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面进入“发展的危机”阶段

2006-08-04 17:23 作者:綦彦臣（河北） -- 新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GDP高速增长与人权、社会变革关系分析的基本框架 

2006年上半年中国（大陆）GDP增长高达10.3％，再为世界瞩目；因陈光诚案而倍受国际社会注意的山东省，宣称“上半年GDP过万亿（人民币），与去年相同，仍居全国第二位。”在全面高速增长的情况，国际社会似乎忘了新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即“无发展增长”，还认为“中国例外论”——不受“繁荣与萧条”周期支配——实际存在。更进一步地说，似乎中国真地拿来新加坡经验之后，在政治上保持专制、在经济上实行民主，就可以打造出一个21世纪的“全新中国”。

实际上，中国大陆已经全面陷入了“无发展的增长”的窘境。也就是说，肢解了“发展是经济增长加社会（制度）变革”的基本原理。

一、混淆了发展与增长的本质区别

发展，倾向结构改善；增长，注重总量增加。所以说，把GDP的高速增长理解为发展，不仅缺乏常识，而且后果也很危险。

从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R.劳克尔写了《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一书以后，许多国家个案均已证明这一类经济增长过程导致的危险。其结构性问题是：发展中国家GDP持续增长，但经济结构并无大的变化，人民生活状况并没改善，贫困、失业、收入分配不公三大基本问题并没解决。因此，这种状况也叫发展的危机。直到1999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还在关注这一现象。该年3月份的《信使》还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说：“尽管马里（Mali）在1994年至1996年取得GDP平均5％的增长率，但年均贫困人口却以2％的速度增长，以致于马里920万人中的72％即670多万跌到贫困线以下。[UNESCO Courier ， March，1999， Sophie Boukhari]

中国今天的状况在社会质量上并不比1990年代中期的马里好多少，失业、贫困、分配不公这“三驾马车”究将中国拖向何方，可以说从最高决策层到最低层打工者均无清晰判断。只是隐约感到“中国危机或露端倪”，即如冼岩不久前发表于《多维新闻》上的文章所言。

在有平均主义传统（即“不患寡而患不均”儒家教义）的社会里，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5，即便加上国情因素（如公民在传统国家合法暴力镇制下的忍耐以及政府“行仁政”的转移支付）的校正，实际上也证明了社会运行进入高危期。

为了不致高危期中引爆“参与爆炸”即社会整体政治狂热，执政精英集团一方面向国际社会保证推进民主，另一方面却又不惜违法压制社会多元化诉求，形成了中国新的“西周败亡悖论”即宪法精神与政治操作“两乎皮”之状。山东的万亿GDP增长业绩与陈光诚被非法监控，最典型地说明这一点。可以断定，随着社会高危期的经历与当局无法调整发展与增长关系的结构矛盾的突出化，类似陈光诚事件的冲突还会频繁发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会使政治的伦理合法性进一步下降。直到寻求到1987年台湾蒋氏集团那样的出路，问题才得以缓解。

二、是忠言逆耳还是充耳不闻？

早于世界银行研究马里国家案例之前，1996年就有体制内学者如中共锦州市委常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王晓妍副教授，提出“从有增长无发展的教训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之观点[《锦州论坛》，1996年4月号]王的视角已经对准的收入差距问题，可以说是1988年之后的第一次明确规谏。2004年初，位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陈锡文也明确表示：GDP增长并能代表真正的发展。陈说：“一个地方GDP增长再快，却大量增加‘三无’（无土地，无岗位、无保障）农民，怎么叫发展呢？”陈的这个中性说法即不愿指出各地乃至中央部门官员的常识错误的温和语调，是在中国社科院蓝皮书背景下的“青蜒点水式”批评。蓝皮书公布的数据表明：“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拉大，1999年是2.7比1，2003年扩大为3.2比1”[新华社，2004年3月1日，记者邬焕庆、翟伟电讯稿]

至21世纪初，“无发展的增长”基本形成事实症结，发展落后的地区开始以解决此症为口号，如2003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导向下，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在沈阳发言说（等于替老工业利益集团代言）：“如果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但没有同时解决就业问题，很多人生活在低保水平线下，这就是有‘增长而没发展’，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抛弃。”[新华网，2003年11月28日]更有甚者，2003年有学者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趁非典结束之机，提出“社会核算”设想，认为要将人民福祉列入政绩指标，而不是单一的GDP.[中国青年报，2003年6月29日，转自《红网》]

但是，所有这些建议即忠言，只能归结为口号。

首先，看人权状况严重恶化的山东即2006年上半年GDP稳居全国第二的省份，不仅没有现代政治文明观念而且环境破坏极其严重，渤海变成污染之海的主要“贡献率”即来自山东。

