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北大竞选时

 听人说起毕业20周年聚会,心中一惊:都20多年过去了!感慨之余,也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活。

中国77,78级大学生是非常特殊的一群,前无先例,后不再有。他们来自积攒了10年的考生,几十人里挑一,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经历丰富的老三届和其后的‘文革中学生’。那时文革的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刚从禁锢中解脱的人们活动着还麻木的头脑,憧憬着美妙的前景,还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少自由。而新上台的统治者们也还没打定主意给老百姓多少自由。

就在那充满希望的躁动中,北京大学77、78还有79级的学生上演了一出自由竞选的大戏,一时红红火火热闹非常,在他们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演奏出一个高潮。二十年后再回头看去,更觉的那是最能代表当时北大学生精神状态的一幕。可惜,官方的北大史是不愿意纪录那一页的。

1980年的自由竞选,选的什么呢?海甸区的人民代表,按人口分给北大学生2个名额,教职工3个名额。这大概是最低一级的人民代表,不足挂齿,但充满了政治热情和敏感的北大学生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夏申、房致远、王军涛最先宣布出来竞选,贴出〖竞选宣言〗,就在来来往往人最多的地方,小商店附近和学四食堂(现在已经拆了)。学四食堂俗称‘大饭厅’,是当时北大最能装人的地方,能塞几千人,不像办公楼礼堂,才几百个座位。所以冬天开个大会看个电影都在大饭厅。饭厅的一头是一溜卖饭的窗口,另一头是个舞台。饭厅里空荡荡,连桌椅板凳都没有,吃饭都得站着,不少学生买了饭端回宿舍吃。开会看电影时一人一个小马扎,我们一入学一人发了一个。

在学四食堂吃饭的少说也有七、八个系的学生,人来人往的最多,所以竞选人就趁着吃饭的时候作宣传,在舞台上摆个桌子,放上麦克风,三两个帮忙的一嚷嚷,吃饭的学生就围过去了,等人够多了,竞选人就开讲。第一个这么干的好像是夏申(经济系的)。夏申的名字立刻传遍北大,头一个跳出来竞选,这就是新闻人物。接着是房致远。有了两个就有了比较,房致远似乎更诚恳,或叫老实,干脆说不够老练。一回答提问,竞选人的水平就显出来了。比方说当时刚刚抓判了魏京生,这当然是个必问的问题。只要讲理的人就看的出来,判魏京生十几年徒刑的理由(出卖军事情报)根本站不住脚,纯粹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站起来反对共产党的专制。可是竞选人在台上怎么说呀?回避?必遭选民抛弃。说判错了?那可就是跟党对着干了。是党员的就要考虑党票保的住保不住。而且说判错了,选民也不喝采,因为那是谁都知道的事,你得说出更高的见解,让人佩服才行。其它的尖锐问题还多着呢,像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哪个更好更民主,言外之意是中国该走哪条路,还有共产党这几十年到底干的怎么样,言外之意是还要不要拥护共产党。这些问题怎么回答?说多数选民爱听的?那可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如何避免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论’,又能让选民爱听,是很要点水平的。房致远就是诚恳十足,水平欠佳。选民一提问,他就顺着走了,实话实说,骂开共产党了。而且就算骂共产党,选民也不一定买你的帐,因为不少人背地里也骂。你必须骂的更有水平才行。

