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4)

 （4） 祸从天降

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我心里一惊！

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那间小办公室是学校党支部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商讨机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课教师从来没有涉过足，为何叫我到那里去？

急速闪出的第二个念头是：什么“同志找”？学校领导亲自来传唤，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个外调干部。［注８］

领导的传唤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办公室，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看见一位黄黑色国字型脸膛、脸上有两块小巴痕的中年干部。我站在门口，他用严厉的目光审视我，语调生硬地问“你就是陈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几乎失去知觉。那年头，普通老百姓夹紧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惹是非……这个干部通过领导而来，态度如此蛮横，凶多吉少，看来，“是非”想躲也躲不脱地降临到头上了……

不容思索，要尽量表现出“服从”和“老实”，根本没有考虑问他是“什么事？”“到哪儿去？”

我定了定神，稳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转身朝外走，他跟在后面，像押送犯人一样。

走出校门，他在我身后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不知道。”我小声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后传来恶狠狠的声音。

我的脑袋又“嗡”的一声炸开了。当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办的事，谁都不愿跨进那座衙门。——我到底惹了什么祸，犯了什么法，要押送我到那个鬼见愁的地方去？

真是祸从天降！

虽然害怕，惊恐，但理智还是令我作出了瞬间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会底层以来，从没有做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也没有与别人议论过毛主席，总不能无罪抓我……有了这一念，才稍微平静一点，用平稳的步子走进了左家垅派出所。

公安把我领到一间坐了五条汉子的房间里，令我坐在他们对面一张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来。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圆弧围着我，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我颤颤兢兢，如坐针毡。

天气有些燠热，坐在中间那位胖子穿着球背心，上面印了“长沙市九中”字样。他摇着一把大蒲扇（那年头没有电扇、空调），大喇喇的派头，显示出他是这里的“头”，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着我，严肃而又坚定地说：

“今天叫你来，不是没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向政府交代问题。”

硬邦邦的当头棒喝！发话的人是一位操生杀大权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杀大权的“人民政府”；他用无可质疑的语气肯定你“有问题”，证明他已经抓到了你的“辫子”（证据）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这么大的祸！此时此刻，必须冷静下来，竭尽全力认真对待。“天”已经塌下来了，初始阶段的惊恐过去，反而平静了一些。

首先，我必须端正态度，俯首贴耳、老实恭顺、声音低八度。经过瞬间回忆，我确实想不起哪个地方出了纰漏。

公安首长的问话，是必须回答的。

但我确实想不起应该交代什么问题，不能回答“是”，只好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知道了”。

……

就这样，我落入了长沙公安的罗网。

从上面的细节敍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当年公安的权力是何等巨大，他们是何等专横、霸道！人民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小鸡遇了老鹰，老鼠见了猫，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的掌控。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审问中，公安总是强调我“有问题”；我则耐心地反复申述自己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没干坏事。几个回合下来，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实”、“不坦白交代”的同时，大约也看出我的态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顽抗，便改变策略，按他们的审讯程式，开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学和熟人。

这个好办，反正没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诉他们就是。于是，我一个一个报名字，他们一个一个作记录：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家庭出身，个人简历……在审讯中，我发现公安对两个人比较感兴趣，一个是我的同学Z君，一个是W姑娘。［注9］反反复复审问这两个人，于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这件事而来！

（5）“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湘江流经长沙，把城市劈为两半，河东为主城区，河西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为风景文化区。

我在河东小学代课时，认识了同是代课教师的W姑娘。当年她18岁，肌肤白皙，身材窈窕，聪明能干，很有个性，但不是那种一见就令人倾心的佳丽。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在昆明劳改。因家庭问题，初中毕业考高中，学校便不予录取了，只好代课谋生。她也爱好文学，常常与我交换书籍，交流读书心得。我到河西代课后，因交通（当年大桥还没修，用小火轮摆渡）、通讯（没电话，靠邮传）不便，往来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学Z君，高中毕业时患肺结核没有参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见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落榜，便失去了参加高考的信心，在河东某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当教师。Z君“生平无大志，只愿小安康”。他酷爱旧体诗词和毛主席诗词，常常与我切磋琢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时政，也不喜欢叽叽喳喳议论社会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这次审讯前不久的一次会面，Z君曾小声透露一句：“W姑娘与几位青年来往密切，可能在搞组织。”

我听了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既没有追问“哪些人？”“搞什么组织？”因缺乏经验，也没有说应该回避，疏远他们。反正当时听了就听了，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反感，像春风吹马耳一样，过后便忘记了。

从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可以看出，当年我确实没有一丝半毫反党思想。尽管家庭经历“土改”没收，父亲划右，自己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但我仍然毫无怨言，内心还是拥护共产党，拜服毛主席的。从1949年开始，受党十多年“教育”，“共产党、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天天响在耳边，深入脑髓。读小学五年级时，发现父母“思想改造”带回的一堆书籍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囫囵吞枣地读完后，感觉共产党、毛主席真伟大，钦佩得五体投地。我还记住了作者“胡乔木”这个名字。

