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艺术大师潘天寿的痛与恨

去年到宁海县城探望二位八十年代的诗友,这里是徐霞客写下他的第一篇著名《游记》的地方,又是明代大儒方孝儒的故乡。在游览了新开辟的“浙东小三峡”之后,我们路过县城的市中心已是华灯初上,只见一个现代风格的偌大广场展现在眼前,让这个小小的县城顿时气派了不少。朋友告诉我,这是新建的“潘天寿文化广场”。

看来,潘天寿家乡的人们终于觉得有必要拉这位艺术大师(1897~1971)来装点门面了。不知道宁海人还记得否──1969年初,病中的潘天寿被从杭州押回家乡游斗时,乡亲们是用怎样的残忍方式,让他受够了凌辱?这位画如其人的铁骨铮铮的艺术大师对浙江美院红卫兵造反派的抄、烧、批、斗,似乎尚能倔强地承受,但父老乡亲的无情践踏,却击毁了他内心的最后一道堤坝。

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潘天寿捡了一张香烟纸,在烟纸背面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从此病情急速加剧,不久便含冤死去……不管今天的“潘天寿文化广场”有多么的富丽堂皇,大师之心早已零落成灰。

1897年潘天寿出生在浙江宁海北乡一个名叫“冠庄”的青秀山村,原名天授,字太颐,号寿者。父亲敦厚朴实,被人尊为“达品公”,母亲周氏聪敏贤达,持家有方。潘家薄有祖产,但因世道不顺,家境渐趋困顿。自童年起,潘天寿就开始帮家里砍柴放牛。冠庄西山有一座青葱的雷婆头峰,是他与小同伴常去樵牧与戏耍的地方。潘天寿晚年自号“雷婆头峰寿者”,其中寄寓了他对家乡的美好记忆。

在村里的私塾和县城的正学小学里,他的艺术天赋已如雨后新芽,显露无遗。 1915年秋,潘天寿说服父亲,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浙江一师是当时省内最高学府,吸收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制及思想,对社会上各种先进思潮相迎不拒,学校里的思想非常活跃。从上海聘来的李叔同先生儒雅通达,人格高洁,为潘天寿深深折服。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寿想追随而去,但被李师打消了念头。直至晚年,李师所赠的一副对联仍悬挂在他的书房:“戒是无上菩提本,佛为一切智慧灯”。

五四运动爆发,一师马上成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也唤醒了少年潘天寿的爱国心。他参加了学生运动,感到自已该为国家民族做点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过振兴民族艺术来振兴民族精神。这种艺术良知,后来成为他一生为中国国画艺术卓绝奋斗的精神动力。

潘天寿27岁那年来到上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80高龄的海派大师吴昌硕,并成了忘年至交。吴昌硕亲切地叫他为“阿寿”,还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诗句的篆书对联: “天惊地怪见落笔,街谈巷语总入诗”。吴昌硕给潘天寿的诗文书画予以毫不掩饰的好评,表示出特别的器重,这给了潘天寿无比的信心。


潘天寿画作。
接下来,年轻的潘天寿一面在上海美专授课,一面写作《中国绘画史》,作为美专的教材。同时深入研习石涛、八大、扬州八怪等画家的画作,希求让自己恣意狂放的画风有一个坚实的依托。上海五年,为潘天寿打开了广阔的艺术视野,又在对古代传统和吴氏画风的揣摩与实践中,独立自省,选择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发展道路。

1928年国立杭州艺专在杭州成立,请已成大名的潘天寿回浙出任教授。此后直至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是他在生活上最稳定的一段日子。潘天寿刚到国立艺术院的时候,国画系只他一人,于是他包揽了所有的课程,直到李苦禅加入。为了捍卫中国画的独立性,他对校长林风眠所主张的国画系和西画系合并为绘画系,始终不敢苟同。他在《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略》一文中,考察了外来绘画与传统绘画之间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东西方绘画“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的观点,并认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

七七事变打破了他的艺术梦。1937年10月,日军进逼杭州,艺专开始向后方撤退,潘天寿随之西行去了昆明国立艺专的新校址。这时,校长已由滕固接替,同意了潘天寿提出的中西画分科教学的设想,从此国画专业课时大大增加,独立性与专业性也得以加强。这期间,他曾因家事请假回乡二年,在故乡大量作画,并编写了《中国画院考》,整理了诗集《听天阁诗存》。而他离开了两年的艺专,此时已处于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在多方的力邀之下,在一片混乱中,潘天寿无奈地出任了校长。

像当年浙一师的恩师李叔同一样,潘天寿信奉身教重于言传,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师生,同时他锐意整顿校务,力图振兴艺专。他不搞派系,对持不同艺术观的教授都以礼相聘,还专门派人请回林风眠来校执教。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艺专迁返杭州,10月开始正式上课。八年流离的生活至此结束,潘天寿也厌倦了纷繁的校务,于是辞去了校长之职。

