含义。问题是，这样一个关键词的用错，背后是思维方式的错误。而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路就没有办法翻身。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

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

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空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