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的悲剧

高一青，1926年生于陕西韩城。1944年十八岁时，在国民党部队当兵抗日。1946年受共产党影响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并把自己的家作为地下工作的交通站。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战士、班长，后随部队入川，解放成都。1952年转业到地方，被送往西南税务干训班培训。结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夹江县税务局任管理员、站长、股长和所长。在1957年那场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中任学习组组长，不但没有所谓的“右派言行”，在运动后期的个人鉴定上，还称他“高一青同志对党的事业是忠诚的，工作能吃苦耐劳，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也许是单位没有完成上级下达的抓右派的指标，竟以他“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问题”，把他内定为“中右”，给予行政降两级工资(由行政20级降为22级)的处分。给处分时，既没有找他谈话，也没有要他签字，更没有给他一纸处分的文书。

有了这个“前科”，高一青从此不得安宁。1959年反“右倾”时，被拉出来昼夜批斗；1962年机关又以精减机构为名，命令他响应号召，“自愿”申请退职回家务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抄家，旋即家破人散……。好容易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四川省夹江县委组织部以 (83)44号文件改正了他1957年降两级工资的问题，恢复其原工资行政20级。

看来一切都好了。年过半百的高一青终于可以在政治上不受歧视，生活上有了保障，可以为国家建设发挥余热……，然后安度晚年。完全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善良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只要中央有政策，上级有文件，下面就没有阻力了。结果夹江县税务局接到县委组织部通知，查阅当年对高一青的处分决定，上面写的居然不是“中右”，而是“中中”。这显然是当年办事人员粗心的笔误所致。因为“中中”这样的政治结论，在当年对右派的处理文件上找不到。

刑法、民法或治安管理条例也找不到这样的罪名。但该单位的负责人坚持认为他“57年内定是‘中中’，不是‘中右’。无‘右’字，就和落实政策挂不上号，不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最后念他是建国前的老同志，每月给他40元生活费，叫他算了。

他怎么可能算了呢?于是找到单位领导申辩，说他1957年正是因为被内定为 “中右”，才给的降工资的处分，单位人事股长和一位副局长都可以证明，怎么又变成“中中”了呢?该单位负责人答复说，他们证明“中右”是口述，“中中”才是处分决定上的“白纸黑字”。高一青要求看一下当年的处分决定，并问“中中”是什么性质的东西?该负责人说这是“党内秘密，无可奉告”。

此事一拖数年，政治上的“中右”并未改正，工资不但没有恢复，反而降了(按当时40元，只相当于行政24级，比原来的处分还多降了2级)，他在县上哭告无门，只好越级到地区、到省、到中央上告，结果惹恼了单位和县领导，骂他 “一个小小国民党兵，竟敢如此放肆，给你发生活费也算是落实政策，你还要怎样落实呢?那你当时何不跟国民党到台湾去，今天回来我们当以贵宾接待。”并说 “越级告状是扰乱社会治安，给党抹黑，是罪上加罪……”于是，他生病住院单位也不管了，医药费不予报销，连粮价补差也倒扣了。弄得他常常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境。

此事后来终于惊动了地委书记、专员、人大、政协领导和军分区司令员，他们迅速作出批示，要求当地政府和单位按中组部等五部门(1979)143号文件十条处理，或参照川委办(84)26号文件给予从宽了结为好。

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松一口气，以为高一青同志的问题，该有个圆满的结局了。殊不知该县有关部门于1997年5月召开会议，做出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决议，仍然认为1957年反右时期给高一青降两级工资的原因，不是“中右”，而是“中中”。并解释说“中中”是干部分类排队工作常有的事，不属政治结论。于是，只对高一青的医药费做了可以报销90％至95％和生活费由135元提高到300元的决定。并要高一青同志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字。“从此息诉，不再上访”。

对高一青问题的最后结局，笔者也深感意外：不是“中右”，是“中中”这样一个“干部分类排队”的问题，又怎么能构成降两级工资的行政处分呢?笔者50年代也在财政部门干过一段时间人事工作，从来没有听说过干部分类排队有“中中”这样的类别，更没有因此要降工资的规定。现在高一青已年满八十，患脑血栓，且耳聋，但他表示：他的冤枉不澄清，死不冥目，要他的儿子儿孙将“申冤”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