紧接着房致远的是王军涛,当时已经是名人,上过报纸,是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的英雄。据说‘扬眉剑出鞘’那首名诗就是他写的,还为此蹲过监狱。王军涛既是名人,又能考入北大,肯定是绝顶聪明。可光凭这个就想折服选民,那是别想。那会儿的北大学生可不是如今的追星族,是个名人就佩服。77、78年能考上大学又是北大,谈何容易,哪个没有点自负?所以面对名人先要挑剔一番,尤其是比自己年轻的名人,更挑剔的厉害,其中暗含了几分嫉妒。王军涛当时仅22岁,已是团中央候补委员,自然更容易让人嫉妒。比如我自己,一听王军涛仨字,心里就想:太狂!立即决定抵制,他的答辩会不听!从王军涛起,答辩会一般都在办公楼礼堂。那天,不足一千座位的礼堂挤进去据说有一千五百人,盛况空前。我们班的小尤跑去听了,去之前是将信将疑,去之后则对王军涛佩服的五体投地。我没去听,所以没机会改变对王军涛的成见。接着他又贴出大字报,一贴一大片,还之一之二之三的隔两天一换。确切题目记不清了,大意是‘论毛泽东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立即又呲之以鼻:哗众取宠,标新立异!连看都不看。王军涛的论点在当时确实一鸣惊人,马上引起激烈争论,但也让我这种僵化的人反感: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是好是坏单说着,非说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纯粹是故弄玄虚,想引人注目而已。当时我认为一个22岁的人张口就敢点评毛泽东,实在太狂。思想领先时代但不够老到的王军涛就这样丢了一些选票。(我对王军涛的成见是在1989年天安门惨案之后才消除。他面对被捕入狱,平静又坦然,实在是男子汉一个。)

北大学生会主席张炜稍晚一点(11月10日)宣布参加竞选。这有点让人意外。以他的身份,将来官运亨通已经有了保障,没必要来争小小的海甸区人大代表。而且竞选有点‘不合规矩’,弄不好反而会影响他的仕途。再一个,他的身份对他竞选也只能是帮倒忙。他的学生会主席是上边指定的,这种‘官方 ’‘正统’的背景让多数选民本能的反感。但张炜确实有两下子,他的答辩会也是大告成功。不少人恶狠狠的用尖利的问题向他刺去,可他左一下右一下全给化解了,既没有大骂共产党也不显的保守僵化,回答常常出人意料的‘得体’,不时赢得掌声。有人评论他‘太油’,但更多的是‘有分寸’‘政治家’‘上下都能接受 ’。也有气极了的干脆问:‘张炜请回答:你和泥鳅有什么区别?’‘你是官方代表,学贼,你没有资格参加竞选’。但说出这种话就已经表明败给了张炜。张炜的才华虽然让我佩服,但还没有佩服到想投他的票。

最成功的竞选人胡平那时是研究生。但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拿研究生太当回事。不过胡平答辩演讲会的广告也写的太狂了。其中有句话好像是‘你只要一听胡平的讲演,就会对社会哲学有一个全新的概念’!北大学生哪个没有自己的一套?听什么人一讲就全改了?谁那么狂啊?我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想领教一下胡平到底有多大本事。那天(11月17日)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办公楼礼堂,但楼下已经满了,刚上楼坐下一会儿,楼上也满了。再来的就抢占走道和一切空地。很快,坐着的就变成了小块的盆地,因为四周挤满了站着的‘高山’,据说外面还有好多人再也挤不进来了。

胡平讲演的主题是‘论言论自由’,并不吸引人,不够解气,有点无关痛痒,似乎没有抓住社会制度这个根本问题。但胡平一开讲,挤的满满的人声鼎沸的礼堂就没人敢动没人敢出声了。胡平人并不起眼,属瘦小型的。但他的逻辑力量太厉害了,没一会儿,我原来心里挑毛病的挑战情绪就一扫而光。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但有几个论点却从此刻进了我的脑袋。今天再看没什么了不起,可当时的我却是前所未闻。

第一个论点:言论自由就是讲反对话的自由。所谓的反对话说白了就是‘反动言论’、‘错误言论’。那之前,我从没怀疑过流行的观念:错误和反动言论是不能任其自由发表的,那叫 ‘放毒’,必须禁止,放毒者也要严惩。可听胡平一讲有点恍然大悟:哪怕在最专制的社会里,讲顺从话的自由从来就没缺过。比如大清朝,老百姓一直享有高呼 ‘皇帝万岁万万岁’的自由。所以说,‘言论自由’若还有点意义,那就仅仅在于讲统治者不愿意听的话的自由。

#p#第二个论点:目前言论不自由的罪责不全在专制者,广大人民群众也有份。这乍一听简直是弄颠倒了。明明是专制制度的过错,人民群众是受害者,怎么能把责任推给受害者呢?但胡平讲的确实有理:任何专制的统治者总是少数,他们所以能实行专制就在于多数人的认可。这种认可不必是支持,只要面对少数人的恶行保持沉默就足够了。胡平专门提到胡风,说1954年毛泽东以言论罪惩治了几个小小的‘反革命’,然后就有了从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一步步的走向深渊。每次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都是多数人以思想言论罪迫害少数人。

