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天骄，今年17岁，是佳木斯第八中学（原铁路3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当我提笔给你们写信时，我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本应该享受父爱和母爱的我，此时却遇到如此难以承受的磨难，我该求谁帮我呢？如果人都能想到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人人都有子女的话，都能把自己的良心放正，我会如此悲伤吗？
我是妈妈唯一的孩子，妈妈是晚婚，生我时妈妈已经是37岁了，妈妈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倾注在我的身上。从我懂事起，妈妈教育我最多的是如何做个好孩子。记得我上幼儿园时，每天回家都会向妈妈讲这一天发生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小朋友打了我，我告诉了妈妈，我以为妈妈一定会帮我找阿姨，可妈妈却教我怎么样受到欺负而不计较，妈妈经常用真诚、善待他人的故事，引导我的言行，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种下了真诚、善良、坚忍的种子，为我今天优秀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我只有一个纯朴的想法：在学校努力学习，拿优异成绩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让他们开心、快乐、幸福；在社会上做一个真心为别人好的善良人。因此，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领先，而且连年减免学费，还得到了奖学金。当然，每当我得到荣誉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与妈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每一次也都为自己有一个好妈妈而自豪。
然而当我这次接到“市级三好学生”荣誉证书时，我不但高兴不起来，我倒对我应不应该做这样的好孩子、好学生以及我做个好学生将来干什么等等，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甚至我不想上学了。
我曾有过幸福、温暖的家，有爸爸和妈妈。但从我记事起，不幸就开始侵袭我的家。妈妈得了子宫肌瘤，严重的贫血使妈妈经常卧床不起，每次月经来潮的大流血，都是让妈妈生不如死的煎熬。妈妈经常对我说：“妈妈要是出远门不回来，你就到大姨家去住。”大姨家有哥哥和姐姐，所以我每次都高兴地答应妈妈，同时还会天真的说：“妈妈早点回来，大姨不会给我梳“金鱼”头，我会想妈妈的。”
后来我才渐渐的明白了妈妈的话外音。也许就是这份母女骨肉情牵着，让妈妈放弃了轻生。那时幼年的我每当看到妈妈痛苦的表情，我总是轻手轻脚，小心翼翼不敢出声。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妈妈修炼了法轮功，从此改变了妈妈的人生。很快妈妈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温柔的笑容又回到了妈妈脸上，而我也从妈妈的痛苦和压抑的环境中解放出来。
就在我象小鱼儿一样自由遨游在幸福海洋中的时候，一个晴天劈雷在我头顶炸响。2003年5月17日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因突发脑溢血病故。妈妈痛不欲生，精神几近崩溃。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真切的感受到了骨肉分离的剧痛，仿佛我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每当别的孩子提起他的爸爸时，我都会很痛苦，我已经是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了，可我每当这时，我又会安慰自己，天娇不能愁，我还有一个好妈妈呢。学习之余我也尽量尽我所能劝慰妈妈，我也深知天娇不能再没有妈妈。
就在爸爸去世的一年后，家住外地的大姨因炼法轮功，被非法判了三年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妈妈曾多次去劳教所看望姨妈。但每去一次都因不肯念佳木斯劳教所非法制定的骂大法、骂大法师父的“问卷调查”，不但见不到姨妈，还要遭到警察的恐吓，精神多次受到刺激。
2005 年冬，被迫害的骨瘦如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姨妈从劳教所（保外就医）接到我家。姨妈的身体经医院检查是脑血栓，内脏器官都严重病变，最严重的是肾占位（即癌症）。姨妈在我家近四个月中，通过炼功，加上妈妈的精心护理，身体大有好转。当家人把姨妈接走后，妈妈的精神一直很紧张，老担心姨妈再次被绑架。
有一天妈妈看了一个关于“中共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导，这种残暴、惨烈的恐怖压力，使妈妈精神彻底崩溃了，她在家里常告诉我：“今天警察又把某某某抓走了，摘器官去了！”或者“咱家被公安局监控了，你看到处是监控器！”妈妈白天整天在街上游走……
