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刘德中

 刘德中，男，复旦大学外文系教师，1966年10月8日和妻子一起上吊自杀。他的妻子的名字未能查出。刘德中死亡时大约四十多岁。

复旦大学外文系在1966年以前，只有英语一个专业。在这个系里的老师，除了教英文专业的老师外，还有一部份教公共外语课，有英文、俄文等等。刘德中教英语专业课。除了英语，他还精通德文和俄文。他翻译出版过德文的《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等作品。他教过的一个学生说，刘德中精通数门外国语，而且讲课非常生动，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才华横溢，风度潇洒，而且人缘很好，因而是学校里受人尊敬的老师。

刘德中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父亲曾经是外交官，所以他在国外长大。

1966年6月文革群众运动开始，教师成为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到攻击。刘德中是出色的教师，加上他有那样的家庭背景，必在被攻击之列。只是现在我们不了解他受到过的迫害的细节，但是从其他人的遭遇，可以了解当时复旦校园的残暴气氛：

1966年8月8日上午，化学系教授赵丹若被化学系的学生“斗争”，戴高帽，罚跪，脸上涂黑，游街，并且被打。“斗争会”开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斗争会”结束后不久，赵丹若倒地气绝身亡。

复旦大学的数学教授苏步青等，被强迫在校园的地上像狗一样的爬，并且边爬边被打。目击者说，这些人在水泥地上爬了很久，他们的裤子在膝盖以下都磨烂了，爬完以后，长裤变成了短裤。

在外文系，也有教师被叫到学生宿舍里挨打。

在文革前，刘德中的妻子就在劳改农场劳动。不了解她的名字和“罪名”。她大概是被“劳动教养”，隔几个月可以回一次上海的家。1966年夏天，红卫兵开始大规模的暴力迫害。刘德中的妻子在劳改农场被剃了“阴阳头”，即把头发剃掉半边。她在10月初回家的时候，在里弄里又遭到“斗争”，受到人身侮辱和殴打。刘德中夫妇住在上海江苏路。

刘德中夫妇在家中上吊自杀。邻居见他们订的牛奶送来后放在门口没有拿进去，报告给警察。警察破门而入，发现他们已经死亡多时。

复旦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一名红卫兵领导人，也去过刘家自杀现场。他告诉同学说，他看到刘德中夫妇是面对面吊死的，用的是新买的白绳子。这对夫妇在自杀前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在他们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翻开的圣经，圣经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面的文字是用英文写的。

这个红卫兵头头已经是英文专业念了三年的学生，所以记住了纸条上的字句，并且告诉了其他同学。同学中的一人在三十多年后依然清楚记得：

"When an earthly refuge fails me, can I find a shelter in the love of the Christ?"

大地上已经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他们只有祈望在基督的爱中找到庇护。

去了自杀现场的学生还说，当时刘德中家有香味，一定是他们在自杀前，在家里洒了香水。他们曾经猜测这是不是基督教的自杀仪式的一部分。

实际上，基督教徒是不自杀的，当然也不会有什么自杀仪式。他们相信赋予生命的是神，能拿走生命的也只有神；他们顺从神的安排，不应该自杀。刘德中夫妇是被逼自杀的，是因为在这种漫长的看不到头的革命恐怖中，他们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换上了整齐的衣服，在房间里洒了香水，在文革把他们逼得无法可活的情况下，他们尽量有尊严地死去。

在刘德中夫妇自杀前，上海已经有一大批人自杀了。只是其中已经被报告的很少很少。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就是在刘德中夫妇自杀一个月以前自杀的。众多的自杀的原因和背景都一样，就是文革的恐怖和红卫兵的暴力。
　
复旦大学外文系在文革中被害死的并不只是刘德中，还有教授余楠秋及其妻子，公共外语教师张儒秀，外文系中共总支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吴敬澄，教授杨必。