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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临终呼“他坑了我”

 2006-08-01 13:21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袁世凯虽出身纨绔子弟,但是,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体现出的却是转变的勇气。19岁时,因两次考秀才都落第的他,一怒之下焚尽历年所作诗文,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乃投身和其叔父有深交的淮军首领吴长庆手下(30年后,袁世凯和张之洞等联合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倒台)。

  投笔从戎给了袁世凯自己无限的想象空间。而1882年夏天,发生在朝鲜的兵变,看似不起眼,却在中日两个大国和袁世凯这个“小人物”身上,同时产生深远的影响。

  同样处于内忧外患情况下的大清国的属国朝鲜,此时因为国王李熙性情懦弱,他的父亲——摄政的大院君李应和王妃闵妃之间的争斗,使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当李应之权被闵妃剥夺后,他便唆使兵士作乱。在他们的背后,分别站着中国和日本。闵妃倾向日本,而哗变士兵在欠饷和对日本愤激的情形下,烧杀日本领馆,致使日本使臣逃回。乱起时,朝鲜驻天津官员金允植求援淮军首领、两广总督张树声(李鸿章因母亲去世而丁忧,张乃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迅即派遣其手下吴长庆率六营(约4500人)淮军,由北洋水师丁日昌的“超勇”、“扬威”二舰护送前往朝鲜平乱。

袁世凯在出国前已经径自通过其堂叔袁保龄攀援李鸿章。由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8月26日,清军进入汉城,以“煽动兵变”罪拘捕大院君李应,交“登瀛洲”舰押送回天津。袁世凯为此立下大功。

  1884年中法战事起,12月,日本鼓动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趁庆祝邮政局成立之机,刺杀禁卫大将闵泳翊,勾结日军占领王宫组织新内阁。朝鲜旧臣向中国25岁的驻朝特使袁世凯“痛哭乞师”,袁世凯率兵平息政变,再次立功。次年,袁世凯被李鸿章保荐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朝鲜事件的结果,是袁世凯在事实上主动改变了中国不干涉属国内部事务的传统,从而把李鸿章逐渐拖进朝鲜事务,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其要点是:双方如果得到朝鲜的要求出兵,事前应该先知照对方。此举为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李鸿章无奈地看着日本的崛起。他认识到,只有不断加强对朝鲜的控制,才能抵抗日本的进攻态势。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袁世凯的进一步被重用。

  甲午战争爆发时,袁世凯化装从朝鲜逃回北京。侥幸拣得性命后,他在第二年遇上了朝廷欲图雄起的时机。一方面,他上书朝廷提出练兵,另一方面,他结交疆臣权贵如刘坤一、张之洞、荣禄等。几番活动,袁世凯得以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

  生死对决那几天

  历史机遇的存在,只有对袁世凯这样善于应变的人物才有意义。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认定,维新派一方可能是一个政治机会,加上他本人的确也算是锐意进取的新派人物,所以,他保持了和康梁的密切接触,并且也提出过变法的主张。直到1898年9月18日,袁世凯才不得不面对帝党与后党、维新派和保守派的生死对决。

  处于危急关头的光绪,给康梁下了一道密诏,望维新派“速密筹设法相救”。维新派捧诏痛哭,求救于袁世凯。当天深夜,谭嗣同到华法寺袁的寓所与他商谈,请他救圣上,“围园劫后”。袁表示竭死力以补救,并怒目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9月20日当天,袁世凯在假惺惺地向光绪请训后,借口弹药不足和要更选将官,匆匆赶回天津向荣禄(直隶总督)告密。而作为慈禧的亲信,荣禄则连夜进京面禀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随后维新派被捕杀。

  对于袁世凯的告密,目前争议颇多。主要的证据是,首先,9月21日早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并没有下令捉拿谭嗣同,连康有为的罪名也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且在第二天慈禧开始新的训政后,连停止新政的谕旨都没有发布。直到第三天,慈禧太后才大肆捕杀维新派。估计此时,她才得知维新派要罢黜太后的密谋。可见政变当日慈禧并没有得到荣禄的禀报。

  其次,荣禄不可能连夜乘火车赶回北京。袁世凯自述到天津时“日已落”。等他告密到荣禄那里,荣禄再返回北京告密,时间上已来不及了。因为当时京津间火车由于技术限制,在夜晚不能通行。如果荣禄深夜赶回北京,后党方面做好一切准备,接着次日凌晨就发动政变,显然时间上不允许。可见,戊戌政变并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是他的告密促使后来慈禧加重了对维新派的惩罚却是无疑的。

  慈禧差点也要了袁世凯的头。正是荣禄极力保他,才使得袁世凯得以幸免。荣禄说,别人说袁世凯首鼠两端,我看他不是。他是我的人。袁世凯由此转危为安,成为后党的骨干,并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这是因为袁世凯在得知北京发生政变后,在天津向荣禄痛哭流涕地表达了忠心,和盘托出了维新派的密谋,才由此得到荣禄的信任。
不过,社会上依然流传着这样的童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随后镇压义和团和妥善应对八国联军侵华,使得袁世凯得到了清廷上层的完全信任。1901年11月李鸿章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荣禄等也极力推荐。于是,慈禧提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封太子少保。