第三个论点:全国人大代表的推选有根本缺陷,比如有些劳模仅仅因为是劳模就当选人大代表。我过去以为人大代表的推选还说的过去,至少考虑的挺全面,比如考虑少数民族比例,女代表比例,各行各业的比例,哪都照顾到了。不少人大代表都是杰出人物,像劳模、名演员、名运动员。听胡平一讲:人大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宪法是这么说的),所以人大代表的首要条件是参与治国的能力。一个劳模在本职工作中有出色表现,但不一定有能力作称职的人大代表。奖励劳模可以用其它方式,但决不应当用人大代表的资格。

胡平的这几个观点今天看来太平常了,可当时的我却是闻所未闻,乍一听和我脑袋里的观念满拧,细一想则不能不承认:还真是那么回事!会场上的多数人大概和我差不多,所以胡平的讲演一结束,不光是掌声雷动,许多人干脆扯开嗓子欢呼,就像如今听流行音乐会的疯狂场面。接着的答辩更热闹。那时有的竞选人已开始互相攻击,为的是消减别人的选票,就和西方的竞选一样。胡平的大获全胜使有些人难以忍耐,正讲着呢就有条子传上去,胡平刚讲完,有人就迫不及待的站起来提问,有的干脆挤上了台抓住麦克风大喊,其中好像就有其他竞选人和其竞选班子的,这是他们最按捺不住的一次,争着发出自以为是有力的一击。胡平当时的回答似乎反击力不够,但已经完全站在胡平一边的大多数听众却让他们一败涂地。一位自称是经济系一部分选民代表的跑到台上,在麦克风面前慷慨激昂、挥拳顿足。但仅仅是挥拳顿足而已,因为连一丝声音都听不到了,全会场千百张嘴在大喊:‘滚下去!不许捣乱!……’。雷鸣之中扩音器就像蚊子声。当答辩会结束退场时我才注意到,墙上全是哈气凝成的水滴,又一条条的流下来。窗户全都大开,虽然已是冬天,要不那么多人挤在那么小的礼堂里早憋坏了。

竞选人还在一个接一个的往外跳,但已经不能吸引选民的注意了。例外的是张蔓菱,她一出来立即轰动。即是一位女士,所以她在政治、经济、社会改革之外还要谈谈女性。张女士指出,共产党一场接一场的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男人弄的不像男人(没了骨气没了男人气概),女人不像女人(又粗又野,张口就能骂人)。张蔓菱把这概况为‘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还提出口号,要恢复‘东方女性美’。她说的可是人品方面的内在美,像温柔、女人味、热爱家庭之类的,和相貌没什么关系。可中国男人毛病太大,精英的大学生们也一样。不少人开始嬉皮笑脸的谈论张蔓菱,本来对竞选并不关心的也一口一个张蔓菱。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她的‘竞选声明’,对张蔓菱的论点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光是津津乐道两句话:‘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和‘东方女性美’。张女士一开见面会和答辩会,立即爆满,不亚于胡平王军涛的号召力。但许多人只是想开开眼,看看张女士有多美:没有金钢钻敢揽瓷器活吗?自己不美敢口口声声的‘东方女性美’么?这些人脑袋里的‘东方女性美’就是东方美女的意思。

按说张蔓菱不难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眼睛挺大。可惜当时的张女士一点都不打扮。记得刚开学不久,我的一个同学在买饭排队时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位悄悄问我:你说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从穿着上看绝对是男的,一身工作服式的棉裤棉袄,头戴狗皮帽子,脚穿大头鞋。这一身不光是男式,还是整天野外干活卖苦力气的男人服装。可那位个子比一般男人都矮,脸更是女人像,体形在棉袄棉裤里看不出来,反正绝不够男人的健壮。经过一番观察我们断定那是个女的。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张蔓菱女士。她干嘛穿成个男的呢?还是个下层卖苦力气的?后来才知道,那并不是张女士标新立异,而是生活使然。她曾经插队,干勤杂工,被打成 ‘反革命’,经过许多男人都忍受不了的磨难。当然,到了竞选时,张女士已经穿上了女装,但绝没有任何精心打扮。当时的女人都不怎么打扮,除了上台演戏的,没人敢抹口红,描眉毛。

