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际媒体争相谈论中国人口的性比例失调问题。几乎所有的大媒体都在重复一个问题：中国将有3,000－4,000万男子无法娶妻。
这轮波浪是由《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一则报导引起的。该报导称，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已由上世纪1990年的100名女性对111名男性，扩大为100名女性对119名男性，而国际间确认的正常比例应为100名女性对102至107名男性。而这一男多女少的局面将会持续下去。
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基本一致，一般在102－107的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出生数为102个－107个，人口学家将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由于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这样到婚龄期时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
其实，《中国日报》公布的资料就是前几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得到的资料。可以说，人口性比例失调于中国人来说，并非新闻，而是“常识”。除了中国生育文化偏爱男孩这一传统习俗之外，限制家庭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这一生育偏好。一个大家不愿意说破的事实是：中国人口性比例失调，完全是中国人在生育时的性别定向选择所致。
中国人通过何种方式选择后代的性别呢？非常简单，利用B超这一现代科技手段。自从中国政府将计划生育做为国策以来，除了少数受教育程度高的大城市市民不在意后代的性别之外，一心想生男孩的家庭早就通过B超“选择生育”。想生男孩的家庭，一旦B超检测出胎儿是女婴，就想方设法流产，以将出生权利留给未来的儿子――因为中国生儿育女需要政府发“准生证”，一个城市家庭只能生一个，否则违法，要受惩罚。
一项全国统计表明，中国定向选择生育倾向非常强烈：2000年生一胎的性别比为107.1，生两胎的性别比为151.9，生三胎的性别比达159.4。据计生部门估计，在中国每诞生一个新生命，就有2.5个婴儿被堕胎。每年至少有30,000胎儿因为是女婴而被流产。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越高的人口群体，出生婴儿性别比越高。这一事实背后的潜台词是：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权力、金钱与生物学技术做了交换。
在一些文化与经济落后的省份，这种选择生育的倾向更加明显。海南省是中国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35.64:100。该省的一项统计表明，生一胎的男女婴性别比为118.3，生两胎的为119.4，生三胎的则高达233.3。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最能说明权力与金钱在选择生育中所起作用的是如下调查结果：在海南，“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海南省这项调查正好证明了中国人不愿意说破的一项事实：在性别选择生育这一社会现象背后，金钱与权力利用了生物学技术。
这种基于胎儿性别而终止妊娠是导致中国人口性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由于这种现象日益普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呼吁将选择性别的堕胎行为列为刑事犯罪。该委员会官员宣称“选择性别的堕胎行为是一种犯罪”，但政府现在只能对这种堕胎行为进行罚款或吊销医生的行医执照。不过，国家计生委这一呼吁却未得到立法部门的回应。6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删除了《刑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选择性别堕胎的条款，理由是这条法律在现实中无法执行。这项条款原本规定，违法人员最高将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重男轻女的印度与中国的情况类似，经济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这种性别选择生育的倾向越强烈。印度政府早在1994年就通过了《出生前诊断技术的滥用和预防措施》法案，严禁滥用性别检测技术，凡是寻求胎儿性别检测的人都有可能面临3年监禁，提供帮助的医生将被吊销执照。2003年12月又颁布《禁止性别检测法案》，内容与1994年法案一样。不久前，一位名叫阿尼尔•萨布哈尼的医生及其助手因用超声波为孕妇确定胎儿性别而被判刑2年。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有关性别选择堕胎的法律不仅不应该废止，还应该加强。否则这种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将会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这轮波浪是由《中国日报》（China Daily）的一则报导引起的。该报导称，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已由上世纪1990年的100名女性对111名男性，扩大为100名女性对119名男性，而国际间确认的正常比例应为100名女性对102至107名男性。而这一男多女少的局面将会持续下去。
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基本一致，一般在102－107的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时，男婴出生数为102个－107个，人口学家将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由于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这样到婚龄期时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
其实，《中国日报》公布的资料就是前几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得到的资料。可以说，人口性比例失调于中国人来说，并非新闻，而是“常识”。除了中国生育文化偏爱男孩这一传统习俗之外，限制家庭规模的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这一生育偏好。一个大家不愿意说破的事实是：中国人口性比例失调，完全是中国人在生育时的性别定向选择所致。
中国人通过何种方式选择后代的性别呢？非常简单，利用B超这一现代科技手段。自从中国政府将计划生育做为国策以来，除了少数受教育程度高的大城市市民不在意后代的性别之外，一心想生男孩的家庭早就通过B超“选择生育”。想生男孩的家庭，一旦B超检测出胎儿是女婴，就想方设法流产，以将出生权利留给未来的儿子――因为中国生儿育女需要政府发“准生证”，一个城市家庭只能生一个，否则违法，要受惩罚。
一项全国统计表明，中国定向选择生育倾向非常强烈：2000年生一胎的性别比为107.1，生两胎的性别比为151.9，生三胎的性别比达159.4。据计生部门估计，在中国每诞生一个新生命，就有2.5个婴儿被堕胎。每年至少有30,000胎儿因为是女婴而被流产。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越高的人口群体，出生婴儿性别比越高。这一事实背后的潜台词是：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权力、金钱与生物学技术做了交换。
在一些文化与经济落后的省份，这种选择生育的倾向更加明显。海南省是中国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35.64:100。该省的一项统计表明，生一胎的男女婴性别比为118.3，生两胎的为119.4，生三胎的则高达233.3。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最能说明权力与金钱在选择生育中所起作用的是如下调查结果：在海南，“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
海南省这项调查正好证明了中国人不愿意说破的一项事实：在性别选择生育这一社会现象背后，金钱与权力利用了生物学技术。
这种基于胎儿性别而终止妊娠是导致中国人口性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由于这种现象日益普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呼吁将选择性别的堕胎行为列为刑事犯罪。该委员会官员宣称“选择性别的堕胎行为是一种犯罪”，但政府现在只能对这种堕胎行为进行罚款或吊销医生的行医执照。不过，国家计生委这一呼吁却未得到立法部门的回应。6月下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删除了《刑法修正案草案》中有关选择性别堕胎的条款，理由是这条法律在现实中无法执行。这项条款原本规定，违法人员最高将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重男轻女的印度与中国的情况类似，经济与社会地位越高的人，这种性别选择生育的倾向越强烈。印度政府早在1994年就通过了《出生前诊断技术的滥用和预防措施》法案，严禁滥用性别检测技术，凡是寻求胎儿性别检测的人都有可能面临3年监禁，提供帮助的医生将被吊销执照。2003年12月又颁布《禁止性别检测法案》，内容与1994年法案一样。不久前，一位名叫阿尼尔•萨布哈尼的医生及其助手因用超声波为孕妇确定胎儿性别而被判刑2年。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有关性别选择堕胎的法律不仅不应该废止，还应该加强。否则这种性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将会使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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