  1898年~1900年的机遇对袁世凯而言,是创造历史的第一次机遇。但是,袁世凯最终没有采取激进的行动,主要原因是他观察到清政府的气数并没有耗尽,慈禧当政的气势,仍然压制着任何图谋不轨的野心家。而且,就袁世凯而言,毕竟羽翼未丰,生性狡猾的他只能选择和强势一方的合作。

归隐的渔夫迟迟不剪辫子

  1908年,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监国,有意除掉身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袁得密报,惊恐万状,遂以“足疾”为由,辞官归隐,躲进河南安阳北门外的洹上村别墅。为掩人耳目,袁世凯让人拍了几幅题为《烟蓑雨笠——渔舟图》的照片,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东方杂志》上。袁世凯垂钓的模样使人觉得这位不到50岁的枭雄,真的要归隐了。然而,袁世凯在一系列归隐的诗中表达了自己的雄心。比如“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实际上,袁世凯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可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迫使清政府急令冯国璋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冯国璋南下途中,先到河南彰德秘会主子袁世凯,请示主意。袁世凯授之以“慢慢走,等着瞧”的秘诀。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言。清廷迫于形势,只好在辛亥革命后第四天重新起用袁世凯,先后任命其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使袁世凯重新掌握了军政大权。

  于是,袁世凯得到了可以创造历史的第二次机会。

  但是,袁世凯表示革命的行动,却是在一番激烈的交易中逐渐明确的。他要等到有了十分的把握,才采取了最终的行动。剪掉辫子是当时表示革命的标志性行为。而袁世凯剪辫子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说是1912年2月12日,即隆裕太后颁布清帝退位诏的当天晚上。此说不符合袁世凯当时的心迹。如果没有得到当临时大总统的承诺和法律上的地位,袁世凯是不会轻易剪掉辫子的。

  于是,另一说可能成立:有学者据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致《泰晤士报》代理外事主任布拉姆的信,确定: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在外务部大楼,由蔡廷斡为其剪掉辫子。另据莫里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说:1912年2月14日,袁世凯还不肯剪辫子。尽管当天孙中山正式辞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并举荐袁世凯任总统,但是直到次日,南京参议院才选举通过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电袁世凯,说“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袁世凯又观察了一日,终于下决心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这确实符合袁世凯老奸巨猾的性格。

  即使从后来他一再不愿意去南京就职,并且制造“兵变”以拖延去南京就职的情况来看,袁世凯在那些与革命党人纠缠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警惕。袁世凯剪掉辫子后的第20天,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不久,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窃国”成功了。

  “他坑了我”

  袁世凯临终前,大呼“他坑了我”。关于“他”指的是谁,只有“洪宪皇帝”自己知道了。

  不过,袁世凯要做皇帝,的确是他对时局的判断上出了严重的差错。不管“他”是谁,他自己都是那场闹剧首先应该负责任的人。

  袁大总统要高升一步,推动他的倒是有几股外在的力量。一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因为想做皇储。二是他的癞蛤蟆转世的迷信,或者他的老婆巨莽缠身的隐喻,都造成其坚信做皇帝是顺从天意。三是日本人要搞《二十一条》。四是他授意亲信杨度纠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筹安会”,鼓吹恢复帝制。杨度等被称为“筹安会六君子”。他们的联合推动,使袁世凯丧失了对民意的准确判断。

  袁世凯在1915年~1916年间,面临着打造中国宪政体制的历史机遇,但是,他被自己做皇帝的美梦迷惑,导致其君主立宪的意义没有凸现出来,而做皇帝的意愿则被理解为“复辟”。刚刚推翻帝制的国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还有什么可以在宪法之内行动的皇帝。

  至于通过卖国以获取帝位之说,近年已经有学者查到袁世凯逐条反驳日本条件的证据。而在《二十一条》的最后,袁世凯是这样批示的:“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从年少时进驻朝鲜,到《二十一条》的谈判,袁世凯本人对日本人并没有好感,而且是处处防备。他在欧洲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曾寄希望于“西人掣制日本”的以夷制夷之策,但最终无法实现。

  是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在1911年的对决中,中国历史的自然进程已经给出了合适的答案,即哪怕在一个民智未开的国度,通过革命,仍然可以超越历史的应有阶段。尽管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还无法理解什么是共和体制,但是,只要君主被推翻,不管以任何方式再恢复君主的称号,都已经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共识。袁世凯自己的北洋将军们都反对他当皇帝,何况普通百姓了。

  袁世凯这第三次的历史机遇,是要在中国确立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但是,由于袁世凯本人在思想上和知识上的缺陷,致使他本人不仅无法理解共和体制,而且也无法理解真正的立宪君主体制。因此他错过了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或者杰斐逊的历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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