一是张蔓菱一点不打扮,二是许多人心中的‘东方女性美’怎么也得赛西施,比貂蝉,所以一见着张女士都大失所望。一天在42号宿舍楼吧,张蔓菱与选民见面。那是间活动室,挺大的屋子爆满,连门口都被站在椅子上的人堵死了,门外还有不少人走来走去的干着急。有一位搬来个桌子,硬推到门口,爬上去使劲把脑袋挤进了门框。可一会又退出脑袋,一边大叫着‘完了,完了’,一边爬下桌子。鼻子眼睛全挤到一块了,脸上的表情比吃了个苍蝇还难过:‘完了,完了!就是她呀!还东方女性美呢!大家快回去吧!别看了!美什么呀?长的太困难了!太困难了!’

张女士就这样面对着许多来看‘东方美女’的。有些人看一眼,一失望,走了。有的则打算为‘上当受骗’出口气,于是递条子提问题。比较客气的类似:‘请问,你自己够的上东方女性美吗’?不客气的就问:‘你是否想在选举中出嫁?你找到对象了吗?’‘你这雄化了的女人是否找到了一个雌化的男人’?把张女士都气哭了。当然,同情、支持甚至佩服张蔓菱的也大有人在,但多数人是不以为然,即使明白‘东方女性美’真正含义的也摇头:这和竞选有什么关系?干嘛提这鸡毛蒜皮的事?北大学生自以为应该放眼全球,关心政治经济头等大事。东方女性美?捣什么乱呀?

理科学生参加竞选的少,除了王军涛(技术物理系),物理系的于大海算一个,他是老实人,口才差点,但也曾让人小吃一惊。于大海一边竞选一边参加了北大的物理竞赛,拿了个二等奖。物理系学生个个了得,拿二等奖谈何容易,而且人家于大海是‘革命生产两不误’,因此让一些理科学生佩服。

跳出来竞选的学生最后达到二十多人。但后出来的若没有超人的才华(像胡平),特殊的身份(像张炜),特异的论点(像张蔓菱)就根本别想再吸引选民注意了。

理科学生的参与热情明显的差些,像我们地理系,也就是吃饭的时候捎带着看看大字报,大多都舍不得花一晚上时间去听答辩会。我们地貌班二十多人里听过答辩会的也就是五、六个人吧。但听了答辩会的总要传达竞选人的观点,于是旁人也有了机会发表评论。每次评论都会发展为争论或干脆吵架,从寝室吵到厕所再从厕所吵回寝室,吵到熄灯上了床,吵到有人强烈抗议才休战。

文科学生就不同了,竞选就是学习,而且是应用和检验自己那点学问的最好实验课,所以大都精神十足的投入。最积极的参选,次一等的组织班子帮别人竞选,再低一等的就到处批评人家的观点宣扬自己的,高兴了还写大字报发表。号称中立的就搞报道,抄写大字报,收集资料。最起码的也要看大字报,听答辩会。当时还一下子冒出了好几个学生刊物专门报道竞选活动,有哲学系的〖竞选动态〗,中文系的〖竞选短波〗,历史系的〖历史的一页〗,法律系的〖观察〗。