那些天我一边上着学，一边惦记着妈妈，就怕有一天回家见不到妈妈。然而，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而且比我想象的还要坏。
2006 年5月30日上午，妈妈在佳市百隆市场附近，看见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妈妈因神志不清，想要拿100元买老太太的包，老太太不肯，双方正在为此包拉扯之际，被正在巡逻的安庆派出所片警王化成看到，妈妈在13点左右被带到安庆派出所，在妈妈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警察对我家非法抄家，搜走了几本大法书和录音带，并把亲属为我学习用而买的电脑也打开检查，在没发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强行将电脑搬走，说是回去研究研究。
当日半夜，妈妈被送进佳市拘留所，据悉当时拘留所拒收，而派出所找人强行送入。次日，姨妈带着病痛从外地赶来带我去看望，妈妈已不认识家人了，面色苍白，食水不入，看守所出证明要求办案单位放人，而派出所警察要求姨妈在保证书上签字，姨妈因保证书有要求“随叫随到，不许离开当地”的字样，并且这种抓捕本身就是非法的，因而拒签，派出所以此为借口拒绝放人。
事后第六天，姨妈去看守所探望，看守所告知：已下通知，证明孟的精神有问题，要求“改变强制措施，放人”。次日家人先去派出所要人，派出所所长栾晓磊竟然拿着看守所的通知书，打电话找到公安局国保大队陈万友，当着我和姨妈的面就说：他们（看守所）说病危不收就不收了……等等。
当我和姨妈去公安局要人时，陈万友说：“拿钱来领人。像她这种情况得交一万多元钱，看她就娘俩挺困难的，就交五千元吧。”姨妈说：“她家里只有一个上高中的孩子，娘俩还在租房住呢，哪有钱呢。”陈说至少也得3000元，姨妈说：“她精神不好不能关押，为什么放人还交钱？”陈说： “光说有精神病不行，得有诊断证明。”在亲属的再三要求下，陈拿起电话让栾小磊通知家人自己去精神病院去开证明，姨妈去精神病院，接待的医生说：我们不对个人。医生出于职业道德，拨通了栾晓磊的电话，接电话的警察叫张国福，当医生对张说明检查所需材料包括病人家属证言、邻居证言、看守所管教证言等时，张蛮横的回绝说：“这不是我们负责的，不管。”当再次给陈万友打电话时，陈也是回避。当我和姨妈再度去派出所要求放人时，安庆派出所竟然出具一张对妈妈的刑事拘留证，并推卸说已把材料交市局处理。
就这样妈妈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被送到西格木劳教所迫害，我从此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
前几天老师找我谈话，鼓励我“明年就要高考了，一定要考出好成绩”。老师的关心，再一次触动了我去思考自妈妈被关押以来，通过跟姨妈到各级机构去申诉的经历，接触到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妈妈是中等专业毕业的，可也算是知识份子，更何况妈妈从不占别人的便宜，如果不是被吓得精神不正常了，她能为要买一个卖瓜子的老太太的包而与人争执吗？为什么要不顾事实编造罪名非法关押呢？这些“警察叔叔”难道不懂什么叫“执法犯法”、“落井下石”吗？
为什么给钱就放人，没钱就劳教，我不懂法律，有这样一条规定吗？而且还可以象卖菜的小贩一样的讨价还价吗？
作为国家的公务员、执法者，张口就说“法轮功好，可我也没办法，共产党让我干我就得干”，那共产党不是说为人民谋幸福吗？怎么不让做好人呢？再说共产党培养的干部都是没有头脑的，像机器一样的分不清好坏、对错、那样无理智吗？
努力学习，考出好成绩，到底为了什么？我如果将来当一个警察，也要去这样 勒卡无辜的百姓吗？
那么我刻苦学习的前途是什么？如果我所学的知识，不能用于建设我的国家，不能问心无愧的服务于那些善良的人们，不能为那些孤独无助的好人伸张正义，而成为一个暴政指挥下违背民心、残害忠良、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工具，那我宁愿现在就放弃学业，做一个有人心的，有良心的普通民众。
我要我妈妈！我要我妈妈回家！！！
叔叔、阿姨，我相信一定会有良知正义的清官。请伸出您的正义之手救救我的好妈妈，帮助那些像我妈妈一样的那些无辜的人早日回到亲人的身边，早日回到自己的家吧。像我这样一个孤独的女孩不能没有妈妈，更不能没有与妈妈相依为命的家呀！
上访中我也亲眼目睹了一些善良的各级领导，迫于压力和无奈，有的歉疚的说“我们只能最大限度的做到这些，请理解”；还有的说“权力有限，虽然不能给你解决根本问题，但我们会帮助你”；特别是那些仗义执言的律师说“上边不让给法轮功做代理，但我们可以为你们提供法律援助”；等等。
在此谢谢各位叔叔、阿姨，虽然现在妈妈暂时没有回到我身边，但您的善念、正义、良知、对我的理解就是在帮助我，已经给了我要回妈妈的信心和勇气。众志成城，我愿象《宝莲灯》里的沉香那样救出妈妈。
我也常常对着夜空告诉妈妈：我的好妈妈，您一定挺住啊！您的女儿会尽全力讨回公道，妈妈一日不归，女儿上访的脚步就一刻不能停歇，终究会有正义的人为您伸张正义的。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回家！！！
此致
孟宪英的女儿：马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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