是山东的GDP第二名重要还是渤海的“死海”后果挽救更为重要？——这个再简单不过的提问，北京决策高层无一人回应。

其次，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掠夺性开发相关，许多暴富地区与暴富行业已经不顾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价值，如山西的诸多“血煤”事件，几乎让人充耳不闻。

而素以中国经济第二火车头之称的长三角地区，已经开始全面负担环境成果，此判断以土壤环境质量整体恶化为依据：“2004年，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调查结果表明，江苏部分地区的小麦、大米、面粉里铅检测率高达88.1％”[《凤凰周刊》，2005年第36期]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披露：1991年至2004年，无锡市肝癌、胃癌、肺癌发病率明显上升。[同上]

复次，国家环保系统试图推进的绿色GDP核算体系，率以执行胡锦涛2005年3月10日“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系统”为己任，最后演化成与统计体系的权力之争。在中国，掌握GDP数据的最后公布就相当古代司天监拿星相变化说事那样，具有说服君王的代天言事的权威。国家统计局官员直言权力分配问题，言道：“作为一个对传统GDP进行‘秋后算账’的经济指标，环保局是否应该在试点工作中占主导地位还值得商榷。”[《商务周刊》，2006年7月25日]

再有，单纯追求GDP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政绩考核办法，不仅导致了教育产业化即为”大学圈钱“这样的文明之耻，而且还导致了”官德无赖，民风普坏“的结局。相对落后的四川地区，2005年发生的病死猪地下交易事件，为此贴上了标签。

三、“发展的危机”已经全面显现

是否GDP单向模式不可变即强化为“坚持改革不动摇”的新僵化意识形态呢？从经济学逻辑与国家治理策略上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公共品的结构效率的巨大损失，即存在严重的制度悖论。

其一，向民主制度转型的“模糊方向”有之，但无实现的规划；民主意愿更多地演化成外交辞令。这不仅是政治道德的危险，而且还是类于环境污染的国家负资产。日积月累的结果不是挺过危机，而是全面的社会崩溃。

其二，在防止制度解构又无更辙决心的悖论下，所有的改革说辞都将变成所谓打改革者（政治）脸面的巴掌，而不是打到自由人士屁股上的荆鞭。姚立法自由参选遭到政治恐吓，与中央党校的政改（建议）提纲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毫无疑问，恐吓的发生大大降低了政改提纲（如其县级直选主张）的可信程度。

其三，在《宪法》弹性区特别是信仰自由方面，政府（这种公共品）一直在试图在本该属于民间且很私人的空间里实施霸权行为。由于没有更清晰且合理的双方互信制度安排，公共品与私人（集团）的博弈结果就越来越带有随机性。

既便是被社会认为效率并不高的一些公共品（如地方人大），在发挥作用时，也会受到“维护稳定的特权”的压制，最近四川仁寿县警方横闯省人大，“捉拿”（被省人大邀谈的）上访者的事件[南方报业网，2006年7月27日]，再一次表明了“GDP——稳定”模式的政治后果。如此，国际社会的温和力量如美国鸽派就要承担一个巨大的疑问：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导致民主——是一个真问题吗？在这个疑问之下，也可以联系分析中国国际环境总体变坏的“内部制度，外部辐射”状况。

全面的“发展的危机”本质上不仅要求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如从粗放到集约、从集中人力投入转化到高科技含量等等，最根本的是在公共品安排的结构框架里，要提供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可谈判”即不先入为主地互拒的制度安排。中国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已经远远不能用（公共）群体事件来解释，因为群体事件主要是针对公共政策的，而小集团之间的冲突则是“不可谈判——代理人缺位”导致的。

目前，中共执政精英集团还没能从政治学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更倾向于评估自身（利益受损的）风险。因此，社会集团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从2005年6月11日的河北定州油绳村事件，到最近北京管理软件学院被砸事件[京华时报，2006年7月22日]，再到人权状况很成问题的山东境内（东营）发生的20余人持枪夺回当事人事件[齐鲁晚报，2006年7月22日]，都说明：社会整体的解构趋向越来越严重，许多本可在谈判条件下解决的问题轻易地诉诸集团暴力。这种集团暴力本身是由公共品缺位导致的人格尊严丧失的结果，更多的不是经济利益（即所谓钱的问题）。可以设想中国古典社会（或曰大王朝）崩溃前期的状况，那里小集团的仇恨是如此之强烈，以致于发生了平民暴动者针对平民的屠城行动。

一个口口声声说要尊重文化传统的政治集团不屑于从古典崩溃中汲取教训，反而乐于采取（貌似合法的）合法暴力压制如陈光诚事件，这本身就是个政治常识缺陷与政治道德诚实缺位的双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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