答辩会、与选民见面会越来越多,凡名声大的竞选人的答辩会非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去占座位。大字报早把小商店和学生食堂一带全帖满了,只好帖向学生宿舍楼。自从胡平的答辩会,言论彻底自由了。立论、反驳、提问、反问、辩论、评论,再没什么局限,从个人到学校到全国全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法律、宗教、哲学,……想说什么说什么,想问什么问什么,想辩什么辩什么。也有人反感,说这是选海甸区人民代表阿还是选国家主席啊?这可说到点儿上了,此时的学生早就不管什么人民代表了,要的就是一个自由言论的机会,把自己那点学问那点热情全掏出来。管它选的是什么呢,要的就是竞选过程。也有竞选人想‘务实’,提一提学生福利,还有北大和周边地区的环境建设一类的实际问题,但听众毫无兴趣。真照着选区代表那么务实,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至于北大的老师们,不少人也对学生竞选感兴趣。但经过了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老师们全长了心眼,只看不说。他们太清楚了:别看眼下闹的轰轰烈烈,什么都能说,说了好像也没事,那是上边还忍着呢,一旦想收拾你了,只是一句话的事。在竞选答辩会上也有老师到场,但只是旁听而已,决不加入。有学生通讯员向老师采访,让老师谈谈看法。但别管怎么问,老师们总是笑而不答,既不说反对,更不说拥护。学生实在问不出话来,转而问:‘您认为这些答辩的和提问的要放在1957年够的上右派吗?’一位老师这回张口了:‘全都是!全都是!’

至于北大校方呢,表现真不错,对学生竞选基本上是容忍,还提供教室、礼堂、扩音器材等条件。但北京市政府沉不住气了,专门发了个通知,其中有什么‘三条指示 ’,具体记不清了,基本意思是限制竞选不要‘过线’。但学生的反应是‘对着干’,还立即又跳出几位参加竞选,想借‘对着干’的情绪给自己‘加力’。北大校方并不认真贯彻‘三条指示’,只是传达了一下,也说过竞选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各类的大字报)要帖到指定地点。但指定地点太小了,哪帖的下呀。学生们不管那套,还是到处帖,校方也没采取什么限制措施。

竞选了一个月,终于到了12月3日的预选,从20多个竞选人里选出前三名进入正式选举。结果,胡平得票2812,王军涛2400,张炜1723,三人胜出。下边的是房致远(1615票),夏申(1071),扬百揆(933),张蔓菱(695)等。12月11日正式选举,胡平第一(3467票)。王军涛第二(2964票),张炜第三(2052票)。学生总数为5976,半数为2988,两个名额只选出了胡平一个,于是还要补选一次,在王、张之中再选一个。虽然十多名竞选人联合发出了〖呼吁〗,号召选民们为了民主选举的成功,请积极参与。但结果呢,王军涛2936票,差52票不能当选,张炜更惨,只得了1456票。两人相加是4392票,距总数差了1584票。就是说,有1584个学生或者没投票,或者投的废票。是他们不珍惜选票吗?恰恰相反,太珍惜了,所以决不凑合,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宁可把票废了。我那次就投的白票。这根本就不是选区人民代表,而是用选票表示对候选人佩服还是不佩服。不佩服就是不佩服,再选十次也是那样。王军涛也该自豪了,几乎有一半的学生佩服他。就连张蔓菱也挺了不起,有600多人佩服她。这可是77、78、79级的北大学生,哪个都自我感觉不错。能有600多个这样的人佩服,足以骄人啦。

这一转眼居然二十多年过去了。

几年前我又去了趟北大,一看今天的大学生怎么全是孩子呀,想想也是,多半才十几岁吗。他们在教授(我当年的同学)面前的唯唯诺诺更比当年的我们相形见‘嫩 ’。但他们也自有成熟的地方,不少腰里挎着BB机手机,除了上课就忙着打工、家教、饭局、生日派对。又使当年的我们相形见‘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拨的学生替换着,一年一年的就改变了模样。校园也是如此,大饭厅早已不见了,盖起了那么多新楼。可奇怪的是,那些新楼还没几年呢却显出了破烂像,比如地质系和地理系在的‘逸夫楼’,白色外墙已赃脏乎乎,楼道满是尘土,厕所堵塞发出恶臭。倒是那些看熟了的,不知多大年纪的老灰楼们看上去还和当年一个样。而当年的77、78级呢,曾经是豪情壮志,‘我们肩负着祖国的未来’,如今混的不错的是教授、研究员,大学系主任、副校长,科学院所长,政界有当到副部长的。但令人叹息的是,那些超级的才子,像胡平、王军涛、房致远、于大海等人却不被当局所容,如今流落海外。

更让人叹息的是,当年竞选时,许多人以为有了那个开头,一个全国范围真正民主的选举制度不会远了。今天一看,说不准还要再等几个二十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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