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 谁能笑到最后？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两个国家的人口约占当今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同时，一个时期以来，这两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也属上乘。中国自从一九七八年以来，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于百分之九；印度启动改革的时间比中国要晚一些，但是自一九九二年辛格政府推行改革以来，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年均速度也高达百分之七以上。与过去十年间世界经济百分之四点五的平均增长速度相比，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百分之三点六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相比，两个国家的强劲发展势头，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虽然中印两国仍然是不发达国家，他们的人均国民收入至今仍然在世界排名表上敬陪末座，但是，他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强大态势，尤其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已经给世界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少人认为，这两个国家如果能够维持目前的增长态势，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亚洲世纪。

由于中国和印度是邻国，他们的发展水平多多少少也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一方面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要对这两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前景作些比较，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能感受到相互竞争的压力。

本来，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相当。但是，一九七八年幵始的改革和幵放政策使得中国在过去二十年的第一轮赛跑中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当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大约是印度的两倍。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更是大大高于在印度的投资。中国在世界商品市场上的比重已经达到了百分五左右，是印度的六倍。

但是，中国在赛跑的第一圈领先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保持领先的地位。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虽然在制造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体方面，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印度在包括资讯产业和金融业等在内的服务业、在独立而且完备的法律制度建设等软体方面则大大领先中国。

尤其是那些构成经济发展的瓶颈和威胁社会政治稳定的社会矛盾，在中国要比在印度更为突出。环境污染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全部都集中在中国。如果按照将对环境问题包括在内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中国每年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好处无法弥补对环境的破坏。显然这样的增长是无法持续的。

从社会分配来看，贫富收入悬殊的问题在中国也更加突出。以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十的家庭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中国只有百分之三点四，而印度则为百分之四点五。按照衡量收入差距的吉力指数来衡量，中国官方发表的指数为零点四六，而印度则为零点三五。不仅从居民收入差距绝对水平上看，中国要高于印度；而且从动态发展看，过去十多年来，印度在缓慢地改进，而中国则在急剧恶化。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比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从工业发展政策上看，中国比印度要更加幵放，尤其是对吸收外资、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中国的步子要快得多。正是这一点，带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这一点，印度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向中国学习，在吸收外资、幵放商品市场等方面进行多方面的改革。由于印度具有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可以预见，只要印度坚持这个改革的方向，印度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从社会政策和政治制度上看，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则远大于印度。印度的民主政体、独立的司法系统等已经确立，印度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则是上个世纪才发生的事。但是，民主制度在印度已经经受了考验，并且扎下了根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使自然灾害频繁的印度得以避免发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以千万计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历史惨剧，也避免了导致全民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千古笑柄。过去十年，印度的高速经济发展又粉碎了民主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梦呓。

从短期看或者从一个一个的具体专案看，一个民主的政体和严格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似乎会妨害某些建设专案的进展。例如，要在印度建设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会牵涉到一家一户的艰苦谈判，征地和拆迁的成本也会比中国搞出许多。但是，少数官员借此中饱私囊、千万居民无处伸冤的可能性也比一个极权国家要小许多。因此，由此产生的社会大规模动荡以至全面崩溃的可能性也要小许多。

总之，印度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障碍是技术性的，虽然也牵涉到各方面利益的调整，但是总体而言是可以通过调整政策来解决的；而中国保持高速增长的障碍是根本制度性的，比起单纯政策性调整而言，要困难得多。而且，时间拖得越久，积累的问题就越多，解决起来就越困难，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阻碍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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