当年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一个这样伟大的国家，帝国主义不敢欺侮我们了。现在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搞建设，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万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大家齐心合力国家肯定会建设好，国家建设好了，家庭和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我（崇）拜服（从）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恍然大悟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公安发现了W姑娘和那几位青年“搞组织”的蛛丝马迹，包括Z君在内，甚至认为我也可能参加了。

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性命攸关！

当年，“反革命”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头号罪行，人们最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沾边。“知情不报”也“有罪”，当局要求每一个老百姓听到“反动言论”，发现“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时报告，否则，就犯了隐瞒包庇罪。

想到这里，我心里着急起来。如果Z君不讲那句话给我听，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审讯时，态度就会坚定一些，但偏偏听到了那句话。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备而来，心里就虚了半截。

父亲划为右派后曾告诫我：跟共产党打交道，绝对不能讲半句假话，共产党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现场，讲假话被戳穿后，罪加一等。

心中有“数”之后，父亲的教导立马响起在耳边。那时候年轻，缺乏经验，素来不喜欢撒谎的我，哪里是几位破案经验丰富的公安的对手？在目光犀利的穷追紧问之下，隐瞒不住，终于败下阵来，只好用低头认罪的态度供认：

“前不久，我听Z君说，W姑娘和几位青年，可能在搞组织。”

几位公安听到这句话，大为振奋。胖子得势不饶人地说：

“是吧，我说你有问题，你不承认，企图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没问题。现在怎么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满面羞惭，哑口无言。

抓到突破口之后，公安乘胜追击，重点问话是：

“你参没参加？”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参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没有？”……

这些问题都依据事实一一回答之后，威胁、恐吓的话，像连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来：

“你说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听到有人搞组织，不向政府检举揭发？”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不但不检举，我们来找你，还继续隐瞒，与我们兜圈子，和政府对抗。”

“放着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里钻（长沙方言，意为‘往绝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问题，负隅顽抗，不见棺材不流泪。”

“知情不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知情不报，该当何罪？你自己说说。”

“就凭这一条，判几年，你没得话说。”

……

当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Z书记到底是谁？”“Z书记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头头？”“Z书记是什么书记？”“Z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内容是什么？”时……回答就比较难了。一来，我不知W姑娘新结识的几位青年中，有没有人姓Z？二来，“Z书记”“作总结报告”时，我不在现场，没听到；三来，“Z书记”如果是我的同学Z君，作“过多解释”反而有包庇之嫌。问来问去，最后，我说了一句：

“这些问题，你们今后都会清楚的。”

胖子听了这句话很高兴，立即逼问：

“那么，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公安已经做好一个“套”，逼迫你往里面钻。他们不说要你做什么，而是要你自己说出来。

“……”我低头沉默不语。

“怎么，哑了？”见我好一阵没吭声，胖子问道。

明明是要我当特务（线人），出卖朋友，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事。几次犹犹豫豫，在紧紧催逼之下，无法回避，只好低声说：

“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

“对啦！”胖子的目的达到了，表扬道，“这样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我们找你之前，对你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看来还不是那种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虽不好，但愿意选择走正道，表现还可以。不过，也非常危险，如不加强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会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谈话，是挽救你，把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刚才你的表态很好，愿意跟党和政府合作，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你要端正态度，积极行动，立功赎罪。”

说完，胖子站起来把手一挥，出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位胖子的官还真不小——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一科（政治保卫科，简称“政保科”）科长，是这个城市“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专职最高指挥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说：“明天礼拜天，你打算怎么办？”

“过河去会一会W姑娘。”

“很好，与政府站在一边没错的，抓紧办吧。”L公安交代，每次与对象见面后，当晚就要写出汇报材料，用平信邮寄给他，他将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走出左家垅派出所的大门，方知天色已晚。一阵凉风吹来，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无一根干纱。

回到家里，父亲问我到哪里去了，源源本本如实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说：“W姑娘太岂有此理了，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还会让你们几个毛头小鬼占了便宜？几条小泥鳅，也想掀大浪！让他们坐几年牢，受一点教训也好，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你只能跟他们干，而且，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机密，否则劳教劳改，死路一条。”——我在兄妹中最会读书，父亲不愿意看到他最疼爱的儿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党和政府走。

实际上，公安是满有把握的，在这节骨眼上，不跟党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条。没有干与不干的选择余地，摊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干也得干。

后来接触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诉我：“我们办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环节，由内线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破案。这个方法是史达林发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待续)


［注8］： 共产党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个人的历史搞得一清二楚。如发现疑点，就不惜一切代价调查访问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个年代外调干部特别多。经常有人突然来访，问些陈年旧事。被访问者一定要老老实实尽一己之所知，向党和盘托出。如有隐瞒，轻则受责，重则判刑劳教劳改，甚至有人为此丢了脑袋。

［注9］：1949年共产党来到后，人与人之间无论男女都互称“同志”，但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同”过“志”；当年又忌讳称“先生”、“小姐”，因为那是属于“旧社会”“资产阶级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称男性，借用“姑娘”称年轻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