随着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艺术家噩梦才真正开始。新来的校长兼党组书记江丰在一次会上居然说:“中国画不能反映现实,不能作大画,必然淘汰,将来是有世界性的绘画出来。油画反映现实,能作大画,是有世界性的。”让潘天寿吃惊又感到困惑,年轻教师也开始批判他的艺术思想“是封建社会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笔墨趣味,对革命斗争抱旁观态度。” 接着,中国画与西画又合并成绘画系。

他也曾试图为 “革命文艺”付出努力。他随师生下乡参加劳动,创作了一些宣传画似的作品。但对传统绘画的忽视和鄙薄仍充斥美院,潘天寿被排除在教学工作外,像沈从文一样,只让他“整理民族艺术遗产。”后来“民族虚无主义”遭到批判,潘天寿获得“重视”,被任命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副院长、浙江美协筹委会主任,继而被聘为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不久,大跃进运动袭来,艺术界也不能例外,师生下乡大炼钢铁。潘天寿对这一切忧心忡忡,但还是冷静地画着自己的画,以排谴郁积。中央美院华东分院改名为浙江美院后,1959年月潘天寿出任院长,中国画系学生的文学课也大幅度增加,教师们还定期举行中国画展。1961年4月,在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潘天寿提出了中国画系人物、山水、花鸟三科分科意见,得到采纳。文革前的五、六年时间里,浙江美院在潘天寿教学思想的指导下逐步臻于完善,成为海内外现代中国画教学的翘楚。1964年,久未归乡的潘天寿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乡宁海视察,受到的热烈接待可想而知。

1966年文革爆发,潘天寿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他被关牛棚的时间最长,吃的苦头也最多。但无论哪一次揪斗、陪斗、游街、示众,他都强制怨恨,默默承认。他说文革是一场灾难,和自然灾难一样,是无法预期和无法控诉的。有一次,他对一位老友说:“人总是有这么一天的,年纪大了的人倒无所谓,担心的是国家和年轻人。国家的损失无法估计,年轻人失去了宝贵的青春,永远无法补救。”

这期间,他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以及“国民党特别党员”,从文革开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将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 “打潘战役”达到了高潮。《浙江日报》以“浙江美院大批判办公室”名义,整版发表了《文化特务潘天寿为什么能长期独霸浙江美术界》、《秃鹫是特务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将潘天寿推上了万劫不复的受刑台。

随后,报纸、广播、大字报、大标语、漫画以及各式各样的小报、刊物,铺天盖地而来。潘天寿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将们拉走的珍贵书画文稿达六、七车之多,连笔墨纸砚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画名单,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种标记,踩上一个个鞋印……在没日没夜的折磨下,这位体质强健的老艺术家渐渐垮了下去……

1971年5月,专案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了定性材料,即定案为“反动学术权威、为敌我矛盾”。潘天寿气愤之极,当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紧接着就发生了文中开头的那一幕: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宁海老家,交给当地群众作为“活靶子”批斗,百般凌辱……他在写下那首绝命诗后从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气喘得厉害,双腿剧烈地抖动,汗如雨下。他用最后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双腿,嘴里还喃喃地说:“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让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带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傲骨,带着“自古有沉冤”的无声呐喊溘然长逝!

30多年后,横加在大师身上的凌辱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抗战期间他有二年在老家蛰居,经常写生于田头山间,特别对水牛情有独钟,画了许多随手送给乡亲。一次,邻居大伯家计窘迫,他便送了一幅刚画好的巨幅《水牛春耕图》,大伯不解,他却嘱其好收藏着。40年后的80年代,此画被一子孙随便贱卖给了古董商,后听说该画在台湾拍出了巨价而后悔莫及……

2004年,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中,署名潘天寿的画作《锦葵红杏》以112.2万元的价格成交。后经书画专家鉴定,此系伪作。同年,在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专场上,潘天寿的丈二匹巨画《松鹰图》以500万元高价起拍,最后以880万元的高价成交……

进入21世纪后,浙江美院被奇怪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之子、著名水墨画家潘公凯出任院长,但旋即被江泽民的外甥许江(一个前中学美术教师)所取代。从此,典雅质朴的老校园遭拆毁,在原址上大兴土木,急剧扩张,盖起了超豪华宫殿式的西式建筑,突兀在西子湖畔。而其美院本身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御用“艺术家”们追名逐利的庞大超市。

呜呼!从艺专到浙美,从浙美到国美,历经80年风云变幻,这座曾经的中国传统绘画最神圣的艺术殿堂,如今再也找不到潘天寿时代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以及氤氲其中的一丝一毫的艺术真气。

大师已远去。在我看来,潘天寿以其全部作品和整个生命所捍卫的中国画独立价值,以及中华民族伟大的艺术传统,不是那几处“潘天寿广场”、“潘天寿纪念馆”和“潘天寿雕像”可以赎回的;中共文化专制对一位艺术大师的伤害,已经深及这个民族的灵魂底层,永难弥合……

2006.7.31.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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